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还有数以千万计的流浪宠物在不断地产生着。遗弃动物的人，把它们当成实用的物品，需要时利用它们，遇到麻烦时一扔了之。作为人类劣根性的一面镜子，流浪动物照出了我们人性中最黑暗的角落。

 

 

李少君：在读者印象中，你是先锋派小说家，1980年代中后期和1990年代初，你的作品《黑颜色》、《左手》、《桑烟为谁升起》等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据我的理解，先锋派作家比较注重抽象的人性，热衷于死亡啊荒诞啊异化啊之类的主题，对比较具体的生活和现实社会是不怎么关心的。你现在重新出山，推出了这两本以动物保护为主题的新作《动物档案》和《一只蚂蚁领着我走》，涉及的应该说是很复杂、很现实、也很具体的问题。

蒋子丹：这恐怕是你的误读。先锋派作家基本上是反叛一族，其中的佼佼者几乎都是以针砭社会、关怀底层见长的，只不过他们的表现手法差异较大，所以会给读者留下非常自我的印象。

你所列举的我的这几篇小说，都是以现实社会生活为依托的，虽然它们都涉及了死亡，人物行为都有点荒诞或者说有点异化，但关注点还是我们左邻右舍的人物命运。回顾我自出道以来走的路子，基本是关注现实的。长时间担任《天涯》主编的工作，无形中更加强了我这方面的意识。对自然与生态问题的忧虑，也是在这时候积累起来的。当然，我说的这种忧虑，并非抽象的概念所导致，而是由许多见血索命的事实和细节构成的。所以当救助流浪动物的张吕萍女士以她艰苦卓绝的事业感动了我的时候，我内心的隐忧一触即发，久违的创作激情又回到了我身上。

《动物档案》和《一只蚂蚁领着我走》，是从生态现实、从人类生存现实的角度来切入生活的作品。记得有一个出版商找我约稿，听说我在写动物，大为遗憾地说，你怎么改行去写童话了？在很多人心目中，写动物就是写“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的童话，是逗小孩子玩的东西。但实际上，动物与人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敏感并充满挑战的话题，涉及到现实、历史、道德、心理、情感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如果其中存在着你所说的创作重心转移，那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并没有刻意地计划和安排。

李少君：1980年代先锋派现代派出现后，发展出“纯文学”概念。作家们自觉不自觉地试图远离意识形态，转而写人性，写“普遍的人性”。从这个角度看，“纯文学”有一定的解放作用。但是，可能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文学越来越小圈子化，越来越远离现实与普通读者。它关注的所谓“人性”也在不少作品中变得可疑起来，有的干脆变成了纯粹的“性”，或者人性的恶与暴力之类，最后彻底个人化，出现了所谓私人写作。你如何看待“纯文学”问题？对你早期的写作有过什么反省和思考？

蒋子丹：你在前边列举的那几篇小说，比较能够代表我当年写作的路数。那时候我醉心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他们致力于突显人性恶和主张审丑的文学取向很感兴趣。这可能与我的成长经历有关，因为我从小生长在城市密集的人群中，跟大自然鲜有亲近的机会，特别是少年时期经历“文革”，在家庭变故中体会了世态炎凉之后，对人的劣根性有了比较深刻也比较偏激的认识。这决定我在早期的作品中，更关注人内心中那些较为晦暗的角落和不可告人的念头。但我并不想把这些东西表现得过于沉重，所以荒诞和黑色幽默就成了我写作的基调。这决定了我那个时候的作品，虽说还比较严肃，并没有堕落到你所指责的那种程度，但着眼点完全离不开“人”的圈子，人以外的世界几乎是一片盲区。

时隔十多年之后，当我开始写作《动物档案》、《一只蚂蚁领着我走》时，情形就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跟我个人的经历不无关系。在这期间，我从故乡湖南迁居到刚刚建省的海南，先后参与了《海南纪实》和《天涯》的创办，在实践中亲身经历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体会了创业与坚守的酸甜苦辣，阅读和写作也获得了新的角度，从只关心人的内心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拓展到关心人类生存的社会现实、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另类生命以及整个生物圈的状态。我自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假如我的生活和工作一成不变，假如我按原先的路子一直写到今天，跌进自恋的陷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从意识形态到技巧都有可能自恋起来。

回归文史哲不分家的大文学传统 

 

李少君：我开始接触到这两本书，特别是《一只蚂蚁领着我走》，是把它当作思想纪实类的书来读的，但后来听你说里面其实有不少虚构的成分，不免大吃一惊。

蒋子丹：就整体而言，这两本书的文体比较复杂，有的章节是小说，有的章节是散文、随笔，或者接近报告文学的纪实，有的部分以论说为主，甚至还有一章诗歌。我的初衷并不是要做一次文体游戏，刻意追求某种效果，只是为了表达的便利。这种写法不过是一种师法前人的作业。两千年前，庄子就写过大量寓言，司马迁和班固写了大量史传类作品，中国古代此类亦文亦哲、亦文亦史的交叉文体文本，太多了。当初《天涯》改版的时候，我们努力打破原有的约定俗成的文体界限，回归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的大文学传统。这种切身经验支持我在写作时，想着哪些事件哪些观点用什么文体表达最方便最合适，就用哪种文体。

写作过程中我切实体会到了多文体并用的便利，特别是遇到某些很难说清楚或者很难说得生动活泼的观念和理论的时候，动用文学手段比直接跳到前台去说教，效果要好得多。比如《一只蚂蚁领着我走》涉及到西方流行了多年而中国还鲜有认识的“动物福利”观念，我就用小说的方式虚构了一个中国失地农民，为了生计参与给活猪活牛灌水的勾当，最后通过自身的感受理解了“动物福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个人感觉这要比照搬西方人的理论有说服力。

其他的章节，如《盛宠时代》里的文婷、《狗年生意经》里的李立、《藏獒害怕人惦记》里的乌云、《秀亦成真》里的杨杨等人物，多次被读者甚至是圈内同行问及是否真有其人，听我说到完全是被虚构出来的，他们也跟你一样大吃一惊。我想，这种吃惊可能是因为的确有些真实的人物和事件穿插于其中所致，也可能是因为表现形式的变化较多样，比如《禁狗时期的心情》采用了沉鱼、落雁两个网友QQ记录的方式，实际上完全是一篇对话体小说，一些读者还以为是直接从网上下载的呢。

李少君：但是，有时候虚构也会带来一些问题，那就是不由自主地将情节戏剧化，把冲突夸张极端化，甚至把人物类型化、脸谱化。

蒋子丹：真正具有价值的虚构，要求有坚实的现实生活作为基础，不可能是关在书房里胡编滥造出来的。

《动物档案》里的那些小动物故事，虚构的成分很多，因为小动物不会说话，不能向我痛说家史。我在北京的那个动物收容基地看到它们的时候，工作人员只是告诉我，这只狗的主人吸毒，还让它吸，那只狗是被人从北海公园的湖中心救上来的，那只猫因为在主人床上撒尿被暴打并被遗弃，诸如此类。它们原来的主人到底姓甚名谁，是老是少，不知道。我不得不给它们安排各种各样的主人，富人、明星、流浪儿、老人、打工妹、单亲少年等等，让它们曾经生活的场景遍布社会各个角落，通过它们反映中国人的生活现状以及对待动物种种作为。也许某只狗的身世是想象的，但一定是根据生活里很多细节提炼的。就像那只漂亮小猫“美眉”，不必深究它的后腿是不是真被某个养鸽子的大爷为报复而砍断的，生活中因为养鸽子，楼上楼下吵得不可开交甚至酿出事故的事儿，谁没有听说过？为了达到文学的真实这一最能感动人的境界，写作者应该从潜意识中摆脱虚构与非虚构的观念控制，虚实都是为我所用的，在两者间跳跃、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比较自由的状态。

哲学滞后于我们的同情心 

 

李少君：我读《一只蚂蚁领着我走》，最大的感受是也许只有你能写这样的书。第一，你本身对动物有感情，这可能为你积累许多亲切的感受；第二，我觉得你对政治也有敏感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说的政治主要是指韩少功的那个角度，他说“恢复感受力就是最大的政治”。在当下的世界，动物保护已经是涉及所有人利益的非常重要的政治了。在这样的前提下，你的表述从动物入手，不断深入，在感动人的同时，兼顾了理性的高度。

蒋子丹：关于文学与动物的关系，著名作家库切有一个独特的说法，他认为怀有同情心的想象是没有界限的，可绝大多数人在有关动物的问题上，并不发挥这样的想象力。哲学滞后于我们的同情心。具有同情心的想象力，更多的是诗歌和小说的而非哲学的需求。假如文学能将我们的同情心延伸到动物身上，那么哲学也许会跟着做到。我得说，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

回想初读动物保护的名著《动物解放》的时候，我非常不理解作者彼得·辛格作为动物解放的代言人，为何要声明他并不爱动物。按他的说法，反对虐待动物的依据不是情感，而是基本的道德原则，是出自于理性而非感性。他写作《动物解放》这本书的目的，也是为了让读者认知人类对其他物种的态度是一种偏见，不是为了让他们对可爱的动物做多愁善感的同情。辛格认为动物解放这一目标的实现，要靠理性来完成。

我不能接受辛格对多愁善感的警告，因为我接触到的许多为救助动物不惜牺牲毕生精力的人士，几乎无一不对动物个体生命抱有深切的同情。我认为，一个真能如辛格所愿，将动物视为独立的有情生命的人，不可能为了议题的严肃性，把这些生灵的血肉抽空，制作成政治与道德问题的模型或者标本。人们常常是在对动物受虐的残酷真相大白之后，才开始以深切的同情去关怀动物，进而反省人类的。这使得我有理由相信，强烈的同情心是动物解放运动最持久、最可能的动力，也将是它上升为严肃政治与道德议题的经验基础。

我的印象中，大家似乎有个约定俗成的认识，老觉得只有理性的哲学是深刻的高超的，感性的文学怎么着也等而次之。我认为这可能是偏见，至少在对待动物的问题上，文学有着比哲学更广阔的天地。眼下人类正经历着自诞生以来与自然界关系最复杂的时期，而且这种复杂关系还有着继续恶化的趋势，人与动物关系，又是自然界各个分支中最难把握最具不确定性的关系。不确定性越大，文学越能有它的用武之地。

动物保护人士是不是有点“过火”？ 

 

李少君：人与动物的关系一开始就是功利性的。后来动物与人的关系，特别是驯养动物与人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多了情感的因素。但是，这种情感的因素现在是否被夸大了，过多依赖与动物的感情是否会使人在现实世界中变得冷漠和孤僻？你在书中写到的很多动物保护人士，他们为救动物毁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是不是做得过头了？我个人认为：爱动物，只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部分，但对于有些爱动物和动物保护者来说，却压倒一切，并导致与社会的对立情绪，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蒋子丹：只要我们粗粗地翻阅一下人类发展的历史，就不难发现人类的生存乃至人类文明的进步，在许多方面都跟人对动物的利用和依赖有关系。以狗为例，在人类狩猎的时候，狗的参与推进了人类狩猎方式的有效更新，要是没有狗做帮手，人类的狩猎将长期徘徊于用笨重的石斧发动短距离攻击的阶段。当狗随着人类社会的更迭走入了文明，它们所承担的任务也随之扩展着：在战争中充当探雷器，在灾害中充当救生员，在破案现场跟踪和攻击罪犯，在航天器里为宇航员当替身，并在各种药物和医学试验中充当活的实验试剂。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像狗一样，跟人类保持着如此长久而又亲密的关联，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狗作为伴侣动物中为数最多的种类，与人类的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过于夸张个人利益的神圣所导致的竞争，过于张扬个性所导致的不和谐，造成了人际关系的普遍紧张和冷漠，对于鳏寡老人、空巢父母、独身男女、底层孤苦无靠的人群，宠物就是情感最后的慰藉，也因此产生了病态宠爱、过分依赖动物的行为。生活在人群中的动物，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与道德伦理、行为规范、法律法规，以及社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世界还有数以千万计的流浪宠物在不断地产生着。遗弃动物的人，把它们当成实用的物品，需要时利用它们，遇到麻烦一扔了之。作为人类劣根性的一面镜子，流浪动物照出了我们人性中最黑暗的角落。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两本书表面上是写动物，其实还是写人，是借助动物角度对人的反省，对社会与历史的反省。

我认为书中所记录的一些动物保护人士，是超级勇敢的人，是当下中国动物保护实践中最有献身精神的行动者，对于他们在困境中的坚守，我一直抱有崇高的敬意，也怀有深切的同情，因为他们几乎为保护动物放弃了正常的生活，甚至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但在有些人看来，他们的救助不光势单力薄于事无补，甚至全无意义。人的目力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动物，人的救助永远只能挂一漏万，但在“酷评者”眼中，这就成了嘲笑他们的理由。可是历史上，无论奴隶解放、妇女解放，或是其他意义重大的改良和革命，都只能相对解决一部分或者一个阶段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放弃所有不体察不怜悯的理由，肯定有限救助的意义，也许正是他们最值得赞许的地方。

我不赞同任何把人和动物的关系对立起来的说法。因为爱同类所以也爱动物，因为爱动物所以更爱同类，我们不需要非此即彼的选择。并非一反省人类中心主义，就是要提倡以动物为本。和谐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它是一种平衡状态，而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对抗。人类想要保持地球生物圈的平衡，首先需要弄明白对于我们的基本生存或者说生活而言，什么是必要的需求，什么是多余的奢求，这是扼制人类在自然界的无限扩张的起点，也是人与动物达成和谐的起点。只有在这个起点之上，困扰我们大家的很多具体问题，才会逐渐改变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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