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的兴致久已淡漠，但是不久前来自多种媒体关于电影《梅兰芳》的报道与评论，还是令我禁不住走进久违的电影院，对于自己心仪已久的梅派艺术宗师一瞧究竟，以寻求唱片、书本、纪录片之外的感性梅兰芳，认识通过当代电影艺术被提炼或升华的梅兰芳。然而，电影终究是电影，当代中国电影必然终究是当代中国电影，只是电影梅兰芳终究难成梅兰芳。在我看来，片中存在一些根本的史实错误，在诠释人物性格方面存在一些不应忽略的情节，有确切历史记载且有很强情节性的场景未见有效利用，诸类问题，分述于次，望观者明察。

电影《梅兰芳》总体是一部情节戏，影片以迎合世俗好尚与市场品位为基点，善于选择并制造矛盾冲突——改戏与京剧保守势力的冲突、梅孟爱情与事业的冲突、民族气节与日军强暴行径的冲突，作为贯穿全片的主线，体现的是时代转易的大变动；在诡谲的时代风云中，任何个人的生命行状仍有其自然舒卷的一面，即使梅兰芳这样的人物亦莫能外。因此对于每个冲突的诠释，以及不同冲突间的衔接，尊重历史，尊重人物本色，是任何艺术创作的底线；而对典型历史细节与人物细节的准确把握与精心刻画，则是衡量艺术审美与创作高下的关键所在。

影片的剧情组织之于梅兰芳的事业人生，感觉匆促草率而缺少涵养雍容的细节；影片塑造的传主气质江湖气息太重而文化韵味不足，听命于人胜过择善而从的思想自决，艺术大师被演绎得远未走出庸俗艺人层面，徒有恢宏的舞台和热烈的掌声来诠释梅兰芳艺术的成功及其走向世界的高度，没有文化深度，缺乏历史感，忽视梅家三代十分注重与文人交谊以提高自身文化修养的家族传统（梅兰芳身边文人缺环太多，如李释堪、罗瘿公，画家王梦白、陈师曾、姚茫父、金拱北、齐白石，1933年迁沪开始合作的许姬传等），对以齐如山为代表的聚拢在无量大人胡同梅宅的民国学者气质的深度偏离（丘如白玩世不恭有余，深沉老练不足），导致影片中梅兰芳及其身边仅有的丘如白、冯耿光两位文人被庸俗化了。“三哥”、“六爷”、“大爷”称呼频频，“先生”称呼寥寥，缺少对梅兰芳交谊圈文人成分的足够重视，由此可见一斑。1920年代，作家包天笑（1876-1973）曾是缀玉轩的常客，据他回忆：

“我到他那里（指缀玉轩）时，冯幼伟、李释堪两位是不常来的。但齐如山总是在那里，而且他喜欢谈话，因此颇不寂寞。兰芳呼冯幼伟（耿光）为冯六爷，呼李释堪为李四爷，其余则概呼为先生，如对齐如山则呼齐先生，对我则呼包先生。北方对于伶人的尊称，都呼之为老板，但梅的友人从不唤他为梅老板，直呼他以兰芳，倒是有的。”[1]

梅兰芳访美作为一段有当事人详尽记载的历史，片中却制造了多处错误，甚至完全悖离基本史实，艺术创作的基础极不牢靠，梅兰芳的德艺风范被大打折扣。片中梅兰芳为情所困，畏缩赴美，多方苦劝，甚至运用“苦肉计”，方才并非情愿地被动成行，简直与史实、人格南辕北辙。

根据1933年梅兰芳举家迁沪后，讲给许姬传先生的回忆：

1929年12月下旬，梅兰芳剧团赴美国前两天，在上海大华饭店梅兰芳的房间里，齐如山拿出两封电报交给冯幼伟，是司徒雷登博士的秘书傅泾波从美国拍来的。第一封是一星期前到的，文曰：“此间发生经济危机，请缓来。”第二封是当天到的，电文是：“如来要多带钱。”

冯幼伟对齐如山说：“你怎么不早拿出来？”齐答曰：“我怕涣散军心，所以没有给你们看。”冯幼伟把两封电报交给梅兰芳，说：“此事的行止，你自己决定，这不是闹着玩的，如果赔钱，不是三万两万的，倘不上座你就破产了。这次后援会费了很大力气才凑齐了十万元（法币）。”

梅兰芳手持电报，倚壁炉（当时大华饭店无暖气设备），沉思了十来分钟，然后非常坚决地说：“欢送会开过了，船票已买，报纸已登载梅剧团赴美日期，如突然变更，将成为话柄、笑料，此行是冒险，也许会破产，但必须冒这个险。就是破了产，我也决定如期登轮，走！”[2]

梅兰芳访美前后历时六七年，经过十分充分的细致筹划，这段历史被影片中十足演义的梅孟爱情情节所取代，抱着最大宽容的心态，作为电影创作似乎也无可厚非。但是作为重大事件该出场的关键人物出现错误，那就显系硬伤了。片中随梅访美的冯六爷（幼伟）与丘如白在意见相左中协力谋划，史实是访美成员名单中并无冯幼伟。由于旅费及食宿费用昂贵，梅剧团访美成员只有21人，其中演员6人：梅兰芳、王少亭、刘连荣、朱桂芳、姚玉芙、李斐叔；乐队8人：徐兰沅、何增福、罗文田、唐锡光、霍文元、马宝明、孙惠亭、马宝柱；化装1人：韩佩亭；管箱2人：李德顺、雷俊；交际2人：齐如山、张禹九；会计1人：黄子美；庶务1人：龚作霖。

梅兰芳能够成功访美，如果说齐如山在国内筹备效力最多的话，那么在美国则是张彭春总揽一切，遗憾的是片中未见张的身影。齐如山与张彭春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梅兰芳善于各取所长，利用张彭春熟悉美国生活、钻研戏剧的特点，采纳他关于剧目、每场演出时间等多项建议，并邀请他以导演身份参加剧团在美期间的工作。张彭春与梅兰芳、齐如山对每一个协商选定的剧目都作出删改剪裁，每场规定两小时，排戏时人人按时到场，“张先生上课啦！张先生放学啦！”，是当时梅剧团的两句口头语。正是张彭春的加入，帮助梅剧团十分准确、深入地掌握了美国观众的心理，大获成功势所必至，岂能造成影片中丘如白六神无主、欣喜若狂、仿佛从天而降的意外惊喜？

梅剧团访美演出盛况空前，剧场从外而内的布置极尽典雅精妙，参照故宫戏台设计，对联出自黄秋岳手笔。影片完全有条件依据当事人的详尽记载给予完美呈现，既不至于将有细节之处大而化之一带而过，更不必枉费心力极尽无着之想像。据当时纽约第四十九街剧场观众在1931年的回忆：

“走到剧场门口，只见满挂宫灯。走进堂内，壁上挂了介绍中国戏剧的图画，还挂了许多纱灯，上面画了人物故事、花卉翎毛，很有富丽堂皇的色彩。剧场的美国服务员一律穿着中国的衣服招待观众。进入剧场，我坐在第九排，舞台前挂的是剧场的幕，等到打铃开幕，马上露出中国红缎绣花幕，一位用英语报幕的中国小姐介绍中国戏的特点，她发音清晰，态度大方。拉开红缎花幕，见到的是中国戏台式的外檐，龙柱上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曰：‘四方王会，夙具威仪，五千年文物雍容，茂启元音辉此日。’下联曰：‘三世伶官，早扬俊采，九万里舟轺历聘，全凭雅乐畅宗风。’台上有天花板式的垂檐，还挂了旧式宫灯四对。戏台上有隔扇、门帘、台帐。桌椅比国内所见的尺寸大一些，可能因那里的戏台宽大。两边有龙头挂穗，朱红描金，色彩鲜明，庄严富丽。美国朋友对戏台上的布置，感到非常新鲜，很吸引他们。这剧场的布置，可以看出梅剧团是用了心思，下了很大物力、财力的。”[3]

梅剧团一行访美往返历时近半年，在美国五个城市演出七十余场，参加了几十次欢迎会、座谈会和宴会，美国各界给予真诚而热烈的欢迎令梅兰芳难忘，有些场景甚至是他在几十年舞台生涯中从未有过的，热情观众走上舞台的“第二次握手”可谓其中一例。据梅兰芳回忆：

“在纽约国家剧院演出的最后一天，观众要求和我握手告别，于是我站在桌子后面，观众从右边上来，握手皆，从左边下去。预计有十几分钟就够了，可是那天延续到半小时以上，大家纳闷，请来报幕的杨秀女士告诉我：‘其中有几位女士是我的朋友，我看见她们下去后又排在后面，再一次上台握手。’以此类推，二次握手的观众不少，所以时间延长了一倍。这件事，在我几十年演剧生活中是没有过的。”[4]

顷刻售空的“飞票”也不失为烘托演出大受欢迎的好情节。纽约的第一场演出在第四十九街剧场，这里是上演歌剧的高级剧场，有一千个座位，前排售价六美金，在当时是高价，梅剧团演出票全部售完。据访美成员姚玉芙回忆：

“有一天到剧场时，门口正在卖票，有位外国老太太拿出一百二十元，买了二十张好票，就把带来的折叠椅打开，坐在票房附近，后来的观众向她求让，她每张涨到十六元，顷刻售完。这种卖‘飞票’的人各地都有，剧场并不干涉。据一位美国人说，一般的演出，飞票只加四五成，梅先生演出高达十六元是罕见的。”[5]

影片中丘如白从首演时高度紧张、无所适从地走出剧场在雨中矗立等候佳音，到掌声雷动后冲进剧场欣喜若狂的情态，对于诠释人物心理与演出盛况，难以体现这场历史性成功演出的独特性（时代的、美国的），更不符合原形人物齐如山的文人气质。显然，通过这两例可见真实历史留给后来者进行艺术创作既有源本、又可适度想像与情节化的空间，善用历史的编导，完全可以超越一种单纯的掌声雷动，收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大音希声”似乎更符合这门伟大艺术震撼世界的力量。

影片由于将梅孟爱情放大到了不适当的程度，且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基点，因此一些最能体现人物德艺品格、原本不能忽略的历史情节被很自然地覆压，导致影片塑造的人物与真实人物间的诸多隔离。例如梅兰芳勤学苦练、广交文人、习画传神的数十年台下之功，被片中诸如情感困惑等各类琐事替代；“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唤起全民族抗日的爱国热情，1932年举家南迁的梅兰芳与老友们积极筹排具有抗敌意义的新戏《抗金兵》和《生死恨》，在上海、武汉演出多场，极大激励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日的信心。这是抗战初期梅兰芳以艺术直接服务于救亡，诠释其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绕不过的事件，片中未见提及；影片选取的时段（1894-1946）是梅兰芳舞台艺术成就形成发展的巅峰时期，却未留下培养弟子传承艺术的伏笔，大师之大被“折翼”。诸如此类，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