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83年大学毕业等分配的时候，我父亲所在的鞍钢铁东医院细胞遗传实验室可以算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前诊断实验室了，因为他发明了在早孕取绒毛做产前诊断的方法。



有一天，他让我晚上在他的实验室值班一个晚上，任务是观察并描述培养着的绒毛细胞的生长情况。现在想来实验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还是认认真真地去做，每 隔半小时去镜下观察一下细胞，把一些增长点找到，用铅笔画出来。那时候，我父亲在试图突破一个难关，就是如何增加绒毛细胞的分裂相以便观察和分析染色体的 变化。这就是他后来提出的“拨皮”法：把取出来的绒毛在显微玻片中间挤压，让更容易生长的内层细胞暴露出来，这样能提高标本中分裂相的个数，提高诊断率。

一个不重要的实验，却是我科学生涯的开端。现在回头看去，其实不同历史阶段大家所考虑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在诊断时如何提高信噪比。我父亲要在取到不多的绒 毛细胞中看到分裂相，看到染色体，而众多的非分裂相细胞，甚至参杂着的母体（非胎儿）细胞就构成了他的噪音；我们做分子诊断要在血液或其它标本里面检测病 原体分子，而血液中成千上万的正常细胞就构成了背景噪音。

诊断，永远是在玩信号和噪音的游戏，如何能找到信号，确定信号和疾病之间的直接关系，然后再设法快速，简单，自动，便宜地检测到信号。人有那么多种类的 病，每个病的诊断都是如此。我们所追求的就是更特异的诊断指标，更简单的诊断方法，更快更便宜的技术。这个“游戏”还会不断地演绎下去，在不同的层次，利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

我父亲能从病人的需求出发，首先发明取绒毛做早孕产前诊断，是因为他心中有病人，有为满足他们需求而产生的动力。所以，成功最终还是建立在满足一个医疗需求上，不是为了一篇论文和一次晋级。能跳开暂时的，近期的利益，解决一个医学科学的难题，论文和晋级自然就能来（在公平的社会条件下）。可悲的是有太多的 人那样努力的结果是没有被“赏识”，甚至他们的发明发现被他人盗窃利用。所以，当初我父亲之所以努力促成我出国为的就是争取一个更公平的环境。

我感谢他把我带到科研这条路上，而且是“带”，不是“逼”。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他历来是象朋友一样的提建议，而不是发命令。最另我感动的是在准备高考的时 候，有一天晚上我看电视，我妈说我应该去看书，我爸却说：“他能看电视，说明他有把握。让他看吧。”这句话比长篇大论的教训有用多了。因为它传递的是信任，而我感觉到的则是责任。有太多的父母没有给儿女足够的产生自信的机会，总是拿自己的儿女和其它更“优秀”的同龄人比，结果并没有激发孩子的上进心，反而伤害了他的自信心。我很庆幸我有一个良师益友的父亲。

（今天在苏州又去看望了葬在灵岩山的他，已经十五年了，还是觉得他在身边，时刻关注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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