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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多伦多大学:做学问的地方

已有 1225 次阅读 2020-3-14 08:00 |个人分类:教育体制|系统分类:海外观察|关键词:学者



     有论者说,国内名校需要向世界名校学习的地方数不胜数,其中最重要的,却是基本得不能再基本的:让学校真正成为做学问的地方。大学就应该是一方净土,以做学问为第一要务的地方。

     漫步在圣乔治校园里,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图书馆、实验室,行色匆匆的师生,给人总的感觉就是,这里是真正做学问的地方。孔宪铎在其自传《背水一战》中对多伦多大学是如何是真正做学问的地方,做过一番生动的描述:


        我于1965年夏天毕业,获得硕士学位,接着又往多伦多大学修读博士学位,从而打下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期间,更是拼命苦干。为了实验和节俭,我几乎是日以继夜地在实验室工作,晚上导师下班之后,我就在实验室热一热从家里带来的菜饭充饥,然后在办公室休息一下,每天总在半夜之后,才回到住处。有一次半夜之后,我一边走路回去,一边在想实验结果,走着走着,竟找不到住处,原来是越走越远,早已走过头了。

        用三年时间修毕必修课程,在导师John Williams教授的指导下,完成论文实验,于1968年10月29日下午口试通过后毕业。在多伦多大学刊登的布告上有我口试的细节:S.D.Kung,Department of Botany, Nucleic Acids from Chloroplast of Vicia Faba, Room 207,St. George St.,9:30 am.。我的博士学位得来很不容易,我在研究叶绿体基因所得的结果,与当时所有专家所发表的结果不符合,所以不为我系论文委员会认可,几经挫折,反复试验,论文才被送给另一间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的专家评核,直到被他校专家公认是一份很充实而精确的论文之后,才获通过。

       以后事实证明,我所得的结果是正确的,而以前其他专家们所发表的,都欠正确。这次痛苦的挣扎与经验,为自己树立了一份无法形容的信心,对日后的研究工作很有帮助。离校之后,Dr.John Williams不只一次对别人说过,我是他和系里最好的学生,直到1996年夏,我回Toronto去拜望他时,他还这样对我说。

        在我初到Toronto之时,Dr. John Williams刚刚从英国伦敦大学毕业,小我几岁,年轻力壮,干劲十足。他以英式教育手段来训练我,要我做叶绿体DNA的提纯工作。他不教我如何去做,一切要我自己摸索,于是,他的博士论文成了我的《圣经》。虽然这种方式的训练起初很苦,却能培养我独立思考的独立作战的能力。他既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益友,不但对我多多照顾,更予我以无限支持。尤其是当系主任对我的毕业论文持否定态度,当其他教授对我的毕业论文持怀疑心态时,他却坚定不移地信任我、支持我。谢天谢地,最终也证明我论文的观点是对的,我们是对的,是别人错了。

     我看的文献多而且广,常常可以在理论上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对我来说,这非常重要,因为你可以从不同的观点来看同一个问题,看多了之后 ,就会看出门道来,受益良多。此外,每当我把实验做到一半之后,就开始写成文稿,在撰写的过程中,你会发觉到哪些实验对你寻找答案有用,哪些实验根本没有用,以后要从什么方向着手,用不着走哪些弯路等等。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经验,我常这样提醒我的学生。

      由于主修植物生理学和生物化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即去多伦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生化研究所从事生化研究,从此走上研究分子生物学的道路。在这段期间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第一位业师M.Moscarello教授常常告诉我的话:“你发表的文章有多少,你的学术财富就有多少。”从此体会到研究和发表文章的相关重要性,孔家祖先那种“述而不作”的精神已赶不上时代了。M.Moscarello教授待我至好,勉励有加,每每告诉别人我是多么的与常人不同。别人的赏识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能在他的门下工作亦是很好的机遇。由于我博士论文实验的需要,我到他那里借用Model E. AnalyticalUltracentrifuge(超音离心机),起初我说明只借几次,每次要用二十四小时,结果借用了一年多。做出的成绩,他很欣赏,所以在我毕业之后,他就留我在他那里工作,一做就是两年。

        说到超音离心机,我又想起一个插曲,不能不提。当时这是一部非常先进、精确,而又昂贵的仪器,罕有而难用。因为我一起想在那个刚进入DNA时代的前期走出传统植物学的天地,进入分子生物学的领域,特别希望能够使用这部仪器。于是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多伦多大学附属的公主医院研究所找到这部仪器。主管这部仪器的是医学院生物物理系列产品的Mike Rauth教授,一位著名而能干、矮小而伶俐的英国人,很热心地教我如何使用仪器,又很细心地解释原理。他解释时不是用微积分式就是用物理学知识,不幸得很,我正好没有学过代数以上的数学,更压根儿没有学过物理学,所以对Mike Rauth来讲真如对牛弹琴,为此他真的傻了,我也真的傻了。这件事使我觉得无地自容,虽也尝试死背强记和了解公式的含义,但是数学要靠根基,没有基础就不懂,死背也没有用。没有数学和物理的根基,是我日后在分子水平发展上的最大绊脚石。这些都是外人难以理解的,却并不是“不足为外人道也”的,不是吗?我还是一五一十地写下来了。

         在多大读书时,除了用功,很少有什么社交活动,我们在加拿大八年,连一部车子都没有。因为没有车子,只有随着有车的人家到处跑跑,去了满地可和纽约看世界博览会,也去了渥太华看郁金香,走的地方算是不少了。



      我曾在孔宪铎当年刻苦学习的实验室大楼门口,想着我可爱的儿子如今也曾在这里做植物学方面的实验,植物病毒防治的基因组学实验,不知道他能否很好地在这块“做学问的地方”汲取前辈学长的治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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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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