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故事（连载一）

 

 

 

目   录

 

前言

 

求学期间

 

      幼年和小学

 

               我是北京人

 

               不省油的灯

 

              弄堂里的孩子王-

 

              算数不及格

 

             爸爸罚我跪了半天

 

            国难和逃难

   中学

            

           总算有个好中学上了

 

             清心女中

 

            上海解放

 

            意外，我担任了一所广东学校的团支部书记

 

           又一次意外，我成了一名工科大学生-

 

 大学

 

            带着99名上海学生奔赴青岛

 

           再次意外：我成了一名公派留苏生

 

           在俄专为留苏做准备

 

            苏联的黄油面包加酸黄瓜

 

           重读大学一年级

 

           班长卡莉亚，犹太姑娘基拉和一对双胞胎姐妹

 

           返回祖国

 

我的小家庭

 

            我的恋爱史

 

          匆忙的决定：结婚

 

          我的丈夫刘启陆

 

          我的短命的大女儿刘瑛

 

         启陆惨死，天塌地陷，我必须挺立着

 

四十年的工作岁月

 

           对我来说不存在专业不对口这一说

 

          不断地学习，探讨，解决工程问题

 

          我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

 

         821高放废液玻璃固化被延误

 

          工作和顾家两难全

 

          苦学一年英语结硕果

 

          世界人民一家亲

 

           我的法语启蒙老师

 

          我得到了法国同事的信任

 

          寂寞的巴黎的周日

 

         一位知人善用的好领导

 

         我做了第一次髋关节手术

 

         我告了院领导的状

 

         工人对我都挺好

 

         我终于有了88平米的住房-

 

告老退休

 

         四年骨科手术

 

         与退休老人同欢乐

 

        越南观感

 

         我有了自己满意的蜗居

 

结束语

 

 

         人生，像一条小河，从源头开始，身不由己，向前流动，其间可能遇到险滩或陡坡，被阻或急湍而下，或被迫改道，然后弯曲，或急或缓，一路还是往前，最后总归大海，一望无际的大海（或者是所谓的西天，或者天堂，也可能是地狱），无论什么样的人，只成小小的水珠，被水浪裹卷而吞没，或成为沙尘，被大地掩埋而消失。

 

    人的一生说短又长，短，是人在多种多样忙碌的一生中，匆匆走过了一辈子，一眨眼的功夫，老了，有人有所成就，有人平平淡淡，似乎一事无成，日子却过完了。长，是人的一生中，往往要经历许多磨难，经历许多变故，似乎没完没了，真想快些有个了结。有人活得伟大，有人活得渺小，其实生活都是一样，有乐有苦，有幸福有灾难，不会一个人一生都活在快乐和幸福之中，苦难和挫折经常会不期而至，让人不知所措，甚至痛不欲生。但是过分低沉陷于失落和痛苦之中，就可能会过早地走到人生的尽头。当你走出痛苦，你会从新感受人生的快乐。

 

    我，一个走向80岁的老太，就像一个人终于到了入海口，在广漠的海滩上，步履已经蹒跚放慢，也许会有时间回首片刻，只是回首，就像有一部放映机，回放一路的景物，谈不上后悔，因为一切似乎都不由自主。不过，在我的感觉里，我的人生故事多少还值得回味，因为正好是处于古老中国的新旧交替，从羸弱，被外人欺凌到中间过渡乃至开始走向复兴（还仅仅是过度！）的一个复杂多变的大时代，我还经历过可怕的灾难，我之所以走到今天，得益于我的心态，同时，也是得到了许多来自周围的友谊和帮助，

 

其实，人类的历史总在制造故事，后人会经历我们所没有经历过的事件，也许会比我们所经历的更复杂多变，更多苦难或者更加丰富多彩，但是我们所经历的永远不可能重复，特别是对于一个个体人来说，没有绝对相同的故事。为此，我把我的故事记录下来，留给外人、亲友乃至后人阅读。对他们来讲，可以纯粹作为闲文来读，就是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有过那么一些事，也许就像我们听古老乡野的传说，有人会觉得有趣，有人会感到无聊，有人会笑，有人会落泪。任何事从来都是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但是也许可以留给所有的人理解什么是一个人在某个社会大环境中的命运，个人无权主宰但也可以有些小小的作为，小小的作为中又缺不了偶然的机遇和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每个人的性格，性格又给他们带来福和祸，这就是命运。同时，我也想向大家，向所有人生中有过不如意的人们劝告，调整个人的心态是最重要的，带着平和的心态和对人生苦难的理解走过漫漫的人生旅程，你的周围始终会有朋友，大家会接纳你，欢迎你，从而也会给你带来快乐。

 

 

 

                       我是北京人

 

 

 

     我出生在1934年，汉族，籍贯是北京，这让我参加工作，到北京二机部十三局报到时，接待的干部部王凡江部长吃惊不小，看一眼履历表，又看一眼我，之后说：我们来了个真正的北京人！说这话时就像接待了一个真正北京猿人的后代，也真是的，那个年代，哪有按出生地填写籍贯的。而真正的北京人，又是汉族，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

 

     说实在的，我父亲是山西人，山西安邑西曲马村是他的家乡。可是，他的父亲，一个清末的秀才，赶上了孙中山驱鞑虏，求共和的年代。李岐山，我的祖父，一个血性汉子，加入了同盟会，成了山西河东地区当年响当当的带兵将领，坚决地为民主共和而战，与清兵，与袁世凯作战，他的威名威胁了想称霸山西的军阀阎锡山，几次被阎诬陷入狱，祖父知道自己会多灾多难，早早地把身边的唯一的小儿子，连同妻女送离家乡，九岁被寄养在天津外的良王庄，十岁起在北平安家，住在当年的山西会馆，十三岁祖父被关押在北平陆军监狱年余，在小学读书的父亲常常从城南（宣武门外）到城北（鼓楼后面）步行探监送饭。没成想，出狱后仅半年，原想用他的陕西军阀陈树藩又嫉妒他在民军中的威望，1920年，在中秋节设鸿门宴，然后在祖父归途设伏兵将祖父暗杀，死于非命，当时年仅42岁，死后近十年家人因畏惧阎锡山的淫威而始终没有正式入土，直到阎蒋战役后商震临时主持山西事物，加上其母正好亡故，在同盟会会员的主持下，1930年，25岁的父亲和伯父才一起将父母的棺椁运回家乡安葬。我父亲从14岁起成了无父的孤儿，生活靠其父生前朋友接济，艰难度日，从此和家乡没有了联系，1931年靠商震和冯玉祥和在北平的七叔的资助去法国留学，1933年年底回国成婚，1934年9月 30日，他的大女儿，我，在北平出生。从他留下的众多的给我照的相片中可以看出，他对我的出生是极其欣喜的。他在北平写书，参加林徽因的太太客厅的聚会，家里有了娇妻爱女，童年的苦难已成了过去，新的生活已经开始。我想，他把我的籍贯定为北平在当时是具有特殊含义的：他想忘记曾令他痛苦的阎锡山的山西。其实，他始终难忘他的家乡、短暂儿时的快乐，他写的多篇的散文都和他的家乡有关：他忘不了在田野和姐姐欢乐的追逐嬉闹，忘不了家乡香气扑鼻的枣花，忘不了六叔赶的马车，忘不了他小时候听到的传说，忘不了------，所以我后面的弟妹的籍贯还都是山西安邑。解放以后，听说他曾去过公安局，想要把我的籍贯改成山西，但被劝告：为省去以后各种审查的麻烦，保留原状吧。于是，我至始至终是个北京人，全家唯一的北京人。

 

      我是北京人，出生在协和医院，知道这一点，还是在70年以后。小时候，我只相信妈妈对我说的，我是在马桶里出生的。我相信，因为妈妈执意要嫁给一贫如洗的爸爸，没有公公婆婆，娘家父亲几乎不认这个闺女，身边没有人照顾，一个过去的女学生生孩子，也许把阵痛当成了要上厕所。大了，我一直认为我是在家里由接生婆接生的。没成想，70岁时接到协和医院的电话，说我在他们的医院出生，当下他们接受了一项联合国的科研任务，要了解母亲的身体状况对自己孩子身体健康的影响，请我到医院做免费体检。我当时的惊讶可想而知，特别是我70年的生涯中户口多次变动，他们怎么能找到我？回答是，通过公安局，费尽周折。体检那天，在医院接受检查的人还真不少，从20年代直至40年代出生的都有。我的档案证明那确实是我，因为上面有我母亲的名字。我真是佩服协和医院在那个年代的档案管理。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革，居然以前的档案齐全，不能不让后建的医院汗颜。那次，我被抽了血，接受脑CT检查和大脑反应测试，种种种种，十分齐全。遗憾的是，体检的结果没有告诉我，我只是医院研究的样品。

 

      我是真正的北京人，毫无疑问。家里的每个人都这样看待我，从爸爸开始。

 

      1964年底，我受命带队到太原做设计，爸爸都没有提醒我老家是山西，如果提醒了，我也许会设法去运城看看，因为春节是在太原过的。做完设计我就急急忙忙往家赶，因为想念寄放在父母家中的大女儿，她那时4岁，想念寄养在同事家中的小女儿，她才刚满周岁。

 

      2008年5月弟妹们去山西运城，去协调盐湖区要为父亲建纪念馆的事，他们没有对我说，就留了我在北京照看老母亲，他们回来后似乎有一些争执，我只是作为老大，协调了一下，总体上我还是支持办纪念馆，因为想到父亲曾经十分怀念他的幼年。7月盐湖区博物馆张馆长来京取父亲的书和衣物，为了筹备展览，我见了后也只当作客人，热情接待了一下，剩下就是妹妹的事，我没过问。11月，家里来了一位族弟，据说是听了张馆长回去提到这个热情的大姐，于是点名想会会我。就是那次见面，让我曾以山西人的后人，回家为了爷爷的坟墓忙碌了一阵。其实，那些忙碌还是为了父亲，特别是因为当时弟弟远赴加拿大看望他的女儿。

 

     据说1930年父亲回故乡安葬爷爷时，众人都跪在地上哭，而我父亲只是脱去头上的礼帽，然后鞠了一躬就离开了，让带有浓厚中国传统的家乡人十分惊讶，说白了，有些不满。其实父亲一辈子不讲旧风俗和旧传统。1981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头一年，身体极度虚弱的他，在被邀请去山西讲学时，去墓地看了看，看到荒凉的景象，掉了泪，本想回村看看的他，在众人好心的哄骗和劝说（大家怕他出意外）下，回了北京，不了解情况的村里人也不免有闲话。现在父亲的纪念馆就坐落在离墓地不远的舜帝庙陵园内，与我爷爷，作为地方文物的辛亥革命烈士墓相比，一个气派，一个极度荒凉，我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让我父亲更加难堪，会更增加当地百姓对我父亲的误解，尽管这绝对不是当地文物局的有意为之。我和弟妹们达成协议，出一部分资，既不能给地方上有夺公物为私物之嫌，但又不放心以捐资的形式给地方政府，决定以修成围墙的实物方式交给政府。2009年10月中旬，在当地把此事启动后返回北京。

 

      之后，我还是做我的北京人，一个没有根基的北京人，只知道父母兄弟姐妹，丈夫孩子，从不走亲串友，社会关系极其简单，没有中国的宗族观念的人。

 

 

          不省油的灯

 

    小的时候我常闹病，一发烧超过38℃就抽搐。我还记得，每次犯病，我妈就在我的脑门上覆上凉毛巾，一面用手指掐着我的人中，一面大声叫着我的小名。我这个样子有一次把我二妹还吓病了，我们两人一头一尾地躺在床上，真够我妈操心的。我爸就认为我的脑子肯定烧出了毛病，他从来对我的学习成绩不苛刻。奇怪的是，我的脑子一点没留下毛病，上帝还是挺眷顾我。

 

三岁的时候，爸爸带我到中山公园游玩，中午饿了，儿时在农村长大的父亲就让我在水池子里洗了洗手然后让我用手拿着食吃，没成想从此得了阿米巴痢疾，18岁之前几乎年年犯，而且越是在节假日全家吃好的时候我犯病。犯病时那个难受，肚子疼，想泻还拉不出，有时还发烧。那个年月没有那么些消炎药，只有矽碳银，矽碳银吃完了，我妈就给我吃烤糊的馒头片，说是碳可以把肠子里的脏东西给吸下来。这个办法还挺灵，每当全家人坐在桌上吃节日饭时，我妈就给躺在床上的我烤糊的馒头片。18岁我上了大学后，离开了家，吃不到烤糊的馒头片，痢疾好像也不再找我的麻烦了。可是我对烤糊的馒头片的香味却念念不忘。老了，作为早点，我常自己烤着吃，满楼都能闻到香味，邻居还以为我做什么好吃的，其实就是烤糊的馒头片。

 

说起闹病，不光是发烧和闹痢疾给家惹事，还有我的虫牙也是折腾我爸。我爸总督促我刷牙，可是我就老偷偷躲着，到了十岁，虫牙就开始找我的麻烦了。牙疼不是病，可真是疼起来要人命。我爸领我看牙医，钻牙时的难受让我一坐到牙医的座椅上就打哆嗦，可是牙疼起来我又没办法。有一次，晚上牙疼了起来，怎么也没法忍，我找了些止疼药，我自小就有的倔劲来了：“疼，叫你疼！”一下子吃了十片，没想到拿错了药，是安眠药，早上我爸要领我去看牙医，怎么也叫不醒我，害怕了，叫了辆洋车把我拉到了医院，才弄明白我吃了太多的安眠药。牙病伴随了我一辈子，48岁时就剩了3颗牙，60岁带上了满口假牙，这就是不听爸爸话的后果。

 

我就曾是这么一个不省油的灯。

 

 

                  弄堂里的孩子头

 

我在襁褓里就不老实，夜夜哭闹，爸爸和妈妈爱这个头生的女儿，半夜轮流抱着我，念叨着：“小乖乖，睡吧，别哭了”。于是我有了个小名：小乖。我父亲的好友巴金和沈从文都知道。

 

我至今留着一张照片，那时父亲在上海暨南大学教书，我们住在上海郊外真如，是隔着院子的篱笆照的。我那时也就1岁多。妈妈在照片后面写着：“真是没有一点女孩样，叫她把头伸出来，她却把手伸出来。”我这个女孩，自小就像个男孩。有人说，吃谁的奶就像谁，我是吃奶妈的奶长大的。我的母亲在我三个月大的时候怀上了二妹，没有办法喂我奶，就给我请了个奶妈，好像是个河北人，又高又大，特别能吃，据说一晚上可以吃掉一摞饼。我不记得她，因为我一岁以后，她就走了。但是我的身高到成人之后有1米62.5，是姊妹中最高的，是不是和她有关，不得而知，再说，我的性格中少有女孩子的扭捏和细腻，也不知道是不是和她有关。妈妈从不要我帮她做饭洗碗，洗碗会把碗打碎，帮妈做家务都是二妹的事，我的任务就是扫地和干重活，当然，还可以跑外交。我一直到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才学习做饭，头一次包饺子，煮完后只有一锅面菜汤，烙的饼硬得没法咬，弄馄饨馅，不知道先得把肉馅用水调开。出的洋相不知有多少。我妈那么会干针线活，我到老都不爱打毛衣和做衣服，除非生活被逼无奈。

 

可是在外面我可是个小头头。小学时我们住在上海徐家汇多福村的小弄堂里，六栋楼的外面有一个大院子。小弄堂里有许多孩子。我在孩子们中间年龄似乎最大，大家一般都听我的。有一个女孩就喜欢我二妹，因为她脾气好，可是我嫉妒，有一天我质问那个姑娘：“你跟我好，还是跟我妹好？”那位倔姑娘就说和她好，我一生气，就抓住他的胳臂抡起来围着我转，她不改口，我累了也就罢休了。瞧瞧我有多霸道。

 

抗日战争后期，灯火管制，晚上从来没有作业，我和大家玩捉迷藏，我因为要抱着几个月大的三妹，只能坐庄，我一手搂着妹妹，一手伸出，放平，一堆孩子的小手指头顶着我的手心，我喊：“金梭银梭，格拉拉一梭！”大家慌忙缩手，缩得慢的被我抓住，我让其他人赶快分散躲起来，然后喊：“都藏起来了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就让被我抓住的孩子去找。这样一玩就是一晚上。大院的隔墙外就是上海殡仪馆，有时候我会带着大家到殡仪馆里绕着棺材跑，也玩捉迷藏。一点也不懂得害怕。

 

成年之后我的闯荡世界也许得益于那时的胡闹造就的性格，或者是自小就有的男孩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