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挺住，我的人生故事（连载十五）

 

 

      我是个地道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是知识分子，我一辈子读书、学习、做技术工作。可是在中国这个多政治运动的社会，我却深深感觉到真正的工人对我是十分友好和尊重的。

 

      1966年，文革运动初始，我被点名，在技术室感到无所事事之后，我主动到了我院大食堂后面的厨房，我对早上在厨后择菜的师傅们说：我给你们读报吧！没有人反对，我就坐在在小板凳上读报，我在大学里不是做过广播员吗？至于爱听不听随意，我不在意。大家对我也都很随意。以后我就参加厨房里的劳动，跟着做主食的主厨李师傅学会了两手揉馒头，跟着做副食的主厨谢师傅学配菜，知道了许多菜品。工人们不会说客气话，对我很好，就是很随意，像对自己人一样。后来，我被要求去干校，我曾求过谢师傅，说孩子放学晚，到家一点过了，能不能把中午饭给放在食堂外面窗台上，谢师傅对这件事拒绝了：这怎么行？有人下毒呢？这是他无可奈何。这两位师傅后来和我见面总打招呼，谢师傅的儿媳妇在我的腿接受了手术后曾经到我家照顾过我。

 

      1969年我一个人到404厂为821-120#做离子交换实验，既然军管会让我和工人同吃同住，我就到车间要求住进女工宿舍。开始，我被强烈拒绝：一个工程师，一起住多麻烦。我似乎真是个异类。在我的恳求下，我住进了一间大房间。熟悉后，他们感觉我就是个普通人，还特别容易对话，于是还真有了感情。有一位张师傅，和爱人干架，把锅碗瓢盆都砸了，她向我诉苦，我就去他们家劝架。星期天，我在唯一的市场街上碰见他们夫妻亲热地走在一起，我问他们来市场做什么？张师傅笑着回答：买锅碗啊！不是都碎了吗？我真是感觉到工人的质朴。中共九大前，404厂的军管会要求我参加忠字舞的练习，我拒绝：我一个人做实验，忙得我够呛，再说，我不是他们单位的，干什么给我安排任务啊？不允许。得，我们宿舍的女工们就在下班后在宿舍的楼顶上教我，庆贺九大群众游行时，我还是跟上了工人们跳舞的节奏。

 

     一个女人，一天和放射性打交道，从反应堆堆底的房间里取水样，从元件水池里取水挑水，上楼下楼，周末一个人，有些老师傅就看在眼里。和我完全没有工作来往的120车间里的一位检修老师傅，每到周末就叫我上他家包饺子吃，就像我是他们家的一员。几十年过去了，我早退休了，我听我们单位有人去404厂，回来告诉我，404厂有位王师傅问起你，问我的身体怎么样，挺挂念我。我真是感动啊！这真是素未平生，我连他的全名都不知道。

 

     在做实验的过程，8车间（气体车间）的工人们看我一天和离子交换树脂打交道，对我说，我们车间有各种树脂，你要用我们就拿给你。

 

     工人心疼我这个卖力气干活的女知识分子（他们甚至说，你们院的男的怎么都死光了，派一个女的在这儿做这种实验，我笑着回答：我生过孩子了），在那个残酷的文革时代，他们想办法让我吃好，保护我，帮助我，我从来没有觉得工人和知识分子是对立的，他们使我感到无尽的温暖。

 

     1991年，我在大亚湾做联络经理，负责调试，对操作员和工人来说，我是生产部的经理级的人物。我当时到生产部工作时就想好，生产的好换不是我们这些经理们可以说了算的，最重要的是一线的人员，特别是夜班，就他们在工厂，他们的积极性才是最重要的，我不过就是个勤务员，为他们服务。所以，我成天都要了解他们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和情绪，尽我所能地帮助他们。网控楼调试时正好是周末，生产部里就我这个打工的经理在（我只有在工地的宿舍），在控制室里，我就听见从火电厂调来的值长们（因为不会外语，不能被培训做主控室的操纵员，而成为每个值中的网控楼的值班负责人）发牢骚，说他们的工资和刚毕业的中专生操作员定在一个级别。当天下午，我就打电话到负责生产部的副总经理家里，没想到挨了一顿呲，意思是生产部在这次涨工资的名单里为什么不报。我听着训，心里特别高兴：有门！第二天一上班就让负责这项工作的副厂长和运行处处长，赶快在名单里把这些人补进去，但是为了不难为总经理部，18个人分成三批（我还有点滑头！），最后这些人的工资全给解决了。

 

      1992年我离开大亚湾前，六值刚轮值下班，值长（他名字我都忘了）把我叫上，搭他们的运行倒班车回深圳，因为知道我就要回北京，在值长家，全职21个人和我一起吃了顿晚餐。就是那个值，一次值夜班时，有一位广东籍的年轻人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值长打电话到我宿舍，我立即到司机班，请司机出车帮忙把那位年轻人送到长途汽车站。他们没有人在饭桌上对我表示任何亲热和感谢，而是把我当自家人一样一起唠家常。这顿饭让我感到特别欣慰，甚至超过了后来昝总的邀请，因为我被生产厂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真正地接纳了。

 

      还有一次，我进到检修工人聚集的检修车间里，就听见工人在发牢骚：工作票都用英文，叫我们怎么干活！我立即上前，对他们说，别急，来，我给你们写成中文。然后我就坐下来，把每张工作票上的英文字都清楚地写成中国字。1994年，我再去大亚湾时，就听说，一些工人在传：李工来了，李工来了。当我听说后，我心里真是充满了自豪感。

 

      这么多年来，我所遇到的工人对我这个知识分子真是出自内心地好。在文革中整人的、胡来的都不是这些纯朴的工人。到我父亲家抄家的、让我在中学教书的堂姑跪搓衣板的、在我们单位的一些文革积极分子，等等，都是一些天真、幼稚又充满热情的的学生或者是满脑子被灌输了糊涂思想的68年刚从大学毕业的学子们，无知就容易狂热乃至偏激，那不是五四时期和之后学生该表现出来的正义、热情和为真理而奋斗的精神和行动。真正的工人不容易偏激，是分得清好坏和是非的，因为他们的地位和生活状态，不容易让他们有太多的功利。武斗胡来的往往是一些或是工人中幼稚的年轻人，或是别有用心的混混。善待工人们，学会和工人们相处，理解他们，尊重他们，是我们知识分子该有的态度，当然，更应该是当官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自从启陆去世后，我的住房就成了大问题。二院分房的条件是：夫妻二人加一个孩子，才有住独立单元方的资格。我和孩子就长时间和别人合住一个单元，只有一间房。1983年，我早已是一名高级工程师，比我年龄小的，院龄没有我长的都已经分到了单元住房，我却没有，和领导谈，他们说我的住房应该和核工业部谈，而核工业部早就把刘启陆扔到脑后了，管他什么因公死亡，人走茶凉，我只能认命。1984年，就在我去比利时前几个月，院长突然找到我，说，有一套旧房腾出来了，我们决定分给你，你不要声张，在3天之内搬进去。我什么也没收拾，就一张大床，一个书架，一张书桌，一个衣柜和几个箱子，当然还有锅碗瓢盆，让我们同事帮忙，匆匆地搬进了有两间房的单元住房，面积大概是50平米（建筑面积）。我就觉得是恩赐一样，又像做贼一样，其实，后来我发现，群众对给我住房并没有什么异议。

 

      我在1991年被批准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93年，我获得国务院津贴。在我院和我相同职称的同事都分到三室一厅住房时，我曾去刘院长办公室，问他我的住房问题，让我没有想到，院长的回答是：按我们院的标准，你只能住一间屋。我一声不吭地离开了院长办公室，这是个不值得与之讨论的人。我再也没有去张罗过我的住房。

 

      1994年，不知当时那里来的一股风，核工业部突然要求我院由群众推举一名部劳动模范（以前没有过，以后似乎也没有）。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得的票数最多。1994年底，皇甫院长对我说：等劳动模范正式批下来后，你就搬到18号楼69单元201去。那时候，18号楼里的所有住户（他们都比我小）都已入住。1995年初通知下达，我们所有的劳动模范在人民大会堂与邹家华副总理一起合影，回来后，我就开始搬家。我总算能够让刘珂也和她同学一样住进了三室一厅的房子，尽管我后来知道这是院长助理因为各种原因不满意而放弃的套房，二院领导觉得到那个时候再分配给任何其他人都不好平衡，就这样，我得到了它。于是，我和刘珂的一家三口住进了这套88平米（建筑面积）的房改房。为此，我对二院的群众始终心存感激。二院群众对我的工作是看在眼里的，所以，我在离开工作，告老退休后，我始终都和群众在一起，同喜同乐。

 

我这一辈子从不在乎任何称号，什么模范，先进，科学大会奖，都不是我追求的，我不求回报，我绝不想突出自己。但是我希望拥有符合我条件的、让我孩子感到体面和舒适的住房，因为我是她的妈妈，还是她的爸爸。我终究工作四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