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大哲学系教学科研体系改革的一点思考

章启群

系里用一整天时间讨论教学及相关改革。除了少数请假以外，90%以上的教员出席会议，几乎都发表了意见。会上介绍了哈佛、普林斯顿、图宾根、慕尼黑、巴黎、东京、莫斯科、台湾等大学哲学系的课程设置，并回溯了北大哲学系民国年间的课程设置，这对于没有洋学位甚至不是哲学系本科出身的我，是一场思想的盛宴。我感到能够跻身于北大哲学系教员之列，与天下才俊成为同人，实乃三生有幸。

但是，在短短的一天里，每人的发言时间极为有限，很多意见不能充分表达。因此，我提议，应该继续这次讨论，把问题引向深入。因为这不仅对于哲学系将来的学生培养有益，对于中国的哲学教育有益，对于现在哲学系的每一个教师、学生也是有益的。为此，本人不揣浅陋，抛砖引玉，请诸同人不吝赐教。由于对宗教学的无知，这里只涉及哲学学科。

第一问题：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什么？

这是改革根本的出发点。改革的目的是与哲学系的办学目的密切相关的。哲学系办学的首要目的，是为中国培养哲学人才，特别是培养尖端哲学人才。我认为，中国将来是否会出现伟大的政治家，是否出现比尔·盖茨这样的新型企业家，是否出现乔布斯这样的创新人才等，与哲学系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中国将来不能出现像样的哲学家和第一流的哲学人才，北大哲学系是有责任的，哲学系的每一个教员应该问心有愧。因为，作为中国最好的哲学系，理应承担这个责任。今天，作为哲学系教员，我们可以说找不到任何理由为自己推脱责任。

检索一下北大哲学系人才培养的历史，就足够证明当前哲学系的现状必须改革。北大哲学系在1949年以前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哲学人才，其中包括像冯友兰、牟宗三这样的哲学家，还有王宪钧、齐良骥、石峻、任继愈、黄枬森、胡子华、熊伟、周礼全、汪子嵩、王太庆、张申府、杨祖陶、张世英等优秀学者。历史学大家顾颉刚以及著名学者罗常培、朱谦之、何其芳、朱自清、容肇祖、胡绳等也是毕业于北大哲学系。甚至旅法著名艺术家熊秉明出身也是北大哲学系。但是，1949年之后的情况却令人悲观。仔细排列一下哲学系毕业生的名单就会发现，哲学系的人才培养是每下愈况。50年代毕业生中，李泽厚、叶秀山、庞朴、余敦康、夏甄陶、朱德生、陈启伟、梁存秀、黄耀枢等人，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60年代毕业生中在学术界获得影响的已属稀罕。70年代由于“文革”影响，几乎在学术界产生影响的人物几乎没有。80年代以后的毕业生中，取得公认学术成就的人物寥若晨星。至今，“五四”一代学者始终站立在学术的最高点上，他们的学生在总体上强于他们学生的学生。虽然说哲学家的出现有与时代相关的很多因素，哲学学科的积累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冯友兰在36岁出版《中国哲学史》，李泽厚20多岁在美学大讨论中脱颖而出，卓然一家，表明哲学人才的出现并非都是一种模式。这个曲线证明的一个让我们难以接受的事实就是：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一代更比一代差。质言之，从1950年代院系调整之后，哲学系培养的人才差不多是每况愈下。

这个情况与整个学术界的现象是一致和互补的。

应该说明的是，1980年代以后，西方哲学的教学科研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人才培养出现了比较大的改观。但是，这主要得益于对外开放，得益于留学生回归和国际学术交流的拓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西方一流大学学习、留学归国学者，今日成为西方哲学教学研究的主力军和生力军。这也表明我们在人才培养上与西方一流大学的差距。

面对北大哲学系历届毕业生情况这个铁的事实，我们反思的焦点会立即凸显出来：那就是1953年院系调整以后，北大哲学系的教学和科研模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不仅是课程设置问题，更重要的是学科建置问题。这也正是我们需要改革的地方。

因此，第二个问题：改什么？

1953年院系调整以后的北大哲学系，建立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为主体、辅之以其他学科例如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科学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教学科研体系。当时的系主任郑忻的提法是“一体两翼”，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为两翼。这实质是前苏联哲学教学科研模式在中国的翻版。1980年以后，“一体两翼”逐渐形成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下简称中、西、马）齐头并进的“三驾马车”结构。即使后来美学学科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和研究基地，仍然没有改变这个结构。宗教学系的成立，以及科学与社会中心归并入哲学系，都没有改变这个哲学系整体的格局。

随着时代的前进，对于这种“三驾马车”的结构，人们思考、批评越来越多，但至今没有改变这个现状。出现这个结构是时代的产物，与哲学系具体的人员无关。甚至在5年之前，由于种种现实客观因素的影响，要改变这个结构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完全从教学与科研的角度来考察这个结构的合理性。如果这个结构不利于哲学系教学和科研的发展，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固守陈规，画地为牢。

从现象上说，我们“三驾马车”的结构，与全世界一流大学哲学系都不同。这也是共识。争论在于：在这个不同的表象之下，掩藏的本质是什么？否定者认为，“三驾马车”的结构不是一个现代大学哲学系的结构；而辩护者认为，这是“中国特色”，甚至也是北大的优势。

我想对“中国特色”这个术语谈一点看法。世界上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称之为世界一流大学也不是例外。哈佛、牛津、剑桥、柏林、巴黎、东京等大学都有自己的特色。首先，各国的语言不同。所有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都用一种语言。其次，在行政管理、学术体制、学科设置、课程安排等方面都有不同。但是，归根结底它们的特色都是大学的特色，而不是大学以外的特色。那么，北大哲学系“三驾马车”是属于大学的特色，还是属于大学以外的特色？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我们知道，不仅“哲学”是从西方来的，“大学”也是从西方来的。中国要办大学，办哲学系，标准是什么？回答只有一个，就是按照“大学”和“哲学系”的标准办，而不是自己随意确立标准。用中国古代太学和书院的思路，不可能办成现代大学。还有些人想把大学与太学、书院结合一体，所谓兼容并包，这其实是一个三不像的怪胎。我们不妨在中国另办一些书院或太学之类，甚至可以在大学内部有一些独立的国学院之类。但是，我们如果要在现有的文、史、哲各系参杂太学和书院成份，那一定是不伦不类，结果肯定会失败。

还应该提到一个前提，即中国现有的知识体系、教育体系完全是西方的。这个体系与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教育体系是本质相异、决然不同的两种东西。古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分为经、史、子、集四类，教育实体是私塾、乡学、太学、书院等。用形象化的说法，现代中国的知识、教育体系，是用一个新的模块（西方的），把古代中国的知识体系、教育体系打乱，重新分割，装进新的结构中去的与国际接轨的体系。目前中国把全部知识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即数、理、化、政、经、法、文、史、哲等等，完全是一种新的建构。例如现代中国的历史学，也与古代经、史、子、集的“史”具有根本的不同。在这样的建构中，中国古代的知识在本质上成为现行中国知识体系的“质料”，而知识的整体“形式”，即知识结构和理念，都是西方的。

与此相应，当下中国大、中、小学中教学的科目，是按照西方的知识体系和教育模式设置的。这些科目中的自然科学完全与西方等同（即使语言不同也完全可以翻译），人文学科的情况稍有不同。涉及中国古代的文、史、哲科目，与西方的文学、历史、哲学在描述的对象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但是，从根本理念上也应该是可以对应的。因为，我们科目的名称就是文学、历史、哲学。在这个知识体系之中，尽管是中国古代的哲学，那也一定是哲学，而不是经学、诸子学。虽然如何建构中国哲学仍然是个问题，但是，我们建构的是哲学而非经学、诸子学，这一点则是无可非议的。而从学科和知识体系上认识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无可否认，我们应该继续中国古代的经学、诸子学等研究，但是中国哲学的研究决不能简单等同经学、诸子学的研究。其实，这个问题在胡适、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等前辈学者的研究中，已经看出他们的思考和应对。我们可以对于这些前辈学者的研究得失提出自己的疑问，我们甚至可以从根本上怀疑他们的研究范式是否“切中”古代中国思想者的思想。但是，我们必须沿着哲学研究的路径向前探索，而绝不能倒退到晚清经学或朴学家的思维方式之中。因为，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进行中国哲学的研究的。

以上辩论只是证明，中国大学哲学系的标准和理念，只能是哲学。因此，北大哲学系必须根据哲学这个理念来建构自己的教学科研体系。反之，从外在于哲学的理念建构的“哲学系”，在自身理念上是不合法的，在逻辑上是不能贯通的。考察世界一流大学的哲学系，在结构上与北大哲学系“三驾马车”相对应的学科体系是不存在的。我这里不是实指它们都没有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说它们都没有用国别和意识形态，作为学科建构的内在依据。虽然它们都有自己的特色，但不是类似于“中国特色”这样的特色，而是大学的特色。

简而言之，如果我们非要办一个“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保留现有的教学科研体制则无可厚非。同时，如果仅仅为了保持北大哲学系在国内的领先地位，也无需进行任何改革，现行模式运行良好。然而毋庸讳言，这与当年大清帝国的自我感觉其实一样。但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哲学系，那就别无选择，只能按照世界一流大学哲学系的思维方式办学。

第三个问题：打破现有学科构架、体系，对于一些相关教员的科研和教学是否造成伤害？

首先，从当下哲学系的现象来看，各个学科的教师和学生之间都有很深的知识上的隔膜。研究中国哲学的人对于西方哲学研究及其相关人员基本不了解。反之亦然。8个二级学科之间的陌生感，甚至不亚于文、史、哲之间的隔膜。这种条块分割、以邻为壑的局面，其实对于每一个学科的教师、学生都是有害无益的。

其次，从根本上来说，作为一个以哲学为职业的人，他（她）的成就感归根结底属于哲学研究的成果，及其所培养的哲学人才。外在于此的任何其他的“成就”，实质上都是虚幻的，也是自欺欺人。历史将会无情地洗刷这些虚幻之物，而还其本来面目。因此，如果北大哲学系的改革真正实现了向哲学教学科研本身的回归，对于每一个哲学系的教员、学生来说，实质上都是福祉。

今天是2014年元旦。新旧交替，百感交集，我还有5年就退休了。但是，我深切感到，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北大哲学系的教学科研体制改革，也绝不仅仅是关系本系的前途，应该与整个中国大学哲学系建设的方向和思维方式相关，具有导引的作用。顺利完成这个变革，在中国大学的历史上，定有值得一书之处。因此，作为参与这个改革的一员，我有一种历史的感觉和自豪。为此，我企盼并祝愿这次改革成功！企盼并祝愿北大和中国的哲学事业兴旺发达！

2014年元旦初稿，2月11日改定于潜白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