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是我特别劳累疲乏的一天。我被要求作为解说员，接待近160人、两批次的参观核二院《情系核二院》广场照片展的团队：核工程公司年轻工程技术人员的一批，中核集团新闻中心的一批。负责介绍核二院的军工史部分和核电设计及乏燃料后处理两大部分，特别是前二十年的军工史，主要对象是新闻中心的参观者。那天气晴朗，下午3点，骄阳似火。我按照要求到了集合地，3点30分第一批人员陆续汇齐，主持者简单说了两句后，我的任务就开始了，对于这批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我感到轻松，即使如此，军工史也是不好讲的部分，好像是遥远的生活，那时的命令、服从、艰苦和成就，铀弹爆炸、氢弹爆炸、后期的废液处理，确保环境安全的装置退役，20分钟，过去了。还没有休息多少时间，第二批新闻中心及迟来的年轻人就汇齐了，二院的领导非常怕延误新闻中心的来客，院长亲自出面，然后又是我上阵，要求我仔细，我不得不从中央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后的形势开始，细述建院时的命令，薄一波、聂荣臻、张爱萍、宋任穷各位将帅的直接组织，大批大学毕业生和留苏生的进院和后来的自愿付出和艰苦奋斗的大背景。这样细细道来，一直到1976年10月文革结束，1978年，中央为了安抚国内一大批知识分子，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我们单位的代表上台从中央领导的手里接下了36项个人和集体的奖状。整个过程，用了约1个小时，时间就到了5点多。一个83岁的老人，装过血管支架，真是觉得疲乏，胸口感到憋闷。结束后，我回到家里，浑身的汗湿，我没有气力洗澡了。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先到厕所简单冲了个澡，没有洗头，穿好衣服，把住门框，推开门，一只脚跨下高约20公分的台阶，光着脚去勾台阶下的拖鞋，万万没有想到。拖鞋被卡在门下，门瞬时开启，带着我整个倒下，我的脑顶左侧狠狠地磕在了门框侧沿边，我昏了过去，也许就是1秒、2秒？我突然有了意识，强睁开眼睛，看到了地上的血，我明白出事了，立即用一只手按住头部不断地出血处，向一边侧翻过来，爬了起来，迈到小屋的电话机旁，对着女儿说：我头破血流，快下来。他们闻声就到了。

他们进来的时候，看到的是从厕所门边一直洒到电话机旁的大血团和血点子。女儿却意外地非常镇静，什么也没问，立刻让我女婿上楼去取来干净的纱布，她扶住我，，用纱布按在我的头上，立即让她爱人发车，我们就一起到了旁边的304医院急诊室。她在急诊室外挂号台旁挂了号，接着扶我进了急症室内，让我按大夫的吩咐仰躺下来，她一直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大夫的操作：去头毛、消毒，打麻药，回答大夫的问话：使用不用拆的线，然后护士给线，缝针，放上纱布，戴上网套。之后，她扶我下床，他们夫妻俩扶着我去急诊注射室，女婿去缴费取药，她则陪着我接受破伤风药物注射的反应测试，一边观察着鼓泡，一边对我解释，要我不要紧张，一小时后看结果，期间，他们俩就利用时间陪我去做脑部CT，再回到注射室，实验证实我没有不良反应，接受了抗破伤风药剂的注射。一切有条不紊。我只是听从指挥。她是一名有经验的护士，知道一切程序，没有一点慌张。可是事后，她对别人说：那天的家里，简直就好像发生了一次凶杀，那是个吓人的凶杀现场。可是，我一点点没有感觉出她的紧张，而是时不时还跟我开个玩笑。

五天后。她带着我去了理发店，请理发师把我的头发全剃光了，她坚持：必须这样，才能进行全面消毒，头发里的血和赃物会长出虫子，急诊室要保持清洁，那里的护士不可能给你这样处理。看到伤口和头发里处处的血迹，理发师一边理发，一边手哆嗦，女儿手里捏着从我头上解下的纱布和网套，镇静地和理发员说着话。一个护士，非常懂得什么叫心理安抚。我成了光头，但是，在这个大夏天，我感到了清爽。她则对我说，妈，你长得福气，大脸盘，像个佛爷。

回到家，她给我用碘伏全面消毒，喷上了医生开的药，去掉纱布和网套，晾着伤口，说这样容易愈合。于是，我不再去医院换药，女儿天天利用上下班的空隙，替我处理伤口。而我，心情放松地继续完成我手边的工作。现在，伤口已经基本愈合，我顶着头上的细毛，像个爷们儿，傍晚还是去广场和老朋友们话聊，开开心心，。

想起多年前，院领导曾经对她说，你妈那么能干，你怎么就是个护士，现在他要是知道了，恐怕会羡慕死。我早对她说过，人离不开医生，病人需要护士，职业没有高低之分。她一直认真地做一名好护士，从协和医院的妇婴室，熬夜，看护，给婴儿注射头皮针，进了二院的门诊部，悉心地对待老人们。老人们喜欢她，需要她，她没有名利思想，只有眼前需要的她的服务。现在是我自己享受到了她是护士的福。

也许儿女们成了博士、院士，当了大官，甚至出国安家、有名有利，家长会觉得脸上有光，可是，如果她的才华也就是个普通的护士，她会给社会，包括家庭，带来最基本的安宁和幸福。我愿意拿这个话题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