农业产业化，是世界各国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的农业产业化同样具有这样的性质,这就决定了它的特殊意义和特殊途径。

一  特殊意义

目前，中国除了东部发达地区和一些大中城市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或工业化比较成熟外，广大中西部地区还没有或刚刚开始工业化，中国主要还是一个农业国。因而，农业产业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地位就特别重要。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农业产业化关系到中国十亿尚处于温饱和相对贫困状况的农民，要让他们致富和现代化。站在这一高度就可以发现，农业产业化与一般所说科技成果的产业化除了共同点外还有很大的区别。后者在当前中国的实施主要还是“官、产、学、（或研）”结合，而前者还必须增加极其重要的一环,那就是“农”，要把农民结合到农业产业化中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农业产业化的关键在于“官、产、学、农”的“农”上。这是因为，只有农民参加进来，农业产业化才会成功，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由农业产业化把农民结合起来，农业产业化才会对中国的现代化发挥其特殊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那就是农民致富、农民社会化和农民素质提高。

农业产业化是农民的致富之路。农民致富是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这一点已很多人谈到.而且己有实践证明。目前，在中国,一头是巨大的变化和充满风险的市场，另一头是弱小而分散的农民家庭，二者之间缺乏组织和纽带。农业产业化就是连接二者之间的桥梁。农业产业化，就是不必每一个农民都去直接面对市场，都去掌握高新的技术,都要投入巨额资金和先进设备，这些事项可由企业和科研机构去完成。这样,农民的生产活动就降低了风险，降低了难度和起点的高度。

更重要的是，农业产业化能够夯实农业的经济基础，从而为农村社会结构改革和农民素质提高提供物质和行为层面的保障。

农业产业化是农民社会化之路。1978年，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否定了脱离农业生产力水平乌托邦的人民公社之类的组织形式，把家庭这种与传统农业生产力相适应的组织形式还给农民，仅此就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但是面对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家庭这种形式就不适应了，它的负效应如规模小、起点低、难以抗击风险等就逐步暴露出来。农业产业化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使农民由这种一家一户相对的封闭中解放出来，投身于社会化的大生产中。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努力把农民组织起来。然而这次组织不同于50年代的合作化、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也不同于1949年前在解放区的类似运动,它在维持目前承包制的基础上进行,因而没有损害农民利益：它通过经济途径，按市场规律进行，例如各种各样的股份制,而不是强行推进的计划，这一点各地已经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它在政府的协调下,调动农民、企业家、科技人员三方面的积极性，而不只是农民自己。有了科技的推动,企业家的组织和导向，以及政府的协调，农民就被更深入更广泛地纳入社会之中；它是由农民、科技人员和企业由下而上自发的组织起来,是一种“自组织”，是在科技、需求和市场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政府只是起宏观调控和指导的作用，而不是由上而下通过行政命令，不是背离生产力的空想；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农民、科技人员和企业的责、权、利，通过合同、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而不是随意的或服从于长官意志，因而这是一次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自组织”。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必然深刻改造中国传统上以血缘和行政区划为基础的组织格局，由此必然带来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深刻变化，使之由传统向现代化过渡。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而城镇化不是整齐划一的规划、街道、商店和住房，更不是观念和口号，而是建立于实实在在的产业的基础之上。

农业产业化，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应该承认,中国农民所缺乏的主要是法治意识和科技意识,而农业产业化的一大功能就是提高农民的这两项意识。在农业产业化中,科研机构或个人、企业以及农民,这三方之间的关系以具有法律效果的合同来规定各方的责、权、利，明确风险承担、科技投入和环境保护等。这样,农民处处、时时、事事想到合同,按法律办事,就会逐步形成法治意识。在农业产业化中，农民自然而然地学习科技、依靠科技、应用科技，接受科技方法的训练和科学思想的熏陶，培育科学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经验将得到改造提升，而迷信和伪科学之类则将被揭去面纱，暴露于科学的光芒之下。由此可见,农民素质的提高从根本上说不是靠单纯的教育，更不是靠灌输，而是靠农业产业化。

致富、社会化与素质提高这三方面正相应于广义文化的三个层面，即物质、体制和精神三个层面，它们紧密结合,共同推进农民现代化。致富是物质基础,由此加强社会化的信心,加快其进程，信服和感受到法治和科技的力量。社会化是体制的改革，由此拓宽和缩短致富之路,培育法治和科技意识。素质提高是精神指导,由此明确致富和社会化的目标和方向。总之,农业产业化因其把农民结合进来而必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三项质疑

农业产业化在金融海啸袭来之际更具迫切性。

本来在十余年前就应该扎扎实实开始农业产业化，然而在全球化浪潮中，外向型经济再加上世界工厂，大量农民突然在一夜之间变身为农民工。不错，农民工因此而迅速致富，但是这样的致富是建立在对外商的依赖上而缺乏自主性。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农业并未因此而强大起来，甚至因为大量相对有知识的青壮年的流失而变得更加薄弱。

在农民工打工的日子里，他们既没有为城市接纳而成为城里人，又游离于自己的家乡邻里，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登，既离开了自己的阶层，又未能融入新的阶层。因而不仅没有社会化，而且带来了诸多新的社会问题，如留守家庭、子女就学、医疗保障，以及农民工的性生活等。还有带了工资在回家途中的一路追杀，电影“天下无贼”就描绘了这一场景。

无疑，在城市的打工生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民工的素质，如遵守规章制度和时间观念等，但由于从事的是作为微笑曲线低端的加工制造，基本上没有知识含量。实际上由于在各方面受到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已经在他们，继而在他们子女的身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笔者已在“全球化中的资本流和中国的民工潮”初步涉及上述问题，一旦与中国本应推进的农业产业化相比较，问题就进一步暴露出来。

金融危机提供了改弦更张的机会（请见“金融危机之‘危’与‘机’”）。是时候了。固然，农民工之路依然有其惯性，但在决策上应该坚决走出来，坚定不移地走农业产业化之路。

眼下还有几个情况值得思考。

其一，有些领导依然把农民工当作“蓄水池”。“蓄水池”的含义就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持这样的观念，上述弊病依旧，而农业产业化也只是一句空话。农民工不是蓄水池，农业产业化才是蓄水池。

其二，家电下乡。搅动了些许内需，解了一些家电企业的燃眉之急，却汲取了农民十分有限的资金。设想，如果农民将这些宝贵的资金用于创业，用于培训，则将如何？城市是要下乡。更为迫切的是科技下乡、医疗下乡，以及重中之重：政策下乡。

其三，“村官”。近日大学生竞聘村官成为热点，在某种意义上将村官作为大学生就业的一个出路。没错，“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可村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极小的一部分。为什么不看到更为广阔的部分，或者说，只看到极小部分的“官”呢？

现在农民工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乡，一方面，多年的打工生活已让他们意识到“打工没前途”，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而感到“回乡没意思”，他们的第二代更是如此。中国可能已经错过了农业产业化的最佳时机。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只要充分认识到农业产业化的意义。

那就是农业的腾飞和农村的改造，是农民奔小康和农村现代化，是整个产业结构的融合提升和东西部协调发展，从而大大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加快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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