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历史，我们总是直觉地把历史等同于国家历史、民族历史、世界历史等社会历史。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又何尝不是一部历史？只是不同的人其个人历史的社会关注度和社会影响力有显著差别而已。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历史叠加起来，就构成了通俗意义上的历史-国家历史、民族历史或世界历史等，或者说，通俗意义上的历史其实就是由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历史叠加而成的。

说到对历史负责，我们也同样往往会把它简单化地理解为对国家历史、民族历史等社会历史负责。但我的观点是，对社会历史负责的前提是对自己的个人历史负责，对自己的个人历史负责是对社会历史负责的基础。一个对自己的个人历史都不负责的人，是不可能会真正对社会历史负责的。

政治家是社会的重要主导力量，因此，政治家的个人历史会极大地影响社会历史，或者说，政治家的个人历史是社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应该是首先对自己的个人历史负责的，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历史负责。政治家对自己的个人历史负责，应该主要表现在对自己的政治言论、施政行为、政治形象等方面的细心打理，并始终以‘周围有千万双眼睛在时刻盯着自己一言一行’的紧迫感和敬畏之心来严格要求自己，惟如此，才能避免自己因一时的冲动和莽撞而酿成重大过失甚至重大历史责任。

科研人员和教师，同样是社会的重要主导力量，不少科学家和教育家的个人历史也会极大地影响社会历史。对于教育科研人员而言，他们自己的从业经历同样也是自己的个人历史。你出版的书、发表的论文、主持过的科研课题，都会成为自己的个人历史。因此，如果你编写的书不少，但错误满篇、逻辑混乱；如果你发表的论文数量众多，但毫无价值甚至抄袭剽窃；如果你耗费的科研经费成百万上千万，却连1-2个象样的成果都没有；...，虽然你短期内也许能因此获得不少收益，但这些人生经历经过10年20年30年的沉淀后，恐怕迟早会成为你一生中的耻辱，甚至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荣辱柱上。所以，从对自己的个人历史负责的角度来看，对自己发表的论文，对自己编著的书籍，对自己主持的项目，应该是用一种敬畏之心去对待才更加科学，才更加理智。

需要对我们发表的论文和书籍保持几分敬畏之心很容易理解，因为白纸黑字一旦被刊印出，则无法再抹去了，因此大多数合格的教育科研人员会自觉地对这类事情高度负责（我最近就很不敢接要求在短短1年左右的时间内编出书来的事，呵呵）。但对于自己主持的科研课题需要保持敬畏之心这一点，可能有不少人却会在不经意中忽视，或在‘以科研经费本身为核心指标来考核教育科研人员的工作业绩’的潮流中忽视。这就好比是企业家，同样是经营一个企业，有人拿了国家上千万的经费补贴去经营，结果却一无所获，最后业绩平平甚至濒临倒闭；而另外有些人只拿了国家极少的甚至没拿经费补贴去经营，却把这个企业经营得红红火火，每年给国家上缴巨额税收，早把国家当初补贴的那点经费补贴通过纳税的方式返还国家了。对于前者，显然是糟糕的经营者，应该被撤职，因为他丝毫无功于社会，无功于国家，反倒浪费了国家不少钱；对于后者，显然是最好的经营者，应该被奖励和重用，因为他仅仅花了国家的一点小钱，甚至没花钱，就给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巨大价值。这个虚拟的例子讲完，我想应该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出我们该如何去看待科研经费这个问题了，即科研经费本身不应该成为衡量科研教育人员业绩好坏的标准，唯一的标准应该是他做出的学术价值、技术经济价值和教育价值，因为科研经费本身远不是科研成果。相反，对于多年不断获取国家大量科研经费者，应该计算其单位科研经费的科研产出，如果产出大，则鼓励，如果产出严重偏小，远低于国家平均水平，则批评甚至限制其继续申请国家科研经费（当然，对于一些极难或高风险性的科研课题，可以例外，但应附有若干同行的评议意见为其进行解脱说明，才可被特殊考虑。此外，这又涉及量化问题了，具体操作细节应该要十分慎重尽量周全）。

对于一个人的个人人生而言，能有一两本值得称道的好书，或能有10-20篇有较高价值和见解的论文，或能有1-2个有重大价值的科研成果，足以告慰平生了。当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越多越好，但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质量是科研的生命线，没有质量的科研行为是科研人员的自杀，没有质量的教育行为是我们对子孙后代所犯的罪过。

最后简单谈谈一个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最近的一些体验和观察，让我更加加深了自己的这样一个认识：我们的教育系统目前似乎提创新提的过多了，不论什么样的人员，都要文章，都要科研，导致大量泡沫文章出现不说（也挤占了有限的期刊资源），更为糟糕的是，导致许多教师不能安心从事教学工作，从而难以保证教学质量（这个现象似乎在许多高校都比较普遍）。对于大多数院校的大多数教师而言，教育仍然应该是第一位的，先把教育质量保证了是第一位的。当然，也不能因此而让对科研有兴趣和有天赋的教师在学校待不下去。事实上，以前许多院校的做法已经挺好，把教师分系列，教育系列和科研系列（总体水平越高的学校后者的比例应越大，总体水平越低的学校前者的比例应越大）。对于教育系列，主要考核教学质量和教学工作量，只要教学工作量和教学质量达标，则给予足够高的经济待遇和职称待遇，让他们都能够得到可以维持体面生活的经济收入，科研只做些微的附加分，当然，如果他突然得到了较好科研成果且其本人有意转岗，则允许他转到科研岗位以有利于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科研中（但对于大多数普通高校和技校等学校来说，准确地消化好和讲解清楚现有的知识体系和熟练准确地掌握好现有的技术技能是第一位的，在消化好和掌握好现有知识技能的基础上才谈得上进行科研创新的问题，否则就是在把科研当过家家）；而对于科研系列则相反，主要考核其科研业绩，教学只需要满足较低的基本工作量即可（纯科研系列者甚至可以基本不要求教学），但对于科研业绩的考核周期应至少在2-3年以上才考核一次，而不应每年考核，因为科研成果的得到必须要耐心、静心和精心，浮躁是科研的大敌和毒药，短期考核也是科研的大敌和毒药。考核期达3-5年后，如果科研业绩一直平平甚至糟糕，则需要考虑将其转岗到教学岗位甚至解聘。对于科研岗人员，也给予足够高的日常经济待遇，而严格禁止将科研经费挪为私用，并取消对普通科研成果和学术论文的日常奖励，科研奖励只奖励已被公认且得到了学界同行公开评议的具有较高价值的学术成果，由此来逐渐杜绝将争取科研经费当成挣钱手段的不正常现象，通过挣科研经费本身的钱挣成百万、千万富翁是对科研的亵渎和‘犯罪’（劳务费是正当的，不在此列）。对所有教师的业绩考核不分主次地既考核教学工作，又同时考核科研，只会让大批教师无所适从，尤其是令大批青年教师无所适从，会干扰、耽误教师们和科研人员们的健康发展。因此我的初步观点是：上岗时把关严格，上岗后给予足够高的日常底线经济待遇（至少在社会的中上经济水平），并明确分出教学岗和科研岗并给与足够长的考核期和过渡期。这样做既有利于稳定‘军心’，使得大家都能安心下来专心工作，而不东挖一坑西挖一井最后坑不象坑井不象井，更有利于提高科研的档次和教学的质量。

在人类科学知识已高度积累和高度发达的今天，要成为一位合格的科研人员，首先的第一步应该是成为一名功底扎实的学习者，对于已有的科学知识，至少你本专业的科学知识和科学工具应基本通晓且能够熟练运用。第二步是成为一名高水平的跟踪者，能够准确理解科研前沿的新成果和新进展，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将其再现出来，同时在再现的过程中寻找前沿成果的优点和缺陷漏洞所在，这些缺陷漏洞是创新之母，连现有成果的优点在哪、漏洞缺陷在哪都体会不到，不能准确把握，是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的（当然，这其中要尽量避免这样一种情形：不仅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却还以为自己知道。避免这种情形的唯一方法是在日常学习和科研中，不断训练自己的学术内省能力）。第三步才是创新，在扎实的功底和对前沿的准确理解和洞察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和创新。前两步是必不可少的过程，创新是跑的话，前两步就是走，连走都不会就开始跑，就开始高速度炮制学术论文和所谓的学术成果，甚至要高调提倡训练所谓的写作技巧和申请经费技巧（我并不反对训练这个，但前提是已经基本完成前两步了，与技巧相比前两步才是真正最重要的），形成不良学术习惯、带坏学术风气不说，更会最终谋杀自己的学术生命。

最后的总结是：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科研人员很难，既需要天赋，更需要专心磨练和静心精心的积淀；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也很不容易，既需要长时间的知识积累（也包括新知识的不断学习）以及教学经验的沉淀和教学技能的不断锤炼与提高，也需要一定天赋。不论是做教师还是科研，能做好其中的任何一项，就已经可以是人生的巨大成功了，就可以无愧于甚至可以自豪于自己的个人历史了。

注：本文撰写于2007年12月29日，最初发布于清华BBS和水木社区博客中（几年前这两个平台的博客功能关闭了），今日重新发布出来，有少部分内容有所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