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马朗人先生于2020年12月6日在东京逝世, 在12月7日大冢孝治(Takaharu Otsuka)告知我们这个突发事件后，理查德F.卡斯滕（Richard F. Casten）向国际核物理学会的一些同事和朋友们群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表达失去有马朗人先生这位朋友和导师的悲痛之情；几天后赵玉民在中国的科学网上发表了《有马朗人老师》的纪念文章表达他的缅怀之情，同时回忆了他与有马先生在过去二十年中的部分交往经历。这篇文章引起了冯达旋的注意，冯达旋先后与卡斯滕、赵玉民讨论此事；经过多次沟通、讨论，我们三人(卡斯滕、冯达旋、赵玉民)决定举办一次在线会议纪念有马朗人这个伟大的科学家、教育家和诗人。

在筹备线上会议以缅怀有马朗人先生这样一位多维度人物的过程中，冯达旋回忆起他第一次看到"清明上河图"时的个人感受。这是一幅巨大的画作，画家描绘了一千年前中国宋朝首都开封的场景，画面是一个社会阶层、职业都高度复杂的众生在各种生活场景中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这幅艺术巨作给人的第一印象似乎是纷繁而杂乱，然而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一画卷在整体上则呈现了和谐与秩序之美。对冯达旋来说，有马先生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复杂和挑战，而他却从这些纷繁复杂中勾勒出简单与美，这些简单与美包括有马先生在物理学的维度，例如他与堀江久(Hisashi Horie)教授提出关于核磁矩疑难问题富于想象力的组态混合思想，以及他与Francesco Iachello教授勇敢地提出用sd玻色子来代表价核子配对(valence-nucleon pairs)从而揭示出的原子核系统新动力对称性，也包括他作为日本著名俳句诗人的维度上。有马先生还曾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之一日本的政府部门高级行政管理人员而且政绩卓著。而把这些纷繁复杂的、看起来非常不同乃至凌乱的、不同领域的成就连接起来的线索则是他的日本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理解了有马先生这个伟大的人，就等于了解了“混沌中的秩序”和“运动中的宁静”的内涵。

这次纪念有马先生的线上会议是在 2021年4月8日举行的。这次会议非常成功，全世界大约有400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有21个人[理查德F.卡斯滕、Francesco Iachello、宮下恵美子（Emiko Miyashita）、大冢孝治、堀内昶(Hisashi Horiuchi)、浜本育子(Ikuko Hamamoto)、 Muhsin N. Harakeh、Joseph N. Ginocchio、Piet Van Isacker、孟杰、赵玉民、油谷泰明(Yasuaki Yutani)、矢崎紘一(Koichi Yazaki)、鈴木俊夫（Toshio Suzuki）、柳卫平、靳根明、Bruce Barrett、Joseph H. Hamilton、刘克非、Moshe Gai、Stuart Pittel]致辞。所有致辞都讲述了演讲者与有马先生的交往经历或有马先生对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影响。整个会议由冯达旋主持，卡斯滕宣读了有马朗子（Akiko Arima, 有马朗人先生的女儿）寄来的感谢信，她向所有与会者表达了来自有马先生家人的感激之情。在会议结束前，来自耶鲁大学的Yoram Alhassid和来自罗格斯大学的Larry Zamick也应邀发表了简短评论；几天后来自华盛顿大学的George Bertsch和Larry Zamick录制了口头致辞，这些发言都被剪辑到这次纪念会的视频中。

这次会议对有马先生非凡的一生进行了广泛的回忆。所有致辞都是非常真挚的，包罗了多方面的内容，从有马先生许多开创性的科学成就、他对几代学生和同事的指导、他在东京大学和理化学研究所科学管理中的引领作用、他作为政府部长的工作，到他促进国际[特别是在亚洲]科学合作的广泛和高效的活动，以及他一生对俳句诗词的深爱，当然还有他在俳句团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他与世界各地的许多参会者的深厚友谊。

当我们(卡斯滕、冯达旋和赵玉民)回顾有马先生的线上纪念会议时，我们觉得这次会议不仅是对于有马朗人先生的缅怀，事实上也是国际上几代核物理学家对这一物理学领域卓越贡献所代表核物理时代的总结，而有马朗人先生的重大贡献就处于其中最显眼的位置。我们在回顾这次线上会议的过程中认识到，还有很多人希望有机会讲述他们与有马先生的交往，因此我们认为编辑一本有马朗人先生的纪念文集是非常合适的，一方面讲述有马先生是具有怎样伟大人格的一位学者，另一方面也讲述他是怎样普通的一个人。本书正是在这个理念之下的文集，所编辑文章的中心主题是“有马朗人先生是谁、他对我和世界社会有什么影响”，有马先生四十多位同事和朋友为本书撰写了文章。

本书编辑赵玉民、卡斯滕和冯达旋也想借此机会分享我们自己与有马先生讨论和合作中的交往, 以表达我们对于有马先生的尊敬和爱戴。

赵玉民非常怀念他与有马先生的长期交往和合作。在有马先生的指导下，赵玉民在日本做了六年多的博士后（从1998年1月到2004年10月），此后又与有马先生继续合作了十几年。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合作中，赵玉民与有马先生面对面的讨论超过500次、一起吃饭约300次(粗略估计)，在接受同行评审的国际物理学期刊上共同署名发表了100多篇原子核结构理论方面的研究论文。

从2000年3月到2004年底，有马先生建议赵玉民研究偶偶核在随机两体相互作用下零自旋基态占优的这一著名疑难，有马先生的强大意志是这一合作的主要动力。在这段经历中，赵玉民迄今特别留恋并且印象极深的是有马先生的一个特写镜头。那是2000年夏天某日的下午，当赵玉民在有马朗人先生的办公室外间等待有马先生时匆匆看了一眼站在里面房间中的有马先生。那时有马先生正和蔼地对一个秘书解释着什么，有马先生看起来就像一尊唯美的雕像，脸庞格外温和、甚至是神圣的。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妙而震撼的心理体验。

在2000年3月至2004年10月期间，赵玉民经常去找有马先生讨论工作，每周至少一次或两次，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四次。由于有马先生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凑，实际上许多讨论是在午餐时进行的，偶尔在东京市区的街道上、或他在东京市内各种活动和安排赶场时的小汽车里，不到三分之一的讨论是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的。在2004年赵玉民回国工作前的告别会上，有马先生特别诚恳地对赵玉民说：“我们在《物理报告》[Physics Reports]上的这篇论文实际上是你在我指导下的博士学位论文。”

赵玉民和有马先生在有马朗人的参议院办公室，

赵玉民曾到此访问大约200次（摄于2000年）

与一些“大人物”不同，有马先生对遇到的任何人都非常随和，从不摆谱，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好将就”，当然这也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当他访问上海交通大学时，他私下里很满意也很享受被当作一个亲密的朋友来对待。有马先生曾在大学校园外、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小餐馆吃那种便宜的面条，曾在上海和北京乘坐普通的出租车（2010年之前，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的出租车偶尔会比较脏和乱）、夏天在街头小摊上喝便宜的冷饮、在旅行中接受很廉价的小纪念品，有马先生甚至曾饶有兴致地让赵玉民陪他去看当地的花鸟鱼虫市场，尽管那里的气味其实不怎么好。在这些方面，可以说接待有马先生其实是一项很简单的事儿。

通过比较密切的接触，赵玉民还目睹了有马先生的两种特殊能力。第一个能力是有马先生在需要时可以迅速入睡。赵玉民曾经多次与有马先生一起乘小汽车做长途旅行，有几次有马先生对赵玉民说 "我打个盹"，然后有马先生就闭上眼睛并很快入睡。赵玉民认为，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有马先生即使在已年过八旬之后每次会见客人时仍然能精力充沛。有马先生第二个特殊能力是他可以快速转换手上的工作，即从一个工作转换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工作，因而有些人开玩笑地称有马先生为“计算机的时间共享系统”。由于高效合作和长期友谊，有马先生已经成为赵玉民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当赵玉民与有马先生在街头或机场相互告别后看到他消失在人群中时，他常常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在2018年9月，在上海举行庆祝有马先生88岁生日的国际核物理会议之前在东京也举行了一个庆祝活动, 赵玉民在发言之前用了很大努力控制情绪后才走上讲台完成了口头报告。

在多年合作与交往过程中，赵玉民从有马先生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在研究和生活中坚持不懈的精神。虽然有马先生老师似乎从来没有在口头上强调过精神和毅力的重要性，但是他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已经很完美地示范了这一点。这里赵玉民希望分享有马先生在面对研究中复杂问题时的态度[因为这可能对年轻读者更有用]，那就是永远从最简单的例子开始。这种方法非常实用，也是值得指出和提醒的，因为在面对复杂的理论问题或编写复杂的计算程序时，赵玉民在与其它人的合作中曾看到过许多反面的例子。

卡斯滕与有马先生老师在上海举办的国际会议上（摄于2018年）

卡斯滕是在1978年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托里-马约拉纳(Ettore Majorana)中心举行的艾里斯 [Erice, 地点是一个中世纪山村] 会议上认识有马先生的。当时正值有马朗人先生和Francesco Iachello 合作在《物理学年鉴》上发表著名的相互作用玻色子模型 (IBM) 动力学对称性系列论文时期，而这次会议是关于IBM系列会议（冯达旋在本文后面也会提到这些会议）中的第一次。对于卡斯滕来说，他和Jolie Cizewski以及来自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法国格勒诺布尔的劳尔-朗之万研究所的同事们刚刚在196-Pt原子核低激发态发现了IBM新预言O(6)对称性的第一个实验证据，这也是卡斯滕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转折之一。那次会议上来了许多大人物，如有马朗人先生、Francesco Iachello、Herman Feshbach、Igal Talmi 等，听取参会者之间的科学讨论并做出一儿点贡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经历，当然与有马先生的讨论对卡斯滕的物理思想有很大的启发。有马先生不仅用很轻松的方式表述了很多物理图像，而且在人文方面的解说也深入浅出。卡斯滕清晰地记得, 有马先生在日本和中国历史、东方艺术和宗教、甚至欧洲历史与文化方面可以说是学贯东西，令人叹服。

自从这次会议以后，卡斯滕有很多机会与有马先生见面、讨论和交往，其中最有趣的是1994年在河内举行的核物理会议以及2010年在冲绳举行的会议，卡斯滕最后一次见到有马先生是在2018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庆祝有马先生八十八岁生日的“原子核的简单、对称与美”的国际会议上。卡斯滕在宴会致辞时说，古往今来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科学社团和大学的伟大管理者、伟大的教师和导师、优秀的政府部长、国际科学发展与合作的伟大推动者、伟大诗人和具有深厚历史知识的人，但在一个人的身上、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在这些所有方面都取得伟大成就，就像有马先生这样，确实令人惊讶。描绘在生活和工作中的有马先生、他对其他学者[特别是那些处于职业生涯早期阶段的学者们]的影响、有马先生本人奉行同时敦促其他人也这样做的、最简单的概括，像有马先生的口头禅那样, 就是“永远努力工作、学习、坚持不懈，即使在很困难的时候也不放弃”。本书中的许多文章都提到了这一点，这让人不由想起Alfred Tennyson 在1833年写的《尤利西斯(Ulysses)》一诗中具有代表性的最后一句话：“努力、寻求、发现、永不放弃 (To Strive, to seek, to find, and not to yield)”，这也正是有马先生一生的缩影,我们将永远怀念有马朗人先生和他的智慧与胸怀。

冯达旋第一次见到有马朗人先生是1966年冯达旋在罗格斯大学核物理实验室做暑期实习生的时期。该实验室的负责人是知名的核物理学家George Temmer，他曾在原子核的库仑激发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在实验室里有一位来自大阪大学的访问学者绪方宏(Hiroshi Ogata)，而冯达旋有幸成为他的助手。有一天绪方宏博士兴奋地告诉冯达旋，一位世界著名的理论核物理学家将访问实验室，他的名字叫有马朗人。绪方宏博士把有马先生描绘成了一个科学巨人，这让冯达旋在脑海中形成了一个先验性形象，在他的想象中有马先生必定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人，或者像中国神话里具有神通的人那样拥有什么三头六臂。在有马朗人先生来访的那天，Temmer所长要求全所的教师、博士后、研究生甚至暑期实习生都站在实验室的外面列队欢迎有马朗人先生。而当见到有马先生本人时，冯达旋却感到很失望，因为有马先生的体型与冯达旋的期待之间的落差太大，有马先生身高最多只有五英尺二或三英寸，不仅如此，他那时已经有些谢顶了；换句话说，有马先生完全不是那时冯达旋所想象中的那种高大帅。然而，当冯达旋注意到所有教员们迅速包围了有马先生、仿佛他们一刻也等不及似的要从他身上吸出知识时，这种失望很快就变成了惊奇。在有马先生做讲座的时候[有马先生的报告内容超出了那时冯达旋的知识范畴]，冯达旋注意到所有的教员和博士后都在尽可能快地做着笔记; 讲座结束后听众们立即一个接一个地提问, 而有马先生认真倾听对于每一个问题后没有任何犹豫、迅速清晰地回答了所有问题。在那个阶段的冯达旋虽然无法理解这些问题和回答的科学内容，但是他看到在有马先生回答问题时每个提问者都在使劲地点头。

冯达旋与有马先生在东京咖啡馆共进早餐（摄于2011年）

讨论有马朗人先生在IBM发展早期阶段的事情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几乎每年都在埃托里-马约拉纳中心举行的IBM会议，这个中心位于艾里斯古镇，坐落在特拉帕尼东部的艾里斯山顶。当然，在这些会议中人们总是可以找到两位IBM的创造者，也就是有马朗人先生和Francesco Iachello。他们二人不仅与所有参会者进行讨论，还在那里为大家提供了许多新想法乃至灵感。然而，我们在那里并非所有时间都进行那种严肃的科学讨论，因为在会议期间所有的下午都没有安排任何讲座，这使得参会者在这个古老的小镇上可以自由地、三三两两地闲逛，以便彼此建立起科学和其他方面的默契。至于晚餐，会议组织者则安排参会者可以去任何一家餐厅，因此大家有机会品尝西西里岛的各种美食和意大利葡萄酒，而晚饭后所有参会者则被要求回到会场去听某个不幸被选中的人做学术报告。在其中一个晚上，有马先生就是那个不幸被选中的报告人。当他走进讲座会场时，大家都看得出来他显然是在晚餐时喝了太多的酒，因为他的脚步有一点点不稳、说话也有点儿口齿不清；当他走上讲台的那一刻，他用他那很纯粹日本人的体态和日本口音的英语开了一个简单的玩笑，他把 “r”换成 “l”，反之亦然。冯达旋这辈子再也都记不起这个笑话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了，他只记得他实在忍不住大笑起来。人们都认为在这个玩笑之后有马先生应该开始认真地讲物理了，但是那天晚上则完全不是这样的，他开了一个又一个的玩笑，而且几乎贯穿了整个所谓的报告。冯达旋现在清晰回忆起来的是整个报告期间所有听众都处于大笑中，当一切都结束后再也没有人记得这位伟大的学者在科学上讨论过什么。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有马先生就像一个万花筒，他时而是世界级的科学家，时而又是世界级的诗人，时而又是政绩卓著的伟大管理者，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体面的人。当然他也有弱点，例如他也会偶尔喝多了。而这种情况下他讲讲笑话，正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愿意与伙伴共享快乐的、真正人格的体现。

非常忙碌的有马先生在讲座结束后匆匆提着包、

带着透明片去乘坐一直在等待着他汽车的路上

    有马先生不仅指导了许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事实上也是数十名国际原子核物理学家的导师，例如来自法国重离子加速器国家实验室(GANIL)的相互作用玻色子模型理论专家 Piet Van Isacker博士在本书的文章中提到了他欢迎有马先生访问GANIL的经历-----有马先生对Piet说“我很担心你”-----当时有马先生是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的理事长；一位来自荷兰核物理研究所的实验核物理专家Muhsin Harakeh博士在本书文章中回忆了19世纪70年代初有马先生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工作时为Muhsin的博士论文提供了非常及时而且重要的帮助；来自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原子核结构理论专家Joseph N. Ginocchio在本书的文章中最后一段说：“我想念朗人[即有马先生]，他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影响很大。我很遗憾没能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送别他。”读者在本书中会看到非常多对于有马先生的类似致谢和致敬。

有马先生和Von Brentano在艾里斯会议上（摄于2003年）

有马先生在2017年10月被授予“东京荣誉市民”称号。他多年来在日本社会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知名人士，至少和大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样知名。 根据一些日本同事的说法，这可能是由于他的开放态度、他的幽默个性、他在俳句诗歌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他所担任的许多重要行政职务。在我们看来，有马先生就是一位全世界荣誉公民。一些日本朋友告诉我们，有马先生自己都不知道他担任着多少职务，因为有太多的机构要求他提供各种帮助。多年来有马先生在亚洲、美洲和欧洲进行了非常多的访问，这种访问的目的涉及核物理、核能、文学、与国际交流和合作有关的行政工作等等，他应邀在日本、中国和美国鼓励本科生甚至中学生(例如本书中Larry Zamick的文章)。

如果把我们敬爱的老师和朋友有马朗人先生简单地称为一位博古通今、知识渊博的学者，那就毫无疑问是太低估有马先生了。无论他从事什么工作，他总是以最饱满的热情做到极致，在物理学、俳句诗歌和行政管理方面都是如此。在每一种情况下他总是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不仅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全人类。

在有马朗人先生精力充沛的一生中，有马先生对中国进行了一百五十多次访问。通过这些访问他不仅加深了对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理解，而且大力宣传中国的发展，他长期以来一直是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学术交流与合作的热心推动者。他曾获得中国友谊奖，这是中国政府对外国人的最高荣誉。

由于有马先生对原子核科学领域的重要贡献以及在国际合作和交流中所发挥的重要推动作用，他获得了亚洲、欧洲和美国的大学或研究所颁发的几十个荣誉教授或荣誉博士学位。我们再次强调，有马先生是世界荣誉公民，他的视野并不是局限在日本国内或亚洲内，他的视野涵盖了全世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多次谈到核能和处理核废料的问题，经常说“让我们更加努力，为人类的美好未来而努力”，还在很多会议总结发言中鼓励年轻一代“要勇敢！要有雄心！”

这本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纪念一位伟大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有马朗人先生，也是为了增进来自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们之间的友谊和理解。有马先生在日本接受教育、在欧美工作多年、访问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因此非常了解西方文化和亚洲文化。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一代又一代地，能够像有马先生那样拥有宽广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为人类的幸福与和平做出贡献。 

后记:我们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逐步深入地认识到，有马先生在俳句创作赏析方面的巨大贡献与他在科学教育方面的贡献一样伟大,然而很遗憾的是我们作为物理学家无法在这方面展开讨论[仅依据日本俳句学会的同行推荐和翻译，在本书附录中摘选了有马先生40余首俳句]。我们感谢与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的油谷泰明、东京工业大学的肖锋教授的多次讨论。本文译自《有马朗人：科学家、教育家、诗人》(英文版)，编者：赵玉民、冯达旋、理查德F.卡斯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

作者介绍：赵玉民, 中国上海交通大学的特聘教授; 冯达旋,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前副校长; 理查德 F. 卡斯滕，美国耶鲁大学的Bromley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