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宗教改革与近代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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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乃基
十五至十七世纪在欧洲发生了三项重大事件，即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与近代科学的兴起。这三项运动极大地改变与加速了人类社会的进程，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于德国，很快蔓延到整个欧洲。宗教改革是在宗教外衣掩护下，矛头指向天主教会的思想独裁以及封建专制的社会与经济改革运动，在法国、英国、德国等处有不同的形式。
首先，宗教改革促使科学研究的主体一一人的发现。如果说，人文主义运动在于把上帝、神贬低到与自然、人同等的地位而迎来人和自然的发现,宗教改革则是抬高人的地位。宗教改革主张靠信仰而不要靠中间人即可获救,人人都可以与上帝直接对话,因而上帝并非不可企及,而是在每个人的心中。于是,人就获得了解放。宗教改革的领袖路德庄严地宣称:"我是一个人,这个头衔比一个君主还要高些。原因是,神并未创造君主,神唯有创造人,使得我成为一个人。"
其次,在路德的"信仰说"中强调,人们应当拒绝天主教神父的指导和权威,要从自己的信仰体验中去寻求上帝的意旨。这一观念正与当时正在兴起的近代科学精神相一致。当时的科学家们也倾向于不理会古代自然哲学家和中世纪经院学者的体系,也是要从自己的经验中寻求科学真理。
第三,新教认为,宗教的职责是"做有益的事情",善行即可获救赎罪,而科学活动就是于人类有益的善行。十七世纪英国的清教徒强烈支持科学研究。他们相信基督再次临世统治千年(千福年)之日行将到来，人类必须重新得到他在原罪中失去的体力与智慧,藉助科学技术,人类将使自己成为新的亚当,使世界成为第二个伊甸园。清教徒神学家科顿在1654年写道:"研究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的性质、进程和应用,这是上帝赋予所有人的责任；…理由一:在上帝创造的万物中见到上帝的庄严华贵,……理由二: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为了身体的健康而获得许多医药的知识,为了可以从万物中知道许多使灵魂得到教导的知识,为了在我们知道每个事物的价值和应用后可以获得财产"。这第二条理由简直就是新兴资产阶级毫不隐晦的呐喊。
培根则在1607年写道:"在自然哲学中,实际成果不仅是改善生活的手段,而且是真理的象征。宗教中有条准则,一个人要用他的工作来表明他的信仰,这在自然哲学中也同样如此,科学也应该由工作来检验。真理之被揭示和确立,都要由工作来证明,而不是靠推理或者靠观察来证明",皇家科学院的绝大多数成员是虔诚的教徒,认为科学同神学一样,都用于证明上帝的存在与善行。总之,工作、善行、科学研究,即使自己得到拯救并证明了上帝的善行,同时也造福于人类。
然而被改革后的新教与近代科学从根本上说属于对立的文化体系,前若以圣经为权威,后者则以大自然为本源；前者要通过主观体验、启示与顿悟来寻求真理,后者则从客观经验出发.由推理来达到对自然界规律的认识。因此，新教只是自然科学一时的貌合神离的同路人。
宗教改革对近代科学兴起的影响归结为三点：
其一，领悟上帝的全知全能。一旦宗教的迷雾退去，这一点就在世俗中显示出光辉：自然之美。爱因斯坦和众多科学家都有这样的信念：自然是如此之美，否则就不值得去研究。
其二，善行。由宗教退回到世俗，就是功利。
其三，拯救与赎罪。用世俗的语言来说，就是自我意志的实现。在前苏联和中国计划经济年代，不少人之所以选择科学，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文科“危险”，而科学，一般而言远离政治。实际上，西欧这一时期宗教对科学的宽容，不仅是上面所说的理由，而且在于，相对于其他知识体系来说，科学较少威胁。与此同时，科学家也就得以在此远离人间的领域自由驰骋。中科院院士施雅凤在文革高潮时带领科考队考察冰川，面对晶莹剔透的冰川，他的灵魂得到了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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