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人生最后四年，是在他的出生地——冀南、太行山东麓的村庄度过的。当时，母亲已经辞世，他不愿意离开两人一起生活的地方，就那样独自坚守了四年。蜂窝煤、烟筒，是冬天的生活必须品，哥哥会提前备好，堆在厨房和北屋的间隙中。当然，平房里的温度，不可能与都市里的暖气比较；电视节目，当然也是断断续续地看的，北方农村的1990年代末期，供电仍然不能满足需求，经常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停电、来电。不时，也会有同龄人去聊天，比如本家的弟兄哦能够比如一个驼背的邻居。

      按照某种标准衡量，父母的生活是平静而享福的，尤其是1979年以后；按照另一种标准衡量，则是起伏跌宕的，尤其是在1940年代。父母在一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们的村庄距离很近，只隔了一条季节河——午河（高邑临城两县的界河）。母亲在金婚后的第一个春天，远行了；四年之后，父亲，也是在春天刚开始的时候，远游了。

       父亲，在1920年代末出生的人中，算是有点儿文化的。我猜，在太行支队或者九纵或者15军服役的时候，可能有人鼓动他“安心服役”——至少可以从文书之类的职位干起，逐步升迁。可是，父亲留恋的是华北平原上的农家生活，他不愿意长期待在硝烟弥漫的地方。打到了南粤之后，达到几毛钱船票就可以到香港游览的地方之后，他觉得自己作为“解放者”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他应该回到战前的和平生活中去。

     假如父亲从内心讲，是和那个年代的某种价值（比如通过杀戮搏取功名）取向一致的话，他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实干、思考和其他因素，赢得主管领导的青睐，走上某种穿军装的仕途。他是结识了某种层次的高官、并为他们做过后勤工作的。可他，终于还是离开了部队，他依然倾向于过“自由自在”的农人生活。尽管他也为生产队做过连续二十多年的保管员，父亲终究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从来没有脱离劳动第一线。他劈柴生火做饭，他切秸草养六畜，他用柳条编笊篱，用荆条编篓子；他粗通木工，可以自己打造桌椅，自己使用，从不销售。当然，还修理过海河。在散文《父亲的手》（一名《一双手》）里，我记载了自己看到的、想像到的父亲的双手的六十多种动作。它们代表了父亲历经的一些职业的特殊动作。

      父亲的军旅生涯，持续了大约六年；我在西北服役的年限，也算六年吧。这是不对称的六年。相差三十六年，九旅当然和九纵差别很大。一个在几乎看不见硝烟的河谷里，一个在无法预见和平岁月何时到来的炮火连天的“流动的营盘”中。

      从尊重民俗的角度出发，父亲为许多人（包括母亲大人）书写各种内容的对联、贴子，其中提到了各种民间信仰的神仙，比如南海、比如天地、比如土地、比如灶神。父亲经常要搭上笔墨纸张，为别人——包括一个欺负过他的邻居——写字。受父亲的影响，我也练过几天“小字”，终究因为未能坚持下来，在写字方面始终赶不上父亲那一代人。我曾经协助过父亲的书写，自己也斗胆划拉过字，结果多半糟蹋了纸张。字迹不端庄，宛如野小子一般放肆地出格了。邻居们皱褶眉头，还是大度地说：也行，红表黑字就行，谁仔细看哪？

       父亲不信仰佛教，但这不影响他抄写“心经”。 我猜，除了是为了写大字外，也是一种排遣孤单的策略。至今，故居的墙壁上，还可以看到父亲的遗墨。纸张太薄，墨汁透过它们渗透到了墙壁上，连灰尘都阻挡不住。父亲的其他遗墨，也可以在墙壁上找到，也有用钢笔写的，也有用圆珠笔写的，还有铅笔的。

     父亲和我讲起过自己早年的军旅生活，我把那次父子间的交流，看成了专访，还进行了记录。其中一部分，我写成了《父亲的老军歌》。《军营文化天地》的编辑余戈先生，接受了我记录的父亲唱过的老军歌的歌词，把它们和一些红军时代的“原文”，设计成了一个特色栏目，在2001年8月推出了。（我自然也很喜欢这个栏目，也欣赏这个有心思的编辑，为了一个精心设计的栏目的耐心等待数年。这一点，可以和精心设计《人间指南》的《编辑部的故事》中的李东宝伯仲一下。）

       父亲离去十多年后，我逐渐理解了父亲中年时期的困难处境——有些事是和时代密切相关的。恶劣的人文环境，曾经让他倍感孤独，经常愿意选择沉默、选择阅读、选择静静地吸食旱烟。只有很少的话题，能让他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甚至情不自禁地歌唱起来，即使是冬雪飘飞的子夜，也削弱不了他流露的热情、活力和真诚。

       那样的时候，我永远记得，并且从中汲取精神营养。

       我和父亲拥有共同的属相——小龙。

——————————    以下为 2018-04-04 添加  ————————

                                                       梦中的父亲

 (2013-11-28 06:51:29)

    十多年来，梦中的父亲越来越和蔼，也越来越老了。比如，今日凌晨梦见的父亲已经是须发皆白，好似八十多岁的样子。只有在梦中，我才能看到他八十多岁的样子。

    我好似是驱自行车（梦中也不开四轮的）回到了出生地所在的胡同。胡同的北端有了变化，居然成了娱乐场所。我没有停留，直接奔向自家的院落。奇特的是，我居然从窗户里看到了父亲。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家的院落没有那末大的朝胡同开着的窗户。梦境就是和现实不一样。梦里的窗户很大，我一眼就看见了父亲。他一个人坐在屋子里，似乎沉默的样子。我刚要近院子，父亲神奇地出来了，而且已经到了我的前面。须发皆白、貌若耄耋的父亲急忙忙地说，我去你“SHOUSHOU”家找他。那个“SHOUSHOU”是和我最有共同语言的。荒诞而可爱的是，父亲要去找的“他”，居然是自己。我没有拦住父亲，任凭他走向雪地里。雪地里的须发皆白的父亲，就这样快速地消失了。我自己走进了院子里。

    以前，梦中的父亲很少说话。我梦见他的时候，他多是在一个光线黯淡的屋子里。这次，居然是光线明亮的屋子了。以前的父亲，只有等到我走进了，才抬起头来；这次，梦中的父亲，居然从光线明亮的地方走出来了。这次，梦中的父亲居然那么热切地说了话，还知道去那里去找他自己。实际上，父亲和那个“叔叔”聊天的时候，不见得比我梦见的多。但这不耽误我梦见他们聊天，梦见他去聊天的地方找回自己。

    父亲的寻找，让我不由得相信，他的寻找是必须的，是不由分说的，是不可阻挡的。可惜的是，这种寻找，阻断了父子间的聊天可能。因为我的梦境在父亲出发不久后就中断了。下次聊天，或者只是简单的对话，也只好等到再一次梦境了。进入梦境的渠道，无法设计，无法预料。就好似今天凌晨一样，我突然就梦见了须发皆白，精神矍铄的父亲。不过几秒钟的短暂光景，父亲就消失在梦境深处了，他去寻找自己了。

    梦醒之后，我觉得自己的心思，有一部分是随着父亲出发了。借着梦境，沿着父亲的目光或者脚步，去寻找父亲。（籍利平，2013年11月18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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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的职业（1）

 (2014-04-05 13:32:50)                    

1.       士   兵——炮手A

    父亲和母亲的故乡,相隔不过四华里，都在起源于太行山的午河流域。平均年龄15岁那年，也就是民国32（？）年，母亲和父亲结婚了。父亲比母亲小四岁，他们结婚的时候，按照现代的标准，还未成年呢。因为结婚辍学了（？）。父亲识字，他上到了高小。母亲不识字，她曾经回顾：刚解放那阵子，村子办识字班。母亲觉得没有用，就没有参与。

    母亲从午河右岸嫁到了左岸。婚姻的双方，应该都是“小康家庭”吧。两家都不必被人雇佣，也不必雇人，只要依靠自己的土地、牲口、水井和农具等就可以满足简朴的生存需要了。当时的冀南，地表水位应该比较高。打井汲水是比较轻易的事。这从1970年代初期的水井的水位可以推断出来。1970年代初，午河左岸的一些水井，几乎还不需要井绳就可以汲水。使用的井绳，也不需要在辘轳上绕多少圈。我记得，曾经只用担子，就从井里汲水出来，然后挑到家里的。我家距离午河不足一华里的样子。午河大堤，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

    父亲不太喜欢用口语表达自己。口语表达，也许不是他乐意采取的形式。父亲的战争后遗症——耳朵背，让他和人们交流有些轻微的障碍——他在解放战争初期成为了炮兵连的战士。班里配备的是82迫击炮，需要多人配合作战。“迫击炮，瞎胡闹；打不出去往外倒”。团属迫击炮连，是绝对的一线战斗人员。他们必须到最接近敌人的地方开炮。迫击炮的射程有限。

    父亲的同班战友，有些成了烈士。比如有个叫做王春发（法）的。王牺牲前，曾经把自己一直舍不得花的津贴给父亲，父亲没有要。（当时的士兵月津贴是十六两小米）我在1991年从父亲的口中听到了他的战斗故事后，把他写成了文字。文字中，主要记载了父亲唱的老军歌。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遗憾。幸运的是，我终于听到了父亲唱歌；遗憾的是，我只听了这一次。父亲肚子里的军歌，一定还有很多，可惜我没有机会再听，更没有机会记录了。那次夜晚的歌唱之后，不到七年，父亲就在一个春天追随母亲远行了。去年，我从网络上得到了父亲的烈士战友的准确下落。“南阳的一个杨老师，在寻找偶然得到的烈士证的主人”的报道中，提到了这个烈士，也提到了父亲回忆过的那场战斗。

   父亲婚后的“小康生活”，持续了不到两年吧。出现了一些变故，房子、土地的拥有量都急剧缩水。记得母亲悲愤地回顾过结婚第三年盖房子的情况。来帮忙的都不吃饭，干完活就走。母亲控诉过一个无耻的矮个子邻居的告密行为。矮个子喜欢偷听。这个矮个子家里原先特别穷，对于历史上比他家富裕的一切人，都满怀仇恨。矮个子窥见母亲从娘家扛回来一床被子，立即报告了当时的村干部。害得母亲拜拜出了一身汗，从午河右岸抗来的被褥，没有过夜，就被没收了。矮个子的哥哥，当兵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按照入伍年份推算，1947年春入伍的父亲，应该是最后一批八路军。当时的太行军区某支队，到村里征兵时，大姐要么才出生不久，要么即将出世了。

    母亲在唠叨中提到，他去部队看望父亲时的情景。大姐因为皮肤白皙、细嫩，让父亲的某些战友“恶狠狠”地说：真想咬她一口。我猜，那个士兵，一定表达的是对婴儿的喜爱吧，倒没有什么恶意。我还猜想，母亲到父亲的连队探望他时，他还是个正在接受训练的新兵。而且训练点距离午河不远。母亲是步行还是搭车去的，我无从考证。我猜测，一定要费些周折的。我查阅过故乡的县志、母亲故乡的县志。知道在解放战争初期，在冀南的临城县一个叫做祁村的地方，曾经有新兵训练营。父亲的新兵生活应该是在邢台地区境内度过的，但在邢台市区的可能性不大。

    父亲在谈起他的军旅生活时，说过——经常走路行军。父亲和叔叔（大约小半岁？）属于一个师。叔叔谈起过,两次徒步渡洛河的行军，我不确定父亲是否也参加了。不过，父亲说起过两次住进一个河南老乡家的事情。父亲最早是炮兵，我知道的是叔叔当过通信兵，至少他从朝鲜回来前还是通信兵班长。

    父亲，其实有语言天赋的，虽不乐意过分表现自己。父亲谈起他的军旅生活时，提到过一个细节，就是每到一个新地方，他都会接受借、还东西的任务。有的战友说，我最怕和老乡交流了，语言不通。

父亲轻描淡写地提到过他的经验——一个是注意模仿当地人说话的腔调，一定要撇当地的腔；一个是用人家喜欢的称呼来招呼人，该称老表的称老表；该叫老板、老板娘的就叫老板和老板娘；该叫大哥叫大哥，该叫二哥叫二哥。

    父亲到过广州，是否去过香港我不确定。他提到过，驻扎广州时，有空闲时间，有的战友偷偷去过香港长见识。船票才两毛——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父亲就是这么说的，还用食指、中指做了一个手势。

    父亲当然到过江西。他谈起过一个排长——瞎指挥的排长，挨了秦军长的痛批。这个排长也是渡河心切，在渡赣江的时候，艄公警告说已经超载了，他仍然要求士兵们——跟我上。结果船刚离岸就翻了。武器和士兵们都落了水。好在离江心远，水还不深，兵们不过湿了衣裳。我不清楚父亲是否在临川呆过。我从他的秦军长的回忆录中看到，这个军在那里休整过两个月。早在福建期间，部队就出现了大量的病号——疟疾或者其他传染病患者。如果当时父亲在为军政治部养马，那么他一定到过临川。如果是为团里的主任养马，就不好说了。团部不一定和军部在一起。

    父亲到过福建的建瓯和建阳。建瓯的瓯字，在冀南老家的发音系统中，读作（e-ou）。这两个地方我比父亲晚四十多年到达，我比父亲小三轮儿。我去建瓯和建阳时风尘仆仆，坐着吉普车；父亲当年一定没有这个排场，一定还是步行——无休止的步行。我在一些描写解放战争的影视剧中经常看到，父亲所在的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也就是坐着吉普车行军。比如，解放宿县的时候，刘司令的吉普车就是从铁路桥下的涵洞里穿越的。

    父亲只有弟兄一个，前文提到的叔叔也是，他俩是叔伯弟兄。

父亲所在的炮兵连，士兵们经常进行的作业是挖掘。父亲说起过一个晦气的事情，挖掘炮位时，曾经刨出来了死孩子。父亲重复了排长的粗话，我没有记住。我记住的是，那是一场上亡惨重的战斗。班长、副班长一天换了两拨。父亲谈到刚上任半天就牺牲的副班长时，不胜唏嘘。父亲不无佩服地提到过一个叫做“张四饼子”的连长。他的“跳眼”功夫了不得，多次指挥士兵，一炮中地。炮兵连得过锦旗。

    父亲离开炮兵连后，去了团（军？）政治部，主要是饲养军马。父亲提到过一匹大洋马。我幻想——父亲最惬意的是早晨的遛马时刻。这样的早晨，父亲可以在霞光中骑马。让马和自己的长长的影子，飞速掠过河滩的灌木和草丛。风过耳，确是不错的感觉，这表明了军马驰骋的速度。大洋马的主人，职务是政治部主任。父亲说，这个主人有两个警卫员。主任到一个城市当市长时，只带走了一个警卫员。另一个到基层当了排长。

父亲第一次挂彩——受伤，是在河南博爱——当时叫清化。子弹擦肩而过，父亲当时鲜血琳琳。从博爱的县志看，这次对博爱的第二次解放，战斗并不激烈，持续时间也不长久。父亲当时参军不过一百天，又在炮兵连，受伤在所难免。父亲提到的野战医院，多半距离博爱县城不太远。父亲一定是在寨卜昌的大雨中，参加完九纵的成立仪式后，和战友们一起南下的。从此，他们的编制属于解放军序列了。

    父亲提到过的肤色很白的师长，叫向守志。叔叔在提到这个师长时说，他原先叫守芝，灵芝的芝。

父亲的军旅生活持续了六个年头。

父亲1950年代初期回到故乡，不久，就当了生产队的保管员。

                                                        父亲的职业（2）

 (2014-04-09 07:27:25) 

1    士兵--炮手B  

    未满十八岁就进入战时的军旅行列，和和平年代的未成年士兵，想法和感受一定不一样。当我看到一些军旅文学作品高昂地歌唱演员十八岁的士兵时，我体会到了未成年士兵被迫介入战争的危险性。他们的生命历程，很有可能被定格在未成年的岁月里里。或者升华了，或者一文不值地进入了泥土。而成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对于自己的炮手生涯，父亲和我谈起的并不多。父亲不是热爱杀戮的人，也不是热爱炮火的人，甚至连棍棒他都不欣赏。

    父亲为何离开炮兵连，可能与这样的情景有关。在一次战斗中，当班长和排长为战斗中的英雄们弹冠相庆时，父亲并不开心。战斗中，他输送的炮弹，让一个娃娃脸瞬间成了碎尸，天女散花般地升腾，然后消失了。

    开火吗？

    开！

    他可是个孩子哪!娃娃脸！

    什么孩子不孩子的！都是敌人！敌人！懂吗？！少罗嗦！开炮！

    炮声过后，那个娃娃脸童话般进入天堂了。他先是，升腾，显示靠近蓝天；然后贴近大地，用未及成年人的血、肉和骨头亲近了大地。随后飞扬和下落的其他肉体、碎片、尘埃等，顺其自然地掩埋了他。好像他本来就该在那里和大地融合一样。

     班长的玩笑，让父亲笑不起来。他越发觉得自己不适合在这个连队里干下去了。故乡在征战中越来越远，从几百里到上千里，再到几千里。乡音，越来越难以听到了。原先，还有兄弟团的老乡在休整期偷偷跑来和他聊天；现在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了。休整两个月，总有可能看到他们的呀。

眼前的景色越来越像南方风景了。假定，他看到的是临川山谷的秀丽景色。秀丽的景色，不能让他辛勤愉悦起来。

     父亲的沉闷，是否和刚刚结束的惨烈战斗有关？无法断定。父亲也没有提起过著名的***岭的争夺战。这个七易其手的高地的名字，我是从叔叔的嘴里第一次听到的。“都杀红眼了！”叔叔的五个字，感叹的背后，是多少条性命的毁灭呢！是多少个家庭的破碎呢！是多少个寡妇期盼和失落的目光呢！是多少个母亲的泪水呢！

高地争夺战中，团属炮兵连，无疑是要出大力气的。那次战斗中，父亲的同连战友，牺牲了多少？没有准确的数字。战争中的班、排、连。好似繁殖能力超强的生物一样，可以迅速地补充甚至重建。当父亲，在战斗中一次次地发现副班长、班长、排长的名字，比走马灯的旋转还要快捷时，他是否非常愤懑呢！连长还没来得及叫全班长们的名字，他们就换了一茬。战时倒是好办，叫班长就行呢。姓名成了次要的问题。可是当班长成了冷冰冰的称呼，前面连个准确的姓都不添加时，班长们的感受会怎样呢！更不要说，那个普遍文化水平低的年代里，弄准一个人的故乡、姓名，对于并不识字的参战者来说，意义不大。对于粗通文墨的人来说，这也许是令人烦恼的事情之一。一个朝夕相处的战友，说消失就消失了，说牺牲就牺牲了，说掩埋就掩埋了。一次次重复挖掘、搬运、掩埋的动作，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泪流成河的。何况是，富有同情心的人呢，何况是在一口铁锅里捞过小米的弟兄呢，何况是一样来自田间，一样省吃俭用，连十六两小米的津贴都分文未动的同伴呢。

掩埋了不得不掩埋的。风会吹干眼角的雾水。收拾起炮筒、支架，驱赶着军马；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行军。

    在南方行军，几分钱一双的草鞋，他们也不买。他们是自己编织的。战斗的间隙，他们除了抽烟、除了聊天、除了开些同行们都明白的玩笑，除了维护器械，就是个人卫生的整理了。编织草鞋和其他用具，成了他们生活中最富有诗意的生活片断了。

   “斜风细雨不须归。”狂风暴雨，该行军也得行军哪。父亲的编织手艺，在南方行军的间隙中大为增进了。父亲是个颇有艺术细胞的青年人，在他所属的连队里、排里、班里。编织的蝈蝈、蛐蛐、蚂蚱，是不需要携带的，是不能随身携带的；只要得到了伙伴的半句赞叹，它们就回归于大自然了。

    假定，父亲在一次休整过后，离开了炮兵连，从事了新的兵种。父亲在这次休整前，是否染上过当事传播率很高的病症，我无法推测。从他的纵队司令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在1949年夏天，大批从北方行军到了福建、江西一带的士兵，病倒了。司令，也就是后来的军长，在回忆录第十三章《挥戈华南》中这样写道：

    “进军两广，在临川休整了一个多月， 七月七日至九日，我军分别临川、宜黄等地出发，两渡赣江，参加湘赣作战。七月十七日，军主力进抵安福地区，奉命进行整训。安福地区历来为疟疾流行区，遍地杂草丛生，夏季蚊蝇、蛆虫比比皆是。有一首民谣：“安福沪水河。蚊子大如蛾，一个不够吃，两个差不多”。北伐战争时期，北洋军阀曾有一个团受疟疾危害，大部分病死在该地区。我军进驻安福正值疟疾流行季节，天气闷热，医疗卫生条件差，加上部队长途行军，过度疲劳，营养不良，抵抗力差，导致疟疾在部队迅速蔓延，发病率急剧上升。全军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员都不同程度地患有这样或那样的疾病，部队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为了战胜疾病，军党委及时发出“开展人马健康运动”的指示，把突击治疗病号，改善生活，消除疲劳作为中心工作，号召全体指战员“紧急行动起来，开展群众性的人马健康运动，战胜疾病侵袭，尽快恢复战斗力”。各师、团党委都分别召开党委会，拟方案，定措施，抓落实，一个群众性的人马健康运动在全军迅速掀起。八月二十一月，在建军二十二周年纪念大会上，我把开展人马健康活动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向全军作了动员。谷景生政委、张蕴任参谋长带领四十多名机关干部深入连队，了解疫情，看望病号。在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军后勤部组织人员分赴上海、南京等地和华北老解放区，采购药品和副食，保障部队治疗需要。医务人员还采取土
洋结合的办法，千方百计寻觅偏方和采集中草药。一三一团卫生队长杜希良还研制了“涩拉秧水”和“郁金丸”等药剂。除了医疗防治外，各级还狠抓了伙食调剂，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组织体育比赛。我们的这些举措，抓得紧，抓得快，也抓出了效果。当时整个第四兵团都面临疾病危害，陈赓司令员十分着急，准备向中央报告。兵团卫生部长桂绍忠把我们“开展人马健康活动”的情况向陈赓同志作了汇报，陈赓很高兴，指示机关在全兵团推广了我们的做法。”。文中提到的131团，就是父亲所在的团。卫生队长杜希良研制了“涩拉秧水”和“郁金丸”等药剂为兵治病，可见疾病成了降低和损失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南方的梅雨，对于北方士兵的威胁尤其大。

    父亲离开清化（博爱）的战地医院后，是否进入过其它战地医院疗伤，我无法判定。我只是觉得，父亲承受了战友们一批批地牺牲、长期行军、负重等的考验。他的身体是否能保持离开故乡时的良好状态呢！

无需假定，已经是事实——父亲的炮兵生涯，让他的感官，尤其是眼睛、耳朵和鼻子，受到了严峻的考验。目视的是一些血琳琳的场面、是尘埃、硝烟的飞扬；听到的枪声，更多的是炮声。最多的是从自己身边响起的炮声。自己的炮声，对自己的耳朵伤害得最大。嗅觉是否会麻木呢，各种腐蚀植物的枝叶，各种死亡的人物、动物的躯体的臭味。

    听力的急剧下降，终于成了父亲被调离炮兵连的物理或者生理因素。

    父亲，将从另一个角度，切近真实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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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工事中的父亲

 (2015-04-11 06:32:36)

我轻而易举地穿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神奇地

看到了地下工事中的父亲。

我觉得自己二十年没有听到父亲的声音了，而这个

声音，这个从所谓的军床上平躺着的父亲胸腔里

发出的冷漠的声音，让我觉得隔了一个世纪。

我是偶然在陡坎里

发现父亲的工事的。

地面上的塌陷让

我好奇地钻了进去。

好大的房间！

一大排空荡荡的床。

只有父亲一个人躺在床上，他没有起身。

熟悉的声音，让我几乎哭泣起来。

多久没有听到这个冷漠的声音啦。

好似在潜意识里吧，我觉得父亲应该回家啦！

我说，这样的房间怎么住呢！我环视了父亲的工事或者叫做房间。

父亲还算“讲究”的，这个小龙年出生的，1920年代人，这个

1940年代的青年军人，他只把靠近自己床铺的大窗户用纸糊上了。

窗户纸也已经开绽了，好似开放的白荷花。

别处的窗户都是敞亮的，没有窗户纸。

父亲，头向过道躺在床上。

我的目光直接越过了父亲的被窝，落在墙壁上方和左右。

我围绕父亲的床铺，转了不到半圈儿，突然下起雨来。我躲避

水柱，多次失败了。

我关注着父亲的床铺，他的床铺上却看不到下落的水滴。

我疑心这是不是梦。我的头发和上衣，都已经湿透了。

我在心里劝说父亲，回家。心里也知道，他不会听我的。

我就这么站在水柱中，看着被窝里的父亲。

直到，黎明把我从梦境中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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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寨卜昌怀念父亲

  (2013-07-28 21:02:03)

1947年8月的那场大雨

见证了一个纵队的成立

那个18岁的新兵

已经和许多战友回归大地

如果，我能够到达

热烈的地方

我愿意，也赶上一场透雨

让脚下的泥土

收藏两代人的

足迹

九纵战士和九旅战士

有数不清的交集

寨卜昌

你会听到  迟到的赞美诗

九纵战士

你们  不该被忘记

无论是丢失的  复员证

   还是迟发的  烈士证

都曾经是历史

的见证

（2018-04-11更新）

**********  相 关 博 文  *************

    1  想象1947年的父亲

见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55-356.html

   2  多才多艺的父亲（方言篇）

见：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55-3518.html

  3   父亲的河母亲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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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55-829793.html

  4   杏花飘飞时的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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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石磊磊与葛蔓蔓(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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