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平民百姓的权利很有限,而这些有限的权利还很难主张。
放疗最后一天,作为病人,我终于主张了我作为病人按时治疗的权利。很小的一个权力,但主张起来也必须有理有礼有节,还有一定的知识来支撑,所主张的权利,才能得到实施。
按说我的放疗上个星期就结束了,但因为中间机器坏了,本周顺延两天。我刚开始放疗得时候,医生给我说,放疗应该在手术后六个月内完成。
本周恰好是月初,先前放疗的医生恰好退休。周一的时候,换了个医生给我们放疗,放疗的医生大概一直在新机器上操作,不大了解这个旧的放疗机,一直试图用放疗室外的计算机来操控放疗机,病人放疗期间,不到放疗室内去。但一直没有成功。后来先前在这个旧机器上工作过的医生过来了一下,说了两个机器的不同,新医生只好跑进跑出,才能给我们放疗。
星期二醒来,真想继续懒在被窝里,像个病人一样休息一下。但还有最后一天放疗。不得已起床吃饭去医院。到医院放疗科一看,空荡荡的,新医生正在被病人打电话,通知他们:
放疗机器坏了,今天不放疗了。
上次放疗机坏,我找过新华医院的院长投诉过,也找过专家咨询过,说放疗这样经常性的不规则的中断,对疗效肯定有影响。那之后,我就给医生说,我不管什么原因,反正我以后不停止了。
星期六星期日休息了两天,星期一放疗一天,星期二机器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修好......等的话,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我六月五日做手术,星期二的时候,是12月4日,是半年的最后一天。
所以,问了问值班的,就去肿瘤科主任的专家门诊去找主任了。
看到主任的名字就往诊室闯。夏主任在看病,我就站在旁边等。一个老太太把我叫出来问我是几号,他们几个老头老太都排着队呢。那年上海市请几个国际专家给上海市发展把脉,好像是瑞安集团的老总给上海市领导看了上海和伦敦等城市人们是怎么等公共车怎么穿马路的,上海市很抓了几年公共秩序。现在的上海市民有关公共秩序的概念很强烈。
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号,我不是看病,而是申诉并主张我做为病人按时治疗的权利。并给他们说了我先前的主张过程,说我只是想看看我夏主任能不能替我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我准备找院长。
他们就问我找院长顶用吗?能解决问题吗?我说我不知道,但我不想什么也不做。他们于是就让我先找医生了。
在中国,太多的人,不能主张自己的权利,还不得不选择委屈和压抑,不管这种权利多么卑微,多么合理。也所以,在大众心理上,都会有支持普通草根主张自己权利。
我非常感谢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并衷心祝愿所有草根在权利得到侵犯的时候,都有申诉和主张的渠道。
给夏医生说了我的诉求,他答应了,要我下午两点去放疗室。
下午两点,我准时去放疗室,给护士说了,护士说他也知道夏医生答应了我给我做放疗。她给夏医生打手机,夏医生说他马上下来。
他下来后让我带上我的垫子到另外一个放疗室。他给放疗医生说了我的情况。放疗医生说做好这个孩子后就给我做。
等做完,我拿上我的垫子进去。一个孩子刚刚放疗完,头被一个罩子扣着,大概是脑部的瘤子。他妈妈进来把他抱走,我放上我的垫子,躺上去。夏医生和放疗医生一起给我定位。
放疗设备果然比较高级。照野可调范围比较大,设备移动幅度不是很大。两套设备不配套,的确得设计两套方案,对医生而言,是个额外的工作。
放疗好,想给夏医生说声谢谢,但他已经走了。他作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自然有很多事情,我和他非亲非故,他能为我一个普通病人拨冗,自然只是想让我安心一些。
把我的垫子放在废弃篓子里,走了出来,腿还是觉得有点虚。但终于,算是结束了。
想起前两天理想主义者马臻有关职称问题的申诉,很想告诉他,我已经找过院长了。这辈子,因为主张母亲生前保护人身安全的公民权利,我找过县公检法系统的负责人;因为主张母子共栖的天赋权利,我找过上海市市长......在内地,因为孩子就近入学的权利,我看到过有人怎么拍着教育局有关负责人的桌子,质询其如何办事的......现在因为种种原因,我还在找校长,教育部长,在官本位的中国,找当官的,是唯一申诉和主张自己权利的渠道,我们还有什么选择?除非,某一天,在中国大地,我们草根有了真正的决策权,那时候,我们将更有力量来主张我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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