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安全的水管理问题：管治与政策模拟

按：本文是2007年王铮等申报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重点课题的立论部分，它从国家经济安全提出了的水管理问题。由于没有获得答辩机会，推测申请失败了。申请失败的原因我认为不是不公平，也不是我们的课题设计有问题，而是中国多数还缺乏从宏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角度认识水管理的思维，对水的管理问题的认识还集中在技术管理状态。申请失败了，按照“不能做一代名相就做一代名医”的原则，我在这里登载出来，以期引起国内学者对涉及国家安全的宏观管理的普遍重视。

 

研究的意义

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问题是国家资源环境经济安全问题。1995年克林顿总统批准了《美国增强国家经济安全的科学技术战略》发展报告，增强国家资源环境经济安全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目标正式地提出来。什么是国家资源环境经济安全问题，世界观察研究所的Brown（1995）把它理解为“连续的需求增长的累加和缩减的资源会使得（国家经济系统）稳定变成不稳定，甚至引起一夜之间崩溃”。1999年，欧盟国家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决定当前国家发展的首要问题来抓（Carius, Lietzmann，1999)。目前世界各国均将识别国家资源环境经济安全中的风险，防范危机，作为一项重大的国家需求。在众多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中，水资源经济安全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大问题（姜文来，2001，郑通汉，2003，王铮，2004）。早在1998年7月，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Brown（1998）就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水资源的匮乏将动摇世界粮食安全》的文章。把中国水资源安全作为国家和国际问题暴露给世界。这种安全的起因是水资源是人口与经济增长限制性因子，这种限制性因子的对于国家的长期发展具有根本性影响（Brown，2006）。

针对国家水资源的经济安全问题，在中国大量的学者作了水资源的研究工作，在长期的研究中，代表性的有：刘昌明、何希吾（1998）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的水安全势态与水战略问题，王铮，冯皓洁（2001），王铮，郑一萍（2002）结合全球变化的冲击，通过政策模拟研究了国家未来发展的水资源与国家经济安全势态与技术进步的联系，欧阳志云（Ouyang）（2004），开展了国家水安全情景模拟，张翔，夏军，贾绍凤（2005）讨论了水安全定义及其评价方法。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在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水资源政策理论和管理模式方面缺少系统的研究。2007年，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7）发表了题为《2007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水：治理与创新》的研究报告，提出了水资源的管治（governance，亦译为治理，为与工程治理区别，这里采用“管治”的译法）模式问题，这里的governance，是在经济上对水资源实行弛规制-再规制基础上的新公共管理模式。这种新公共管理模式的意义在于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共同管理水资源的局面（奥斯特罗姆，2000），以实现国家经济安全。在国际上早在1980年代初在经济学弛规制(deregulation)思想流行时，就出现了水资源管治的思想与模型（Feigenbaum, Teeples, 1983），不过当时还没有与国家经济安全联系起来。（注：这里的deregulation，亦译为管制放松或者去规制，但是他实际上不是去除规制，或者动宾结构的过程而是一种管理状态——请不要争论翻译问题)。进入21世纪，中国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越来越强烈，水污染越来越严重，与之同时发生的是全球气候变暖冲击着中国的水资源供应，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国家经济安全的水管理问题就成为了当前突出的国家需求。而相应的国家安全意义的水管理分析理论和方法也待总结、提高。因此，本项目研究具有重要的应用意义和学术价值。

 

相关研究及国内外进展

解决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水管理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管理模式问题。管理模式不是空泛的，它必须由一系列制度、政策和管理模式构成。为了认识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研究水作为一种国家经济管理对象的特征。早在1992年，联合国的相应报告就在最多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水是经济商品。”水是经济商品的认识补充关于水作为公共品的认识，对管理思想引发了新的冲击。在这个思想基础上，Rogers, de Silva, Bhatia(2002)提出面向管理模式的需要解决的经济分析问题，可归纳如下：

1           水价格变化对需求的影响；

2           水价格变化对供应的影响；

3           改变部门的水价格的影响；

4           改变税收对水管理影响；

5           价格对可持续性的影响，这里的可持续性包括资源基础的需求、循环经济的刺激等；

6           水价格增加对贫困人口的影响。

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一个更广泛的研究。不过它可以分为三类问题，问题1~ 4是一般宏观经济层面问题，问题5是可持续发展问题，问题6是社会发展问题。为了分析这些经济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开展方法学讨论。

对于宏观经济问题，国际上目前流行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技术分析，例如Rose，Liao(2005)，CGE作为宏观经济的分析技术，已经广泛地应用在水资源即一般资源环境环境经济分析的各个领域，例如Zhang（1998），Seung, Harris（2000）, Jansen(2001)，在我国，王铮，刘扬（2000）利用CGE技术分析了中国的粮食生产问题，王铮，吴静（2005）利用CGE技术分析了中国的能源价格变动的经济影响问题。应用CGE技术分析这个问题，具有良好的技术基础。早期CGE模型在水经济应用中需求与消费一般借用其它产品的模型，近年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例如, Reynaud (2003)研究工业对水的需求函数，Schoengold et al（2006）研究了农业需水函数的数据估计方法，Nauges, Thomas (2003) 研究了居民对水的需求函数。这些问题的解决，为CGE在水资源中的应用提供了方法学基础, Peterson, Dwyer, et al.（ 2005）应用CGE研究了世界贸易问题。总之，CGE作为管理科学的技术方法，为在宏观经济尺度开展水管理的政策模拟提供了基础。针对水问题的特殊性，宏观经济分析需要考虑水资源供应的不确定性，Hollinshead，Lund（2006）发展了一个最优化方法来考虑环境用水定价。而不确定条件下的水定价问题得到解决，应用CGE方法就克服了基本障碍。

可持续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管理科学往往以更严谨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对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目前流行的模型是以经济控制论为基础的，例如Schuck, Green（2002）发展了水价变化影响区域资源环境结构模型，新的这些研究具有动态分析的功能，较早期资源管理的一般数学规划模型(Dale,2003)就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一般的数学规划模型在分析经济安全时仍然是突出功能的，王铮、冯皓洁（2001）用线性规划逆算法的思想，研究了我国未来发展中水对经济安全的影响。冯耀龙，韩文秀等（2003）对大区域水平的水资源配置进行了研究，Elshorbary(2006)应用多目标决策方法分析了流域的水资源供应安全。总之，以管理科学方法为核心的分析技术对解决这个问题发挥这重要作用。

对于“水价格增加对贫困人口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目前还缺少相关研究。这个问题需要新的探索，不过一般社会、经济安全的分析方法显然可以应用这个问题的分析中，例如Austin(1999). Ackrill, et al (2002)的工作。

作为国家可持续增长的分析基础，水资源的增长核算是重要。我国早在1995年就认识到水资源核算问题（韩国刚，于连生， 姜凤兰，1995），王舒曼，曲福田（2001）进一步地研究了增长中的水资源负债。这些研究当然是重要的，但是任何从政策与管理角度进一步认识问题，需要理论突破。Romer（2002）发展了增长尾效理论：新增长理论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消耗资源，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上一阶段对资源的消耗必然引起下一阶段经济产出的投入减少，这个现象叫“增长尾效”（growth drag） 。在未来的20年中，中国经济要保持高速增长状态，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这个增长对水资源消耗的影响有多严重，中国的增长会因为这种水资源消耗而以何种程度衰退。这就需要在国家层面上开展水资源耗费的增长核算和可持续分析（Barro，1999，Cairns，2000），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经济动力学分析，确定水资源可持续下的最优增长率，例如Moon，Sonn（1996）对能源的分析，这个分析在考虑一般资源特征时，可以推广到水资源发展中，而这种分析已经在理论上取得了进展（Krutilla , Reuveny , 2004）。将这些工作结合起来，研究水资源增长尾效存在下的最优增长率，是可以为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水资源管理提供更坚实的基础。谢书铃，王铮（2006）开展了中国过去20年的水资源“增长尾效”研究，王铮，刘扬（2006）开展了社会的增长核算研究。这些工作还只是起步。

国家经济安全的水管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水资源风险管理与对策研究（Datamonitor，2006)。针对这个问题，王铮（2004）在全球变化对水量影响下讨论了水对经济安全的情景分析，这个研究缺乏政策分析意义。Xu, Singh(2004)的做法是在区域系统里考虑地理系统的变化从而分析水资源供应问题，这个分析离解决全球变化下国家经济安全的水管理仍然有差距。因此，我们需要发展一个大尺度的长期增长问题风险管理模型。一般的风险管理理论与模型已经有了丰富的发展，一般小区域的生态风险评价也成熟，如周启星，王如松（1997），一般的可持续风险评价也有所发展（Cantlon, , Koenig，1999）。因此发展一个大尺度的面向长期增长问题的风险管理模型已经有了基础。即全球变化的风险可以被引入到本项工作中，而全球变化的风险影响的处理，王铮，胡倩立（2002）序列累计方法、Tol（2002a, 2002b）的风险价值估计方法可以借鉴。

水资源作为公共品和经济商品，它的管理问题在经济学分析和全球变化认识的基础上，可以提出管治（governance）模式。在经济学上，这种模式的基础是去规制（deregulation，管制放松），已经有广泛的研究，如Hyde, Raueeer, Simon(2000) ，van Egteren(2002)的研究，都可以转化为对水资源规制的评估。然而落实为管理行动，模式还缺少研究。Dixon, Kouzmin, Goodwin (2003)提出了公共事物管治的范畴：什么是公共供应的最好方式？需要保护的公共利益的水平结构是什么？什么是管治与规制的结构、文化、过程与公共政策目标？理想的公共政策产出怎样确定？确保得到期望的公共政策目标的核算、手段和技术是什么？这些问题就构成我们对作为公共物品的水资源的管治内容。对于第一个问题，刘筱、阎小培（2006）在研究我国公共服务供应的管治问题，提出4种公共服务业的管治模式：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草根组织协调型和混合型。这种管治模式形式可供我们作为分析借鉴的对象，以确定最后的水资源的管治－管理模式。其他的问题正是本项目要进一步研究的。另一方面，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管治有需要在全国一盘棋下考虑，这就需要管治经济学分析。2004年来，这样的模型已经发展了起来（Gilbert, Rocaboy，2004），可以作为本项研究的基础。作为一般的研究方法，基于自主体的模拟方法（ABS），可以作为分析管治效果的基本的分析技术，这方面有一些成果案例（Klos, Nooteboom， 2001，Carpenter，2002， Meyer, Karatzoglou, et,al ,2003, Mounts, Sowell, 2005）。

2006年，Brown（2006）从水资源市场的活跃性结合全球变化讨论了美国西部水市场对各县（郡）经济发展的影响，将经济安全问题落实到了县域。在这个研究中，作者依据市场的活跃性对区域作了管理模式与政策分类探讨。这种思想启发我们，我国的水资源管理模式需要多元化。实际上中国国土广袤，水资源的经济安全问题，各地有差异。从区域上看，我国北方水资源贫乏，南方水资源较丰富，南北相差悬殊。长江及其以南地区的流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36.5%，却拥有全国80.9%的水资源总量；西北内陆地区及额尔齐斯河流域面积占全国的63.5%，拥有的水资源量仅占全国的4.6%。当前水资源开发强度最大的地区是华北地区，除东南地区和西南地区以外，其它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强度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随着经济增长带来水资源需求的变化，各区域的水资源供需风险会如何变化，需要怎样的管理模式与经济政策才能适应, 本项目需要开展这方面研究。

 

总结

国家经济安全的水管理问题，涉及到政策、管理模式两个层面，还面临全球变化的挑战，在管理模式方面，发展了管治模式。在国内外借助政策、管理科学模型和全球变化的分析管理分析模型，已经有了许多个别的研究，发展这些研究方法，结合全球变化的区域影响，完成涉及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水管理政策与模式的研究是水到渠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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