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课楼的“魅力”

东课楼是我们中学的科学实验馆，一楼的化学实验室和二楼的物理实验室，当时在南京市是最好的。每次去实验室上化学课或物理课时，我都异常兴奋。在老师们的耐心引导下，我开始对自然科学萌发兴趣，并努力学习科学文化，而基本杜绝了写大字报、批判文章的一切活动。尽管我们敬爱的老师们从来不会说，好好学习，长大去读大学，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这在当时几乎不可能的。

在我们中学，我最幸运的事遇到了很多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老师群体；他们都是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而且是名牌大学优等生。除了江苏师范学院毕业生，这是主要的，还有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如今，“清、北、复、交”毕业生扎堆进入中学还成为新闻。殊不知，在我们那个“秋风萧瑟”的年代，我的数理化生老师，就是“清、北、复、交”的毕业生，而且还有日本日本奈良女子大学（日本国立大学）的杰出留学生，真可谓群星璀璨、阵容豪华。

数学、物理老师唐绍密，今年应该是诞辰110周年。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师。抗战前一年，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然后校迁南下，成为湖南长沙临时大学学生；再后来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走到昆明，转入西南联大。大学四年，读了三所大学。资料显示，1936年在北平清华大学入学时物理系不知多少人，1937年在长沙临时大学物理系学生仅25人，毕业时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已经减少到只有8人，十分稀少与精贵。

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名录（1937-1946）

在唐老师同班同学中，最出名的当属钟开莱（1917－2009年），世界知名的概率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学系前系主任。也是1936年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后来转学到数学系；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师从华罗庚，也是中国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的许宝騄的学生，之后留校任数学系助教。1944年考取第六届庚子赔款公费留美奖学金，1945年底赴美国留学，1947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

1971年7月，世界著名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首次回国探亲，周恩来总理亲自设宴款待杨振宁和他的家人。消息一经公布，就听有老师们说唐老师是杨振宁的学长。我好奇地问唐老师，杨振宁是一个怎样的人，唐老师只是轻描谈写地说“他读书读的比我好”。其中，无不悲凉与深感遗憾。

我曾听担任过班主任的数学老师李显斌告诉我，他曾在旧军队做过通讯技术工作，毕竟大学是学物理的，唐老师也是。唐老师清华大学毕业后曾在科研机构工作，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为投身抗日而加入国民党军队，为美国援华的志愿人员和军事使团服务。抗战胜利后，唐老师因厌倦内战，脱离军界到中学任教。解放后，唐老师成为南京市中教界唯一的一级物理教师。1977年后十年，唐老师作为教育界的代表，连续担任过两届江苏省政协委员。

唐老师不仅教过我数学，当然也教过我物理。他的讲课天马行空，思绪丰富，对于思维活跃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吸引学生对物理世界的好奇心，探求自然奥秘背后的客观机理，完全能做到“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而不是埋首于数学公式与物理定理的纠缠。

物理老师孟昭华，交通大学（重庆）毕业生，教我们时已年近花甲，头发花白且有些谢顶。他讲课时，方言较重，但语言严谨，深入浅出，从不说废话，也不说空话。对于课堂纪律不太好，他却从不发火,总是耐心的劝同学们安静，极具涵养。我的第一次物理考试，当时的课程名称是《工业基础知识》，我根本分不清物理知识还是机械知识，拿到了生平第一个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不及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刺激了我学习物理的兴趣与动力，以至于1977年考大学的三个志愿都是物理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在中学里受到孟、唐两位老师潜移默化的熏陶。

化学老师是戴玉仙，日本奈良女子大学（日本国立大学）毕业生，戴老师一口东北口音，能将枯燥的化学元素，高声朗读成唐诗宋词。我现在还能朗朗上口地流淌出“金银铜铁锌”，“氦氖氩氪氡”。

  我们中学的学农基地是在栖霞区十月人民公社尧辰大队尧舜生产队。中学时几乎每年都会去一次，时间一到二周。戴老师和我们多次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戴老师主要在厨房安排伙食，负责烧饭，我们共度过一段相互关爱的美好时光。戴老师居然还是女子排球队队长，我的排球就是跟她学的，受过她“魔鬼地狱般”地残酷训练。

当我中学毕业后插队时，为了节省能源，资源共享，我和一位学妹“搭伙”——每人负责烧一天饭，轮流在各自家开伙。因为强劳动后饭量会增加，故而烧的饭多了一点，往往剩余的饭不久就馊了。有一次剩余的饭饭比较多，我们都觉得太浪费了，实在不忍心扔掉。学妹急中生智采用在馊饭里加几块烧碱，放油锅里再炒一下，耳边响起的就是戴老师字正腔圆的音调“酸加碱生成盐和水”，搜饭终于成为次日的佳瑶了。

  1972年10月中日恢复邦交后，南京大学外文系筹建日文专业，戴玉仙携手陈德文、凌大波等老师成为日语系的主要创系者。1975年创建了日语教研室。戴老师在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日本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在中国重要的专业翻译刊物《译林》杂志上发表过一个部著名的日本电影剧本《风雪黄昏》的译文，描写青年男女风中残烛般的飘摇爱情故事，由山口百惠、三浦友和出演男女主角。

   生物老师已经不记得是那一位老师，当时的课程名称是《农业基础知识》，讲一些如何种植高脚黄、矮脚白的农业常识。出身于北京教会大学生物系，我们中学校长李治中（十中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出任首届南京外国语学校校长），一口京腔，满腹经纶，风度翩翩，学者气质，令人肃然起敬。当时正在接受劳动改造，从来没有给我上过课，恳切地要我相信，国家总是要科学的。遗传变异、生物精华等现代生物学的概念，都是李治中校长普及的基本知识。

他整天在校园里拿住着一把扫帚，看见垃圾及时清除。遇到时闲聊会讲一些遗传变异，生物进化的尝试。有时在我的座位旁上逗留一会儿，旁听青年教师上课，习惯性旅行校长的督导职责。

  我上大学时，有次，在胜利电影院门口等退票，李校长路过，在人群中一眼认出我，还报出我的名字，着实让我感动不已，敬佩李校长的职业素养的精深。

  地理俞文杰老师是一位年纪很大的长者，一上课就是“上点钟，我们讲了**，现在我们讲##”，饱含深情地叙述中国的地质地貌，“西高东低” 是它的基本特征。这个表述印象特别深刻，以致以后来我研究中国经济东西部发展的“梯度理论”以及中国文化的基本生态构成，都会回想到余老师当年反复讲的地貌特征。

 大约在20世纪最后几年，年三十晚上，我们一家在大三元酒家吃团圆饭，我看见俞老师的一大家的人也在那里欢聚，我主动上去打招呼，可惜她只记得我是他的学生，已经叫不出我的名字，那时余老师大概有八九十岁了。

除了上述数理化生地的老师，还有一些优秀的老师，如音乐老师徐美钰、体育老师朱景云，政治老师陈善卿，学长兼青年教师陆佩珍，朱心，金萍，袁东林，陈平兰，王海韵等，无论有没有教过我课，他们都给予我很多指点与帮助，是我在“汇文书院”读书时得到的最大收益所在。以至于后来上大学，实在瞧不起那些乏味可陈的工科教师，所用的参照就是我的这些中学老师。正如有的校友戏言：“和我们中学相比，那些大学几乎就是一片文化沙漠的开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