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喜的意外

    昨天外面下着冷雨，天空昏暗，今天降温，外面冷风呼啸，出去到院里走里一下，没有多少人，但是我想倾诉，因为我的心是温暖的，我总是遇到好人，朋友，不断地带来惊喜，意外的惊喜。

    前天，我在阜成门等车回家，那是下午4点多，从华联商厦和地铁转车去西边的人不少。一辆619公交车进站，许多人涌到车门口。大概是预示着要变天，我的腿非常不好使，专注车门把手，使劲迈上台阶，自己把自己的有解鞋带都给踩开了。一位坐在车门口的中年妇女立刻立起身，把座让给我，看我上台阶困难，她和我座位旁边的乘客使者劲把我趺坐到座位上，接着我想把鞋带系上，那位妇女看我弯腰够不着，她居然蹲下身，帮我系好了鞋带。我感动地直道谢，简直出乎我的意料。一位非常普通的妇女，身边带着一个手拉车，在阜外西口下车，估计是到天意小商品市场采购。回来我把这事对女儿女婿说后，他们都很感动，真是有好人，而且这些我所见到的好人都是底层人。

昨天，我在家接待了两位做梦都想不到的客人：两位大学老师，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女老师。大概是在两周前吧，我偶尔得到了一本书《灰色上海》，看完受了感动，感言我写了篇《个人道德的力量》（已经发表），同时，我十分好奇，我父亲书中的语言是怎么被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傅葆石老师用英文写出的，要是我能买到一本傅教授的原书该有多好啊！翻译者张霖老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书，我大着胆子寄了份挂号信，没有想到，很快就受到了张老师的电邮，说她手里有两本英文原版，可以送我一本，我简直不敢相信有这么让我喜出望外的事。

昨天，天下着雨，她和另外一位年轻老师捧着一束美丽的鲜花到我家，给我送来了书。那另一位位老师是研究比较文学的，想了解法国文学对我父亲写作的影响。我们在一起像老朋友一样地聊了将近两个小时，无拘无束，她们看了我们家的照片，我父亲和母亲年青和年老时的照片，对我的半地下陋室很满意，安静，舒适。我们在一起聊起傅教授特殊的视角，从文人自己内心的道德考量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作为，这种视角确实少有，或几乎无人这样写作。我很感叹，多少名人在过去阶级斗争的大环境中，也会出卖自己的朋友（不然不会有巴金的忏悔录），可是我父亲，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家庭，朋友的事，他斗不过大环境，他可以短时间沉默，但是，在必要时，和可以作为时，他做他能做的，一个始终独立的人，一个崇信自由思想和行为的，但是力量极微薄的人。我们感叹，这样的人少了。我们聊起上个世纪30到40年代初，中国曾经有过短暂的文学繁荣。我看着她们两位，说，也许，中国文学的希望就在年轻一代的身上，你们思想上受的约束少，见识开始多起来，我看到你们真是感到高兴。

    她们告辞以后，我开始看那本英文原版，翻开封面，第一页的左下角赫然用铅笔竖写着：二0一一年二月傅葆石寄赠，然后书中有张老师翻译时在某些文字下用铅笔画的波折线。正是一本珍品，而张老师送给了我。特别是书中附有旧上海法租界，一个英租界和中国地界的详图，让我想起儿时的上海，我从来没有这样的资料。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师把她的珍品给了我，没有任何代价，只是因为我是李健吾的大女儿，一个无权无势，退休在家的老太太。我为我父亲骄傲，我被好心人感动。

昨天下午和晚上，我沉浸在书中，一边读一边想，这本书真是太难翻译了，张霖老师的翻译简直是太好了，毫无翻译的痕迹，就像自己的写作，我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一点一点地阅读原文，包括书中的注脚，其中一条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原来没有注意译作中的附注），因为我以前不知道：那是关于父亲那节的第138条：（译自原文）“徐世湖，p98（我知道，徐是我父亲的山西老乡，清华同学，父母婚姻的牵线人，后来去英国留学后回国，他在父亲去世后始终和我妈有书信来往）。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当时在社科院文研所工作，从上海来了两个红卫兵，责难他在日本监狱中的叛国行为，对他进行了猛烈地攻击。对于如此重大的自我救赎，生命中最引以为荣的事件，李对这样的编造和侮辱几乎气疯了，如果不是他太太的阻止，他会自杀。他太太对他说，安静，但是坚定地：“我终身都和你在一起，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确实知道。”同时还有他的同事和好朋友的劝说：钱钟书和冯至。见王维国和齐中，pp184-85。”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父亲从不向孩子们诉苦，即使是他在红卫兵炒家，把他留作纪念的，他最爱的，从小就是个孤儿的母亲的唯一的遗像被撕毁后（我为此从不认识奶奶），他伤心欲绝，也就是到我家，在床上默默地躺了一中午，没有说一句话。一个特别能承受的中国文化人。

在当时疯狂的时代背景下，那些无知而愚蠢的红卫兵们，曾经不顾事实地侮辱人，打人，伤人伤到极点，粗鲁无礼。也不知后来是否觉悟，改正甚至忏悔（听说有些向老师们认错）。和今天的张霖老师们和那些识礼助人的相比，他们是否也能成为现代的文明人。

中国过去的“斗争”，造成了对文明的践踏，对文化人的摧残，也为后来的突然转向埋下了文化和经济发展不同步的恶果。

现在，情况在变化。

我为见识张霖老师们感到高兴，她们年轻，也为海外的傅葆石高兴，他们在挖掘中国各种文化人（知识分子们），告诉大家，在抗日战争中，怀有不同内心道德的人，对国家民族的作用，好与坏。在今天，应该是有启示作用的，这不是简单敌对某个人的肯定和否定，这些人都已在天上或地狱。

我为我们社会中，特别是在首都北京，中国的这座现代化大城市，人与人的距离重新拉近感到无比的惊喜。当然特别是为那些素不相识的路人所变现出来的亲切。

                                                          2012-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