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先生

叶明

在我们求学过程中，曾经有过多少教师给予指点关爱，引导我们追求知识，追求真理，解答我们心中的困惑与疑问，激励我们探索自然奥秘与社会规律，成为我们终身难忘的良师益友。我的先生钱钟韩（1911.6.2-2002.2.8)院士就是对我影响最大、最深刻的老师。虽然，先生没有给我直接授课，但是，只要我去他府上求教，先生先生总是会放下手上工作，认真审阅我的论文，耐心回答我的疑问，诚恳指点我的研究。

我入学时，先生刚刚卸任南京工学院院长，出任江苏省政协主席。第一次去先生住所拜访，那是办完入学手续之后的第二天的下午。南京工学院的教工宿舍---南园28号3栋29室，踏上摇晃的楼梯，穿过拥挤的过道，进入杂乱的书房兼实验室，昏暗的灯光照射着钱钟韩先生花白的头发，慈祥镌刻在苍老的面孔上，我们几个学生想听听先生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拿出本子准备记录。先生只是平淡地说，按照教学计划，好好上课，认真读书。然后，就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无话可说。

我看到茶几上的一张照片，上面是一对玉人的合影照片，这样精致的装束，如此不凡的气度。在照片右边依稀看出题字“一九三六年冬钱钟韩来牛津为我们俩摄于牛津大学公园桥上和桥下”。我知道了钱钟书是我先生的堂兄，他们的父亲是卵生兄弟。 

在先生的所有学生中，可能我是上门求教最多的一个。我们的地域文化背景相似。钱钟韩先生出生在无锡一个就是知识分子的大家庭，一口浓重的无锡口音，而且语速很快。大多数学生只能断续听懂大概的意思，而且对苏南的民族工业与文化传统了解甚少，很难与之对话。我不仅是出身苏南世家，在读研究生前刚好在苏南工作过一段时间，知道比较多的学术界轶事。虽然，我不太能说苏南话，但听苏南话毫无障碍，所以与先生交流比较畅通。此外工科学科背景相近。钱钟韩先生的大学与研究生都是学电机的，我的大学所在院系是无线电，即电子工程，以前也是归在电机系科内。钱钟韩先生经常举的例子与经验，我比较容易理解。最重要的是，我脸皮较厚，无所顾忌，不太懂礼貌，也不认为会打搅到别人。

刚入学不久，我就感觉比师兄们的基础差，悟性也不高，一直找不到研究方向。先生在我迷茫时春风化雨、循循善诱，浮躁时声色俱厉、醍醐灌顶。先生就以自己的亲生体会告诉我，一定要找到自己的长处，扬长避短：“我和钱钟书从小一同读书，私塾、小学、中学期间，国文与英文都是堂兄高过一头，总也赶不上。与天才在一起，总是备受打击。只有到开始学习数学时，才有较大的自信”。      

直到1929年，先生与堂兄钱钟书同时毕业于无锡私立辅仁中学，先生的成绩名列第一，堂兄钱钟书的国文、英文比先生好很多。他们一同在上海徐家汇交通大学考场，参加了清华大学本科一年级生考试，那年报名的大约几千人，实际完成考试只有五六百人，实际录取200多人（含转学生）。在那年录取的新生一百九十二名中，依成绩排序，先生名列新生是第二，钱钟书是第五十七名。

先生放弃了考取第二名的清华大学，没有进清华大学物理系，选择了交通大学，进了电机系。当时清华大学除土木工程学系，几乎没有工科，更没有电机系。交通大学的名声与实力，尤其在工科，特别是电机专业远在清华之上。所以，先生就成为他们那个书香书第、名门望族之中第一个学习工科的子弟。远离了堂兄，先生开辟了自主自信的发展道路。

先生的亲生经历，引导了我从个人的基础条件与兴趣偏好作为是事业发展方向的主要依据；先生的提点帮助我走出了迷茫并选定了毕业论文的论题，结合自己电子工程的本科训练，以及在国家计算骨干企业工作的实际体验，这些积累不仅直接成为学术研究的实践基础，更是构成学术创造的思想源泉。

接下来，就开始了漫长、痛苦的研究过程。在完成学位论文中，在我与先生在论文发生了较大分歧，先生不接收我的初稿，都是负面的评价。我再怎么努力都达不到要求，依然看不见一丝光明。这一段时间，我做什么事情都打不起精神，有一种渺茫、失落之感。每天的时间都修在改论文；待稍有点静心时，又什么书都看不进去，心浮至极。痛苦是不可言状的，无力是难以表达的，大概就是美国心理学之父、著名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11-1910.8.26)所揭示的“心灵探索的灰暗期” (the dark time  of  soul search)，一度产生过退学的念头。

在我痛苦到想退学的时候，先生以他自己留学英国的没拿到学位的经历，引导与启发我。先生在交通大学读书期间成绩优良。在校四年，每学期均以各门课程平均成绩超过90分而获得免费，以交大全校历届最高的总成绩毕业。1933年，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第一届留学生考试，在186名候选人中，最终胜出的只有9名，先生是第一名。先生年龄最小，而成绩最好，不仅数理好，国文和历史也相当出色。当时阅国文卷的是国学大家柳诒徽（1880.1.6-1956.2.3）先生，给了很高的分数。等到拆卷时才知道是一位工科学生。柳老先生大叹：“中西淹贯，实不易得”。先生的文学功底很深厚，擅长写议论与说理的文章，逻辑严密，语言明快。

1933年，先生赴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的City and Guilds College电机系读研究生，主要从事热电测量方面的研究：“当我进入论文的研究时，接手了导师已经开始作了一段时间并发表了部分成果的科研课题，但经过我独立研究和实验，用我自己的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结果。向导师汇报时，导师坚持原来的方案。我也坚持自己的看法。我年轻气盛，相信自己是对的，并没有仔细研究导师的方法也是对的。” “现在想想，我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或者改换课题，或者调换导师，退一步大家都可到好的结果，不会伤了和气，我也可以拿到学位”。

1937年，先生接受了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聘请来到浙江大学任教授,年仅26岁。竺可桢依据先生实际才学直接聘为教授，没有经过助教、讲师、副教授等阶段，直接成为教授，真正意义上的“终身教授”。

由于我的论文原本有二三万字，经过先生从不同角度的多轮删改，定稿时只剩下八九千字。答辩时，遭到了评委的狂轰滥炸，先生也没有出手帮我解围。我强烈抱怨评委没有人理解我的文章，甚至都没有看懂；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我，无所顾忌、锋芒毕露地舌战群儒：我据理力争，一条一条驳斥，甚至指责了他们哪里没有看清，大有冒犯评委的意思。前后持续了几个小时，一个下午几乎是我一个人申辩。

回答完评委的质疑，当然也包括“刁难”后，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死亡恐惧，还是怕自己一时失言，得罪答辩的评委，使几年的努力就毁于一旦了。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我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出来，认真做一项自认为有创见的独立研究，怎能不坚决地捍卫？

答辩结束后，先生告诉我：他不出手，就是为了训练我，不仅学术论证严密，而且让别人能听懂，不误解，还要能够说服评委。先生要求，别人的质疑，你都需要虚心听取；你可以据理反驳，补充阐明自己的研究，但语气上似乎应该客气一点。你对某一问题做过深入研究，自己构造出一套理论与模型,评委他们在短时间里一时不能理解，在所难免。评委的曲解，不理解，误解是常有的事情。无论如何，你都需要学会正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学会心平气和地说服别人，这也是一种基本训练与教养。

结果，评委们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同时，我也承认我写作表述的偏激与冲动。当先生握住我的手，祝贺通过答辩的时候，我如释负重，以后无论遇到什么艰难的考验都再也没有那样紧张过。因为有这样的答辩还有什么不能对付？答辩就是经历一场自我摧毁与重建的修行，并由此获得心智的成长。终于，可以自豪地说“我活着走出了答辩室！”

几年后，我在做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认真研究了评委的质疑，结合自己最近的研究，丰富了引证材料，强化了论证逻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也得到了钱先生的首肯，并亲自写序给予推荐。   

   在《科技宏观分析》（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年）出版之后，我又完成了《科技政策分析》（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该书是1986年-1994年我独立参与研究的成果， 多项课题与学术论文的提炼与升华。

先生对本书的选题、 立意、构架、文字乃至成书产生过重要的建设性影响，多年来的 “长期指导＂ ，以及他的有效性思想， 针对性强、 简沽明快的风格和跨学科综合研究方法等等， 不仅为我指明了学术方向， 也提供了 “研究范式” 。 

先生对学生的严格是众所周知的。我在先生面前常常感到“如履薄冰”。然而，正是这种严谨使我有幸受到了相当严格系统的学术训练，这种训练是真正入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

在20世纪最后几年里，先生患上重病，我去他家探望过几次，先生虽然还能认出我来，有时清醒，有时糊涂。先生说的话，跳跃性更大，我几乎完全跟不上。师母沈慧娴一再与我打招呼，他还在钻研哥德巴赫猜想，程序自动控制的鲁棒性问题，一张纸，一支笔，不停地演算，不断地推导。师母沈慧娴是南京化工学院教授，写得一手好字，善于国画，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

多年来，先生的思想与方法，潜移默化成为行动指南，已经形成一种习惯，自觉不自觉的运用，主动继承继承与发扬光大。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先生辞世已经二十年。这些年来，我脑海中常常会浮现先生的音容笑貌。先生不仅是引导我走向教授的桥梁，更多的是我一生成长的路标。宗师已逝，风范犹存，以先生为榜样，继续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