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让科技专家绕开人文知识分子”，是姚雅欣在为《跨越界线，走向圆融——关于当代科技革命与人文关怀的思考》（高策、刘大椿主编，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所写的书评中所引用的一句话。

1991年，美国作家约翰·布鲁克曼面对“两种文化”融通的困境，提出“第三种文化”，让科技专家绕开人文知识分子直接与公众交流。 

在多加褒扬之后，姚雅欣指出了本书的遗憾之一。

人文学者的科学精神与科学家的人文精神严重失衡。书中论述了杨振宁、李政道、吴大猷等华裔科学家宽广深厚的人文情怀，但是作为另一极的人文学者的科学精神着实不能与之相衡。在西方，有歌德、契诃夫等少数世界人文巨匠具有真实的科学经历与深刻的科学精神，但是中国这样的人物如果说有也只能列出“五四”时期屈指可数的少数，如以科学家自称的人文学者胡适、吴稚晖（虽然不乏牵强之处）。这样本书最后只能暂以“华裔科学家的人文精神”之现实代替了“科学家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学家的科学精神”之遗憾。本书局部结构不对称的缺憾，恰恰映射出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在科学文化的论域中人文学者何以缺席（我所指的是文学、历史、政治等传统人文学科的学者，科技哲学专业的学者当然是很踊跃的，但众所周知他们并非纯粹意义上的中国传统人文学者）。

博主日前刚转载了“中国作家何以成为最大的科盲群落”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1839，再联系“绕开人文知识分子”的说法，看来这情况具有某种普遍性。科技工作者向上兼容，轻易并乐意走进人文文化的殿堂。问题是，人文文化的学者们呢，是否同样轻易和乐意步入科学技术的场域？

 

在两种文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非对称性？

 

姚雅欣的原文见： http://www.library.sh.cn/dzyd/spxc/list.asp?spid=1094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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