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的“ 话语能力是团队合作的纽带”中，作者写道：

       我使用来源自Canale 和Swain（1980）的“话语能力”这个术语来说明中国技术移民在使用英语进行持续语言交流过程中，对于关于说话内容和话语交际功能规则的掌握能力（Johnsm and Johnsm1996，p.66）。许多中国技术人员具有足够的英语能力通过工作面试，因为这样的面试大都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来了解他们的专业经验，一般都能对此进行一些事先准备。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们需要与同事进行协商或者与集体成员交流意见，这时他们就感到了压力。在开专业研讨会或者工作团队会议时，讨论和争论经常会很热烈并且讨论的内容也可能变得琢磨不定（这就是技术移民是在国内完成大学或研究生学习，那么英语的实际使用能力一般都比较低，缺乏英语的“童子功”）。在这种情形下，与会人员必须能够及时地在讨论互动中组织、表达自己的看法，这就要求具有流畅的话语能力，而远不止一问一答的简单会话。正是这种“真正的交流”常常困扰缺乏英语话语能力的移民们，马丁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

2003年的3月，在温哥华的一次深度访谈中（据马丁说，自己没有接受作者的采访，大部分内容可能是小丁与作者讲的，作者与马丁只见过一面，吃过一顿饭），马丁告诉我，他为自己受英语所困感觉很糟。马丁在公司项目团队的会议中经常被英语“卡壳”，而不能够恰当地来表达自己，每当在集体讨论中出现争议时，总是以马丁放弃而告终（他也告诉我这个情况） 。他讲述了自己在2002年与项目小组成员之间的一次冲突：

        四个柱子的拱形剧院

     我们三个programmers[程序设计师]一个team[小组]做一个financial project[金融项目]。另外两个是native speakers[母语为英语的当地人]，是白人。我是负责sales[销售]部分，他们俩负责revenue[收入]。两天后，我们讨论方案。其中一个人说我做的program[程序]缺少两个条件。事实上，这两个条件已经包含在我的logic[逻辑]里面了。我用两套程序计算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这两套程序殊途同归。可是，这两位同事非要我把那两个条件添上去不可。我不知道是我的同事的logic知识太差，还是我的英文太差，anyway[总之]，我们无法达成共识。最后我不得已放弃，说： “别争了，我听你们的。”

       这件事让我想起了以前听过的一个故事。古罗马的一位建筑师设计了一座无柱拱形剧院，可国王认为无柱子的屋顶会跨，命令建筑师加上四个柱子。为了建成剧院，他只好服从国王的命令，加上了四个没有用的柱子。

     我也是如此。出于无奈，我只好按照他们的意愿加上两个无用的条件。事实上，我的设计主干还是没变。表面上我是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加上了那 “四个柱子”。我不加不行。似乎他们是正确的，可实际上是因为我没有能力说服他们。我没有办法。他们是两个人，又是NATIVE SPEAKERS。每逢有分歧，他们总是占上风。

      马丁 “没有选择”，只好 “遵从他们的意愿”。而让马丁放弃自己意见的间接原因则是，马丁认为他的同事们有优势，“他们是两个人，又是NATIVE SPEAKERS”，这让他们“总占上风”。在这里，语言资本显示出其巨大潜力，在某些情况下它象征着权力。马丁所屈从的实际上是一种所谓的讲英文的白人、当地人多数与非英语少数族裔的少数的社会关系势力。在这种讲当地语的多数人和讲非当地人语的少数人的关系中马丁屈服了（Bourdieu，1991）。那次经历之后，马丁再也没有与他的同事争论过了。可是，他为这些经历一直感到遗憾：

        我知道自己的英文不行，所以我从来不与他们争论。他们说的那么快，总是有那么多话讲，你知道。总之，他们给你的印象就是特能说。他们只做一点点，可能说出一大堆来，加上一串的虚拟的东西，比如， “i thought ”[我想], “it might be"[可能是] , “probably”[恐怕].......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很复杂的事，但我们不能表达出来。真是“水壶煮饺子，有嘴倒不出”呀。

       尽管马丁的逻辑知识很强，但是他却不能用英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就使他自己感到在智力上要比自己的同事要逊色。

      受到马丁经历的启发，我在温哥华当地组织了一些中国技术移民以他们自己的经历就“在工作上与人交流的情况”进行焦点讨论。这个焦点小组中有罗杰、雪莉（他们都是马丁的朋友）、方博士和另外两个参与我研究的中国技术移民。罗杰和雪莉是一对夫妻，他们俩当时都成为IT工程师。方博士是一位从事森林专业的研究人员。方博士在温哥华的一个研究机构工作了大约十个月，但是由于他感到用英文交流有困难，自我感觉不好，因此打算回中国工作。在焦点小组讨论中，有些移民谈到由于不能用英语表达自己，就总是觉得自己在当地讲英语的人面前要低人一等。（R=罗杰，S=雪莉，F=方博士）

      R：跟马丁一样，我跟native speaker讲话，就会有个压力在那里。如果我有问题，一个是native speaker同事，一个不是的话，那我就会去问那个不是native speaker的同事。

    S：【我也】会这样，很自然，我觉得。

    R：这样选择让我觉得语言上的压力没那么大。

    F：我跟老外交流就紧张。认为他是native speaker，英文那么好，我的英文与他比差一截，怕他听不懂。这种落差让我表达的更加吃力，越怕他听不懂，就越说不清楚。

    由于缺乏语言象征性的权势，这种“低人一等的想象图画”内化在中国技术移民心里，进而成为他们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Taylor,1994,p.25).正像方博士所说，这种低人一等的感觉很可能引起移民心理上的障碍：

     你知道，在中国，我们都很受尊重。可是，来到这儿，让你感觉落魄，困惑。好像没有办法表达出自己的想法似的，一个人会变得很压抑，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没有得到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的认可，你觉得孤独无助，无法融进去。

    这种讨论深刻的展示了语言在社会融入过程中的重要性，而且也表达了由于缺乏交流而不能实现自己潜能的痛苦感受。对此痛苦，方博士给予了再贴切不过的描述：

     你在这个社会生活，语言把你从头到脚罩起来。它无时无刻不跟你在一起，你一旦失去它，你与周围的空气接触.......[手势，意思是“不可能”】它是一种媒介，你缺乏这种媒介嘛！就好像通过皮肤与大气接触，但如果你的皮肤没有很好的接触这个空气，你就没有办法【呼吸】，它【语言】渗透到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不幸的是，对方博士来说，传播空气的媒介是中文，而英文则是把他和加拿大社会分隔的绝缘体。虽然他非常喜欢加拿大，特别是他所在的这多温哥华研究机构，但是在这里工作了10个月后，他还是选择返回中国，为的是能够自由的呼吸，用中文充分的自我表达。

     ……

      在写这篇日志的时候，正好有+019×××××电话打进来，对方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工作了15年。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关于移民问题，回忆当年的中学时光、下乡岁月…….不过，她不是我的移民兄弟，而是移民姐妹！我们在一个中学读书，她高我一届；我们在一个大队插队，她比我早去一年多。她也有儿子，我们大队知青生的都是儿子；不过她是两个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