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挺住，我的人生故事（连载十六）

 

 

 

      2000年，秦山二期核岛的土建图纸早已全部加夫，管道图纸也已交付，工地已经开始进入安装高峰，二院的电、仪、控的图纸文件也即将交付，4万根核岛内的电缆计算机敷设的电缆路径表的最初的1万根也已落实，而我的右腿的髋关节的疼痛已经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每次到地下室的计算机房都是硬撑着楼梯扶手拐下去的，除此之外，从60岁开始，血压和心脏供血都有了问题，还不断地泌尿系感染。再说，年轻人已经跃跃欲试。2000年4月1日，我正式离开工作岗位。

 

     当年4月底正好是职工体检，我被告知，我的胆囊中的结石偏大，最好去医院复查，我到海军医院复查后，医生建议手术切除。6 月手术结束。就在身体刚刚恢复正常时，没有想到9月我的左臀部出现严重红肿。我以为是一般局部炎症，吃了些消炎药，到11月红肿开始消退。可是，到了第二年的5月，更加严重的红肿发生，我过了五一长假立刻去了 304医院外科，没有想到，医生非常紧张，知道我曾做过人工关节置换后，立刻找来骨科医生会诊，在外科门诊治疗室，用一根长针扎进我的臀部，立刻一股黄色浓液灌满了针管。大夫对我说，你举着这个针管，立刻去找给你做手术的大夫去。我去了北大医院，骨科文立成大夫接待了我，他借用外科门诊治疗室，给我注射了麻药，然后切了一个小口，接着浓液就灌满了一大碗。大夫让我每天过来清洗。我往北大跑了有一个星期，不上麻药，每次护士往我的伤口里掏，进行清理，疼得我回家坐在公共汽车上，使劲用大扇子挡住伤口，不让人碰我。一周后，我改在我们院的门诊部做清理，一直到8 月，每次都有浓液出现，我又去找了大夫，他使劲往我的破口里掏，最后说，住院吧。

 

住进医院后，我接受了放射性碘的探测，证实浓液瘘管很深。大夫决定切开处理，在手术之前，他让我设法从国外弄到庆大霉素项链（国内这种需求太少了，国外公司不进口），否则，开着口用滴液的办法清理太受罪了。多亏我的侄子在德国，他设法托人带回了三条项链，我弟弟接到后，立即送往医院，我也立即做好了进手术室的准备。

 

我接受了腰麻。我原来的人工关节上部的钢板背面集满了浓液，大夫把原来的一套钢板、螺丝钉和钢关节球全部拆除（骨髓腔里的长钉因为拔不出就保留了），清洗我的整个关节腔后，把三节项链全部盘在关节腔中，以便控释消炎，同时，为了保持我的关节腔内的空隙，保证今后腿不缩短，他在我的腔内安放了一块他在手术室内现做的骨水泥块，然后把我长长的刀口缝合，送我回病房。

 

我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星期，大夫不准我翻身侧卧，下地脚不准沾地，只能拄拐走路。我始终非常达观，躺在病床上，因为无事可干，我就和一些得骨癌和骨髓炎的孩子一起学英语。文大夫和护士们都对我很好，文大夫觉得我理解问题特别快，出院前给了我他的手机号，叮嘱我，3~6个月后，等炎症确实消除后来做修复手术。

 

医生对我的腿出现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异物在身体里后人体的免疫功能会有所下降，而我曾经十分频繁地泌尿系感染，没有及时彻底消炎，死亡的白细胞就积累在密实的钢板后面，这就是浓液。我知道我退休前实在太累了。

 

那段时间真是难熬。尽管我的外孙在我的小屋中支起活动桌在我的床边做功课，晚上临睡前，还会帮助我到尿盆放好，替我盖好被子，然后回他的小屋睡觉，让我感到很欣慰。但是，整晚上不得翻身，还是很难熬。12月底的一天清晨5点，那么坚强的我都受不了了，我把女儿叫醒，对她说，我真不想活了。女儿给我穿好衣服，披上大衣，说，我们下楼遛遛去。那天，她推着轮椅，我们两人在寒冷的清晨，在大院里遛着，我的心情好了许多。我想，如果没有我的亲人对我的体贴照顾，如此卧床，真会得了抑郁症，而后不能自拔，就会寻死。

 

过了年，女儿立即带我去医院，文大夫说我早该来医院了，可是他没有想到我是那么个死心眼，3~6个月，6个月不是还没到吗？

 

我立即被安排住院。重新安放新关节，大夫没有敢在我的髋骨骨面下使用别人的骨头，而是取用我腰部的骨头垫放的，因为怕我对异物过敏。大夫还用带网孔的“钢筐”代替了原来的密实的钢板。这条腿就这样修整了，大夫关照我，这条腿再也不能做手术了，否则刀口都会合不上。

 

两年之后，我的左腿可以完全自由活动，可是右腿股骨头的状况也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2004年8月底，我抢在外孙高一军训结束前做完手术回家。

 

文大夫是个好大夫，我感谢他。

 

大夫对我的腿坏到这种程度总感到有什么特殊原因，因为我不喝酒，不抽烟，不吃激素，没有摔过，一定有过大量促使我身体中的钙流失的情况发生过，譬如，过量的放射性线照射。我心里明白，是在404厂做离子交换树脂实验时受到了过量的照射：交换柱外的铅屏蔽没有做好，对着正面操作的我正好有一条不小的缝，计量仪表每次测量都会一下打过头。现在负责安装的那位同志已经去世，年轻领导又有谁知道当时的实验？1970年年中做完实验，当年头发大量脱落，1974年发现腿的根部不适。那时是革命工作第一。那年在戈壁滩做实验，我把62元工资中的40元留给给我看孩子的家，带着22元和生后补贴（最低时每天只有2角4分，连买个肉菜都不够）独自奋斗，但是实验是我申请下来的，就像一个已有两个女儿的母亲在用自己带血的乳汁哺育自己的儿子，我心甘情愿。再说那么多年过去了，又有什么好追究的？有病治病就算了，不就是自费承担人工关节的经费么？

 

多次的手术，让我对使拐和使轮椅几乎成了行家，2004年我接受右腿手术时，在病房里，我几乎成了其他病人的使拐教练。2009年我在原子能院为学生讲授专业英语时，因为膝关节疼痛，我就坐在轮椅上，在教室里自由转动，坚持把课教完。

 

不过，文大夫在看了我的膝关节的X光片后，说，行了，这辈子你不用再做手术了。他让我注射了透明质酸钠溶液，关照我不要跳舞和来回上下楼，除此之外，我的膝关节还是可以的。

 

2005年，我的双腿彻底修复，可以自由行动，3月我母亲的老年痴呆的精神症状加剧，我和妹妹送她去安定医院就诊，从此开始了为她忙碌的生活。我对别人说，这是上帝给我的安排：腿治好了，又该有新任务了，照顾妈吧！哈哈。

 

我目前的良好的行动状态，给一些人做了示范，一些人也去做了手术，他们之后骑车、游泳、旅游，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得了病，该怎么治就得怎么治，不能瞎凑乎或听信偏方。

 

 

               与退休老人同欢乐

 

      退休以后，我首先参加了二院老人合唱团，虽然唱的不好，但是这是一个与人相聚的机会，每个星期一次，大家见面，乐乐呵呵。有时主持人有事，大家让我张罗，我也不推辞。大家在一起唱些老歌，也是一种乐趣。每年还有些演出要求，也算是一种或检验，有一种成就感。这项活动中因主持人完全来不了而于2009年10月后最终停歇。

 

      2006年，借着要举办奥运会，我向一些老人提出办个英语班的建议，还真有不少老人愿意参加。我义务出任教员，按大家感兴趣的内容自己编写教材，每次上课，我都想办法使教室特别活跃，使大家不感到任何压力，像玩一样，嘻嘻哈哈度过1个多小时，还觉得有所收获。大家觉得和我在一起特别快乐，说是我的快乐感染着大家，而我则觉得是大家带给了我快乐。这个班的十几名学员一直坚持下来，到奥运会前解散。

 

     在2009年5月，我的膝盖犯病之前，我还每天傍晚参加健身操的活动，又交接了一些新朋友。后来因为大夫不准我参加这项活动，我不得不停止了。

 

     没有了这些活动，我仍然设法与群众保持联系。每天傍晚，一群老人聚在带运动器械的场地上，在一起边活动边聊天，是为话疗。我发现，没有一个二院的老同事对我过去做事的急脾气和较真有意见，人人对我都很亲热，聊天时可以无话不谈，因为我和大家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极个别的人会偶尔开开玩笑，叫我一声“劳模”，也有人叫我“李老师”，但是绝大部分都对我笑笑后就开始说话，没有一点隔阂，我为此深感欣慰。

 

     我不但和二院的同志们保持联系，我还和我的大学和中学的同学保持着联系。年轻时的同学相聚在一起时似乎人又年轻了。

 

总之，始终保持愉快的心情，始终置身于群体之中，这是一种真正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