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范老爺子來評田松，因為北大的科科論壇也在同時進行，所以分流了不少，但是松哥從北師大忽悠了不少學生與粉絲，甚至還有國際友人趕來湊熱鬧，因此人還 是挺多的。老爺子最近對儒家頗為鍾情，對技術性強的傳統科學哲學興趣不大（不可否認老爺子年齡大了也做不了那些活了），而對人類命運、中國前途等話題思考 很多，老爺子的境界令人敬仰。我輩以及現在的同學們，在具體的科學哲學專業上應該超過老先生，畢竟條件不同了，老人家做了那麼多鋪路的工作，但做人的境界 上可不敢說能趕上老先生。

老先生很認真，認真通讀了田松的書不說，還參考了不少其他的文章、著作，手裡拿著各式各樣的複印件，老式稿紙一頁一頁地講，看得出花了不少功夫。

松哥還是像往常一樣，善於表達、“忽悠”，他的觀點總能用很明白生動的語言表述，給人留下深刻影響，文字功夫讓人佩服。

我自己今天主持，說得比過去多，也許是過於搶戲了。所提問題兩位老師似乎都沒有很好地理解，看來表達能力仍需提高。

（說明一下：週五我可能表現出來對松哥質疑較多，但同學們不要誤會，在基本思路上我是對田松高度認同的。）

然而，細究起來，范老師和松哥都有許多學術上問題沒說清楚。

如在范老師那裡，正確地指出了現代工業文明之所以進入中國，并非絕對是空投的外來物，也是中國人探索的選擇，是在特定情境下的必然產物。中國人接受科學技 術乃至工業文明的許多方面，是與中國儒家傳統的一些基本價值一致的。這樣就揭示了松哥那裡截然對立的兩種文明之間的深層複雜關係，說明它們之間還存在著相 互支持、相互促進的關係。

但是，在范老師那裡，科學仍然只被定位成工具，缺乏海德格爾的“座架”或“集置”的觀念，因此，解決現代工業文明帶來的問題就被他引到了制度問題上了。這就嚴重忽視了田松問題的深刻性。



松哥自然要比范老師更進一步，認識到了工業文明的整體問題，認識到了科學技術對於制度的決定作用，強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共同特徵，提倡徹底顛覆工業文明，建議迎向生態文明。這些自然都是對的。

但是，松哥像科學主義一樣，喜歡用一種本質主義的眼光來看科學技術、工業文明，將各種文明都看成是一個鐵板一塊的整體。因此，解決工業文明帶來的複雜問題，就變成了一種簡單的復古、倒退、或簡單地固守現成狀態。對傳統不加分析的謳歌，也顯得缺乏常識。

劉博士后的觀點，在我看來與田松類似。

吳彤與某位同學指出了田松的解決策略，在現實的國際形勢下對於國家利益的危險。田松承認三種層次（人類、國家、個人）的思考和解決之道之間的衝突，體現了他的誠實和敏銳，但是他并沒有因此想要克服三者之間的衝突，沒有想到可能存在統一的解決方案。

這在我看來，這就將永遠淪為一種倫理的呼籲，變成一種道德說教，沒有現實可能性，於事無補！

我還是認為，松哥高估了文明的整體性，忽視了每一種文明的內在的可變性，這樣就把傳統的衰敗簡單地推給了外因；同時也低估了在文明內部滋生變革的力量，低估了自己的創造性。如果將文化整體性推到了極致，他都無法解釋自己反叛工業文明是何以可能的！

海德格爾之“哪裡有危險，哪裡就有拯救”的觀念是很深刻的。

王建的問題其實很深刻，但松哥過分想要推卸自己當下的責任，把這種問題看淺了。當然，松哥在個人責任的層次上是無辜的。但是，問題是，如果一種觀念無法在 當下個人生活中即可開始實施，開始逐漸發生作用，那它會在什麽時候起作用？每一個時間點，每一個空間點本質上都是一樣的。

同樣的問題，我也問過張祥龍老師，他的回答比松哥更有擔當，他試圖在其生活的邊緣處實施他的理念，但仍然認為除了他的儒家文化特區，儒家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我認為，張先生受到了西方過分重視外在環境，外在制度的思想的影響，在某種最關鍵之處已經遺忘了儒家最為珍視的心法：天理無處不在。

扯那麼多，不早了，就此打住，因為問題太大，寫幾本書也寫不完。

周六上午繼續寫：

華杰提出的案例，我覺得意義不大，因為大家認為類似三峽工程的事是由於政治的干預造成，這種干預在工業文明中并非是普遍的、本質性的。但是，華杰的案例價值在於提醒我們實際運行的科學與科學決策，與抽象的、理想的完全不同，我們要談科學技術的價值，只能在現實的層次上談。

華杰在“稻香園的強綱領”中為松哥言行之間差異所作的辯護比較成功，著重強調不應苛刻，行動者應莫以善小為不為，評價者應莫以善小而輕視之。

但是我覺得松哥自己的辯護所強調的是更加深刻的問題：這種個人層次的善舉在現有格局下是無濟於事的。這種深刻的悲觀主義凸顯了時代的悲劇。

我傾向於認為：僅僅從外在的物質的、生態的、經濟的乃至社會運作的層次上看，松哥的看法更冷靜。華杰實際上迴避了本質的問題。但是，問題是，在物質、生 態、經濟乃至社會的層次之下還有一種更為深刻的心靈層次，其運行規律是當代文明所無法把握的。這是真正的智慧，值得我們努力尋求。

須在海德格爾止步處前行！

下午再寫幾句吧：

面對技術時代的種種沉淪，人文主義者大聲疾呼，保守主義者痛心疾首，后現代主義者解構一切，海德格爾卻出人意料地大講所謂“泰然任之”，讓人摸不著頭腦。似乎這廝太過消極、頹唐。
其實不然！

我們大多希望改變現狀，希望通過操控、調節科學和技術發展的進度、方向，改變社會制度乃至文化的結構、假定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這些改變、操控、調節難道不是一種更高明、更高階的“科學技術”嗎？

我們怎麼能避免科學技術時代迄今為止的那些問題在更高層次上重演呢？

海德格爾忠告我們，我們對科學技術的領悟還太過淺薄，還仍然停留在“現成物”、“座架”的層次上思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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