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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挺住,我的人生故事(连载十一)

已有 5513 次阅读 2010-7-1 07:06 |个人分类:未分类|系统分类:人物纪事|关键词:学者| 英语, 朋友

坚持,挺住,我的人生故事(连载十一)
 
 苦读一年英语结硕果
 
      情报室是个辅助生产室,主要是管理技术图书馆和几个技术集料库,然后是提供一些外文资料翻译和编辑个别期刊。除了资料管理员外,其他人的工作弹性很大。也就在我刚进情报室不久,1979年初,核二院决定组织一期英语口语班,我被动员参加了考试。没有想到,我在全院排列第二名。于是我就全脱产8个月,成了我院第一期英语口语班的学员。教员来自北京市外国语学院。
 
      在这里我先说一个小插曲,在考上英语班的同时,我70岁母亲的结肠癌被确诊,而且有所扩散,手术之后还要接受化疗,我不时请假去照顾她。我们的同事就觉得我这个英语学不成了,让我退了吧。我没有放弃,特别是我这个顽强的妈真不简单,她术后三天下地,化疗接受两次后偷偷溜回了家,到家就继续做家务,一点没有拖累我们。我没有我这样的妈,何来我那年的英语学习和后来的成就?
 
      英语学习我的得天独厚是我有个良好的发音。舌头是学习语言的基础,任何地方的语言都首先需要训练一个人的舌头,以适应语言的需要,一旦适应,就觉得说话毫不困难。而我的英语发音还是小时候我妈训练我的:b-i-buy ,b-o-bo ,baby-ba-bou-bü,就这样我的舌头被训练。然后又因为在上海说上海话,在家说地道的标准话,在中学学英语,在大学说俄语,总之,语言在我的嘴里就很容易转换。当然,还有我对语言的喜爱。可以说,我们班里学习成绩排在前面的基本上都是解放前在教会学校读过书的,环境的熏陶是十分必要的。
 
      在一年里,我把每一篇课文都反复地读,使语言变成一种自然。因为没有录音机,我就极大声地读,用自己声音的回声来训练耳朵。因为投入,常常在厨房里煮着东西就全忘了,不知烧糊过多少次。课堂上我从不背书,按照老师的要求,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尽量用简单的词,绝不用书面语言。结业时的口试,我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了欧亨利的小说:项链,从考场出来,我就知道自己有的句子有语法错误,没有想到老师点评时对我还挺满意。这8个月下来,我首先是听力有了长足的进步,然后就是敢于开口,这为我后来的新生活和新任务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为中国的大门已经打开,对外交往已经成为常态。
 
      1980年5月清华大学举办了一个讲座,由美国克莱姆孙大学环境工程系主任凯纳兹教授讲授《水的物理化学处理》。讲座面向全国给排水的技术人员。我们情报室有一张票,我被派去听课。没有想到,原定的翻译,四天后有急事不能来了,也不知是谁推荐,让我接替。这是我接受英语技术翻译工作的开始。那次,由英翻中,因为对专业熟悉,专家讲授有条理,可以说是得心应手,专家很满意。可是一到学员提问,由中翻英可就把我难坏了。我常常会吭哧许久,还觉得词不达意,教授先生都笑了,说:你翻译我的那么自由,怎么把中文翻成英语就这么难呢?我痛快地回答:首先我得吃透他们的问题,然后我得找到合适的单词和理顺句子,能不难吗?其实有点强词夺理,还是水平不够。
 
      之后,在情报室的支持下,我和几位同志一起,把讲义全部译成中文,于1982年由清华出版社正式出版,书名为《水的物理化学处理》。这是以我为主翻译出版的第一本技术书。
 
      1980年当年,紧接着,在我院举办了一次由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讲授的水处理工艺,全国各地也都来人参加。那次我的翻译又有了进步。教授先生回国后给我发来一份感谢信,说他是第一次到中国讲课,一开场有点紧张,可是,我的翻译使他在5分钟之后就感到了轻松,因为他从学员脸上的表情感觉到了他语言中的幽默都被传递了。我出于礼貌,通过外事办(信封敞着口交给外事办!)回了他一封信,大意是,我很高兴他很满意,说我们今后可以成为朋友。就是这封信让我后来在198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去比利时做访问学者时造成了麻烦:足有半年时间,出国名单定不下来,后来才知道,因为我表示要和外国人做朋友,外事处的负责人担心我这个丧偶的女人会不会在国外交友。半年之后要不是我们室主任听说此事后为我担保,我的比利时之行就难了。这简直是笑话,也可以看出中国外事工作人员脑子中的城府曾有多深。
 
      英语的突破,为我后来在比利时莫尔核研究中心和到广东为大亚湾核电站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让我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当然,在那里,我的英语还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2009年,我又一次经受了锻炼。核工业总公司研究生院接到任务,要给从工厂选派出来的年轻人进行专业英语培训,以便他们将来能参与和外国公司就核化工后处理合作的谈判和今后的共事。我被邀请授课。75岁的老人再一次学习、记忆和理解所有与铀、钚、镎化学和萃取、反萃过程相关的英语单词和工艺过程,然后以每次四个学时的时间和学员用英语对话。我深感过去在英语上下过的功夫没有白费,居然到这个年龄还能为国家出一份力。
 
                                 世界人民一家亲
 
      1984年,去比利时做访问学者的通知已经正式下达。这时,21岁的女儿已经正式参加工作,并经她同学的介绍有了不错的男朋友,可以说,我已了无牵挂。11月15日,我和另外4位来自核工业部不同单位的男同志登上了经加沙到法兰克福再转往去比利时的飞机。莫尔核研究中心的小汽车把我们从布鲁塞尔机场一直送到了在莫尔研究中心的外国学生的集体宿舍。就这样,我开始了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整整一年的生活和工作。在那里,使我几十年来由于封闭和片面的宣传形成的僵化的头脑被解放,视野被打开;在那里,我感受到了西方商品的丰富、莫尔小镇生活的安宁。在哪里,我特别想说的是,在一个与近乎15个国家的人相处的环境里,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世界其实是个大家庭,大家庭里的人是可以和睦友好地相处的。
 
      当时,在该中心实习的人有来自欧洲英国、法国、意大利、保加利亚,甚至俄罗斯的,来自非洲刚果、利比亚、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的,来自亚洲韩国、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和我们中国的(后来还来一位来自中国台北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房间,但是用的却是合用的厨房兼就餐室,有公用的娱乐室和电视间,因此,在工余,我们就经常会有不同程度的接触。来自如此不同的国家,尽管规定的公用语言是英语,但是他们自己之间,就如同我们中国人之间还是说的本国语言,不仅语言不同,饮食、宗教信仰和起居习惯都不相同。
 
说起宗教信仰,一个周末的早上,人们都已经用过了早餐,都离开了餐室,一位利比亚人拉我坐在餐桌边,向我介绍古兰经,说了足有将近三刻钟,我极其耐心地听着,最后,我十分客气地对他说,我非常谢谢你对我的介绍,对古兰经我十分尊重,可是,你知道吗?我什么教都不加入。他无奈地起身走了,但是我没有得罪他,因为我没有偏向任何其他宗教。不偏不倚是我和他们打交道的原则。
 
      1985年2月25日按照莫尔中心国际俱乐部(一个由中心工作人员的夫人志愿组织起来帮助外国学员的组织,中心提供活动津贴)的安排,由我们出面组织一次中国晚会,在大礼堂,作为开场,我用现学的十种语言向参会者道晚安,也是为了尊重说每一种语言的人。在会后,到会的近200人品尝了我们做的炸龙虾片、饺子、开口笑和各种凉拌菜。受到了与会者们的交口称赞。当然,我们也出席了其他国家组织的晚会:利比亚的、意大利、保加利亚的等等。遗憾的是,她们的大使馆或旅游局都提供了经费,而我们大使馆一分钱没出。
 
     我是那批学员中年龄最大的,因此,我有责任多关照大家。1984年底,能回国度假的都回国了。我就在除夕晚上,把没能回家的韩国人和保加利亚人和我们6名中国人(一名来自北大),集合在一起,做了一桌菜,打开一瓶葡萄酒、一瓶白酒,直坐到听见12点钟声敲响,然后尽兴而散。
 
     我的随和,对大家的尊重和给大家带来的快乐受到了几乎所有朋友们包括国际俱乐部中夫人们,甚至和我一起共事的比利时人的欢迎,我也在其间真正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1984年的圣诞晚会,在魔术表演中,我,唯一被邀请上台的中国人,被拉上台帮助套圈,会后还得了一小瓶香水;在圣诞节假期期间,我被物理组的主任和我的头儿邀请到家做客(我被邀请参加的活动在此无法尽说);圣诞夜,我和大家聚餐后在娱乐室里一起跳迪斯科,他们谁也没有把我当50岁的老太太看待;后来,又一次,阿尔及利亚人穆斯塔法还到我的房间里骗我说,楼下来了个小动物,让我去看,说的活灵活现,我随他下楼一看,原来他们在娱乐室跳舞,我就跟着他们瞎跳,大家还夸我跳得好,穆斯塔法光着脚在地上蹦,扭动着身子,伊朗人跳的像是新疆维吾尔舞,脖子扭的还真好;韩国人李钟华夫人说天下姓李的是一家,给我送来一盒朝鲜泡菜;日本人涉谷守先生多次邀请我们中国人到他家吃饭,我对他谈起我父亲被日本宪兵抓捕的事,他当时就真诚地表示很难过,以后他成了我真正的朋友,只要我表示需要,就会开车送我去市场采购(我自己去要骑车3公里,下雪和下雨天很不方便),开车不止一次送我去采购的还有70岁的中心副主任的夫人。有一次我得了肠胃炎,发烧了,穆斯塔法给我送来了药,第二天见我退烧了,抱着我就亲我的脸,刚30岁的他对我就像对他的妈,或者是他年长的姐姐。保加利亚的莉娜第二天给我送来了麦片和苹果,我的助手皮特斯给我送来了饼干------。
 
      一年中我和异国朋友结下的友谊完全无法用这样一篇小文可以写尽的。我回国后,涉谷守在几年里都保持着和我的通信,告诉我所有他生活中的细节;穆斯塔法在中国实习时,专门到我家和我度过一个中午;皮特斯10岁小儿子在我临回国前送我的在纸上用刀刻画的狗头(我属狗)一直挂在我的卧室里,我十分怀念那位后来因患阿兹海默病已经离开人世的我的助手和朋友。
 
      我也十分怀念国际俱乐部里的那些夫人们,她们为了丰富我们的生活,利用假期为我们组织去里尔、布鲁塞尔、荷兰、巴黎等地的旅游。
 
      我永远不能忘记我的头儿皮埃尔对我的照顾,他想办法让我和另一位同志(由中心出资)去卢森堡参加了放射性三废处理的国际会议,带我和比利时的专家们一起参观欧化工厂的废物处理,帮我们协调去参观都尔地区的核电站群和新投入的废物处理车间。他在使用我试验中的数据,去芝加哥作报告前,先是希望我与他同行,但知道不可能时,坚持在他的报告上和他的名字并排写上我的名字,其实他的报告中只引用了我试验结果的很小部分。我回国之后,他和我维持了相当长期的通信联系,每次他有机会到中国,必定设法与我见面,包括2009年的一次。我们从来不是师徒关系,而是真正的朋友关系。
 
      世界人民之间是应该亲密相处的。互相以心换心,这个世界就是美好的。包括在比利时时,信伊斯兰教的北非人和伊朗人和信天主教的意大利人和比利时人都曾相处得十分融洽。世界就应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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