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挺住，我的人生故事（连载十四）

 

 

      1988年春节，欧洲队的领导为我们在巴黎的同事们组织了一次晚会，我和大家在晚会上跳了许久交际舞。到了夜里，我的左腿大腿根处疼痛难忍，连被子都盖不住。队长之后就让秘书陪我去看病。法国医生试着弯曲了一下我的腿，然后说了一个法文词，同时建议我去照X光片。回到宿舍，我照着发音“阿特或斯”在字典里查到了词义：关节病（这个法语词我终生不忘）。那时我傻，不知道这都在医疗保险范围内，觉得在出差，要公司为我掏钱，又不是急病，等回国再说吧，再说，休息几天后疼痛有所好转，可以熬过去了。大亚湾核电站是贷款建设的这一点在我的头脑中印刻得太深了，我决不能乱花公司的钱。

 

      1988年夏，我回国休假，顺便就到住家旁边的304医院骨科做了检查，那位专家对着X光片看了一下说：“股骨头坏死，没有办法治，疼到死吧！”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股骨头坏死” 这个名词。既然没有办法医治，我在假期结束后就又返回了巴黎。因为没有多少活动，倒也没让我受什么太大罪。

 

      1990年重返公司后，特别是在1991年，在担任联络经理后，成天在工地视察工程情况，跨沟，要法国人先过去，再用手把我拉过去；为了协调调试，我每天都要经钢梯（没有开始正式运行，电梯不交付）爬上＋19.00米到主控制室了解运行人员的情况，有时还要到＋24.00米平台上参加调试协调会，左大腿越来越疼，上下楼梯都不得不抓着扶手往上撑，。到最后，我连上稍微陡一点的坡都要抓着人破着脚走。既然要疼到死，我就忍着吧。

 

      1992年5月正式回二院，在秦山二期设总办公室做个顾问。那时，核工业部和法国谈妥了技术转让，1993年不断地有技术口译任务，站久了，腿疼得都只能单腿跪在椅子上。我到北大医院骨科找了专家马大夫。马大夫对我说，我们国家从90年起引进了人工关节置换术，我的股骨头（双侧）坏死已到了晚期，可以手术。我回院一说，当时的副院长兼秦山二期项目总设计师对我说，希望我把年底两期到法国的带队咨询任务完成后再考虑手术，我答应了。那两期带队的任务真是让我的腿受够了罪。因为成员都语言不通，甚至在机场办行李托运手续我都得跑上跑下，鞋带松了，我也无法弯腰系上，要别人帮忙，居然还有人开玩笑：你真牛，鞋带还有人系。真叫我哭笑不得。

 

      1993年圣诞节前夜回到北京，我实在忍无可忍，过了元旦，于1月4日就到北大医院登记病床做手术，入院完成各项检查后，在春节前左腿接受了在全麻下的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手术是很成功的。术后为了不上瘾，我在手术后只吃过一次止疼片（当是还没有振荡泵，据说有些病人为了止疼吃杜冷丁上了瘾）。术后三个星期回家，两个月后我拄着双拐进了办公室，4个月后拄着单拐乘飞机去深圳解决二院与大亚湾签订的投产后的服务合同。

 

      没有好好休息，加上没有好好进行恢复性锻炼（那是我不懂），我始终不能正常下蹲，在所有没有坐便器的地方，我只能像男人一样，几乎是立着小便，而大便就十分为难，于是，我从不在上班期间喝水，我去工地工作很困难。但是，我终于可以投入秦山二期工程了，甚至去过工地参加协调会，多次到上海和成都组织接口协调会，在二院上楼下楼，在各工种之间协调接口和协助按计划出图，    

 

 

                              我告了院领导的状

 

     1992年回到二院后，我先找到当时的刘院长，要求参加秦山二期工程。我明确地说，不用给我安排职务，帮忙做点什么都行，当个顾问也行，那时我满57周岁了。院长笑着说：“你还真痛快。”我回答：“我是当妈的。”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考虑给我什么工作，而我正好想照顾孩子。

 

      就这样，我就被安排在秦山二期办公室做个普通工作人员。1992年底，初步设计答辩通过，施工图设计工作迫在眉睫，可是我感觉到似乎大家不知从何下手，于是，我主动起草了施工图设计大纲，这个大纲起到了统一参与者工作的作用和推动了施工图的启动工作，同时，我又参照大亚湾的接口手册和根据秦山二期参与各方分工的特点，编制了秦山二期的接口手册，以明确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两本文件，在二院总工程师的带队下，在上海，经过核二院、华东电力设计院和成都核动力设计院三家共同协调，形成最后文本，成为施工图设计的依据文件。施工图正式启动。

 

      1994年底，我已年满60岁 ，二院当时的皇甫院长，要求我负责秦山二期施工图设计个管理工作。1995年，工地开始索取土建施工图，以便于1996年浇灌第一罐混凝土，二院负责核岛土建设计的室任务繁重。我经过了解，深感人力是个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当时广东岭澳的土建设计出图计划与秦山的几乎相重，人力更加短缺，而这个矛盾并没有被院长所认可（可能是为了省钱，不想外聘人员）。

 

      1995年初，核工业部在友谊宾馆召开各有关单位领导会议，研究秦山二期的工作，多少还有点针对我们二院供图的问题，参加的人基本上都是院长和党委书记。既然是研究二期工作，我听说后，自己跑去，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就坐在部长旁边，胆子真够大的。我心里想，既然你院长让我负责秦山二期的设计工作，部里研究这项工程，我正盼着和上面通气呢！我还真怕上面瞎决策一通，工作还更难做。会议一开始我就当着当时的张部长说了二院不能保证按时出图，困难的核心是二院的设计人员不足，必须增加，特别是土建人员。这个观点正好符合部长的意，同时他也希望二院能分些工作给部里的其他设计单位。我的出席和发言大大出乎皇甫院长的意外，等于告了他的状，他非常不高兴，在会议休息期间，他对我很不客气。说实在的，这种唐突行为，二院历史上也没有过，会议参与者的名单里根本没有我，下来我连个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再说，我什么头衔都没有，设计计划完不成关我什么事？可是，既然让我管，我就较真。我当时诚恳地对他说：人力不足是个事实，部里对我们出图不放心已经十分明显，开这个会不就是为这事吗？头上长了疮，迟早要暴露，不如乘早解决，二院如期交图，最后还是你光彩。会议结束，我们院从土建室到电气室都从北京市一些设计院借了人。二院自己的设计人员做骨干，对外来人进行了短期培训，然后外来人出的图由二院的骨干审查。我们没有从核工业部在外地的设计院调人，简化了手续和接口，也没有住宿问题，北京设计院要的设计费不高，来人完全由我们管理，非常好用。就这样，二院出图计划得到保证，部里没有了意见。皇甫院长后来对我一直都很好。

 

      这件事是我在二期工作中的一个插曲，很可笑，但是很代表了我的为人，常常不按常规，为了实现工作计划，我可以不顾一切，单纯，讨厌一切墨守成规和官僚行为。为此，作为一个例子，我记录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