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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重望:当“非典”成为经典的时候

已有 11941 次阅读 2007-8-6 10:46 |个人分类:感言社会|系统分类:观点评述|关键词:学者

 

三周之内,三顾洛杉矶机场,三次的感觉却大不一样。一下飞机,拿着人手一份的关于SARS的警告,心里从第一次的莫名其妙,第二次的放松释然,直到第三次隐约的内疚和不安。

 

四月十八日是计划好的回北京时间。临近返程,我十分关心有关“非典”的各种消息,月初卫生部长的新闻发布会,给心里留下了一块不大不小的阴影。因为自己一直在咳嗽,最担心是在被作为“非典”送进医院。生平还是第一次感到“不确定”的可怕,但为了布置实验室参加国家评审最后答辩的准备工作,我最后还是决定按期返回。做出这一决定的瞬间,心里真的有一种走向战场的悲壮感觉。

 

有些事真是说不清楚。为了不引起周围的同事和朋友不必要惊慌,这次北京之行,除了订票的助理外我谁也没有告诉。临行前的一天的中午,助理给我订了一份中餐,打开“幸运饼干”,我不禁笑了,里面的纸条上写着:“keep your plans secret for now”。笑过之后,突然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飞机由东京中转北京,每个人可占用几排座,到东京后才知只有三个人的终点是北京,大家无语,加上嘴巴上的大口罩,无形中更增加了心头的压力和恐惧。北京入关时,工作人员用有些惊慌的语调叫住我,并要求我站住不要动,因为自己在健康情况单上注明正在咳嗽。后由医护人员量了两次温度后,才予放行。

 

北京城明显比过去安静多了,路上也再没有交通堵塞的现象。第二天见到北京交管局的领导,我说看来也不能说“非典”没有任何好处,至少交通变“好”了。接下来,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被免职,电视里都是有关“非典”的新闻与讨论,伊拉克战争已不是焦点。不过,实验室的一位同事倒是提议将“SARS”翻译成“萨氏病毒”,因为“说不定就是在萨达姆的资助下研制出的。”一周之后,北京多处被隔离,非典在北京和全中国已成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自上而下的全民抗非典运动铺天盖地而来,但我却又踏上了回美的行程。回前的夜里,吃了两种止咳的药,生怕在机场上出现什么问题。

 

回美以后,开始了两周的“自我封闭”。这期间,网上,报纸,电视里关于非典的报告和讨论几乎达到白热化程度。特别是网上,一会儿是“SARS改变中国格局”,“SARS将改变中国和中国人”,一会儿是“制裁新加坡的吴作栋”,一会儿是“SARS中的中国——社会推动政府”,还有什么“北京人恐慌了,北京人傻了,北京人非典了”。不过,一份关于“中国传媒应该停止对SARS使用‘非典’一词——笑谈中国特色”,使我感到大可不必。首先是先有国内的中文“非典”之称,后有英文的SARS缩写,而且SARS与“杀死”也太接近了,在对语言和数字十分“忌讳”的中国,用“非典”的确要比用“萨斯”好,就像用“仙逝”而不用“暴缢”一样。按作者的逻辑,美国早应改成“恶”国(America)或者“油”国(USA)了,特别是在伊拉克一战之后。许多事,大可不必太政治化,还是多些平常心为好。

 

至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以洪涛院士的衣原体结论否定中国的院士,更是在错误的时刻批评了错误的对象。固然不能否认目前中国院士制度有弊病,但在非典事件中也不能看不到还有像钟南山那样的院士存在。当电视主持人问钟院士这么大的年纪,又是什么都有了,为什么还这样不顾生命危难奉献时,他的回答竟是:为了一个未知数,就是要搞清是什么引起这场疾病。这里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连救死扶伤都听不到,但却使我不由的肃然起敬,为中国有这样的院士感到自豪。说错误的时刻批评了错误的对象,是因为非典事件说明国家还必须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说明很多事情必须“依靠”,而不是“重视”科研人员的结论去制定政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成为共识,但非典事件说明科学技术有时甚至还是第一生命力,第一生存力。

 

在一切都迈向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已看到经济全球化引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网络全球化中的计算机病毒,现在,广东的一个病毒,已演化成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问题是堵不住的,公众知情了,往往会引起事件从坏向好的转折,非典就是典型的例子。必须制止信息的层层作假,报喜不报忧,否则就是以政府的公信力和威信为代价,给一些官员提供掩盖过失甚至逃避罪责的机会,而且还可能导致全球性的危机。“多难”虽说“兴邦”,可这种人为放大的天灾,还是没有为好。非典的大规模爆发,暴露我们政府管理体制和文化上的许多弱点。中国应借非典之机深刻反思并设法消除官本位的危害,解决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之间责任的协调与统一,改革体制,从“领导管理型”向“公共服务引导型”转化,从根本上建立完善有效的现代化危机管理系统。

 

非典虽然是一次偶发的事件,它不但使我想到以后人类一定要善待动物,无论是家养的还是野生的,不能再以“什么都吃”为“自豪”了,也使我感到中国社会已到了一个“沸点”,不知能否由此而催生中华民族政治和文化上的“相变”。可惜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更不是一个政治家,但我衷心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的后代重温历史时,“非典”已成“经典”,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的经典篇章。

 

本文发表于2003711《科学时报》观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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