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在教育

——以反对火车站西文译名采用汉语拼音的舆论为例

（一）

近日，铁道部规定火车站名的西文译名，一律采用汉语拼音。这本是一个合乎国际规范和国家标准的正确决定，想不到在公众舆论中竟招来汹涌的反对声，看似令人匪夷所思，实际上这恰是小平同志说的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在教育的一个明证。

我们的教育告诉学生和社会，为了对外开放，就要推广和普及英语，与国际惯例接轨，以便于对外交流，便于外商到中国来投资，便于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以致于各地的地名标牌，多数不顾国家地名法规的规定，广注英语译名，北京等地甚至通过地方性法规来推行。更有甚者，有些英语译名置国际正式标准于不顾，非要采用早已淘汰三十多年的英语旧译名。

这种教育所导致的谬误是什么呢？主张在火车站名的西文译名中，夹用英语翻译方位词，据说是为了方便外国人看得懂。问题是不懂英文的外国人大有人在，那为了方便看不懂英文的外国人或者看着英文不爽的外国人（如法国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作为联合国两种常用工作语言之一的法语也注上去呢？或者我们干脆把联合国的几种官方语言都用上。汉语是世界人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也是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可是除了以华人为主体、兼用汉语的小国新加坡之外，世界上没有什么国家在正式地名标志中加注汉语，更不用说夹用汉语了，即使在东南亚华人众多的国家也是如此。现在中国旅游团在世界各地出手阔绰，各国竞相吸引中国游客，可外国人为何不愿给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提供指路方便呢？

地名的命名权，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体现。这正是中日两国争夺钓鱼岛的地名话语权的原因之所在，也是在钓鱼岛争端中袒护日本的美国最近公然采用钓鱼岛的日方名称的原因。美国人在地名问题上，不要说在国内，就是在国际上也从来不曾考虑过便利中国人，我们为何如此低三下四地便利外国人呢？正因为地名是主权尊严的象征，世界各国罕有在国内地名标志中加注外语的情形（少数旅游区作为非正式标志的路标除外），更没有在地名中夹用外语的情况，这才是通行的国际惯例。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内外政策上都倒向西方一边，但俄罗斯国内的地名标志中，却并没有加注或者夹用英语的情形出现，在主权尊严问题上，叶利钦还是不含糊的。

夹用英语的译名，如果是为了方便外商和外国旅游者，那么还有一个政治经济成本需要核算。到中国来的外国人每年有多少？对于区区少数的外国人无关紧要的便利，如此照顾是否有其必要？难怪来中国骑行的日本人说，中国人对外国人比对本国人好，在中国他说中国话反遭冷遇，说日语则备受优待。眼下只是在钓鱼岛争端的风头上，说日语才会有风险。实际上，与其在地名上加注和夹用英文便利外国人，远不如加注汉语拼音便利几千万儿童学习拼音和汉字呢！这样还可以从小培养他们的地名主权观念、汉语尊严感以及汉语拼音作为国际标准的意识。

再就是，是否只有如此照顾外国人，外国人才会到中国来投资和旅游？那些不象我们这样照顾外国人的国家，不见得外国来的投资和旅游者就少了。我们中国人没有受到如此照顾，甚至还备受苛待，不是照样愿意到国外去投资和旅游吗？此外，我们的经济发展，是否需要如此依赖外国投资者和旅游者？我们如此照顾外国人，连在中国出行认路的便利都替他们想到了，似乎离开了外资和外国市场，中国就不能够生存，以致中国都快成了外国人的享乐天堂。我们的内需如此不振，内循环如此不健全，中国人依靠自己力量更新生活状态的那种自力更生能力，是否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已经变得不必要以至于丧失了呢？

即使从方便外国人的角度说，火车站名的西文译名夹用英语也未必方便。除了对于非英语国家人士的不方便和不尊重之外，更不便于所有的外国人在中国问询火车站方位，夹用英语的火车站译名，中国人不易听懂。舆论中有发声者说，听不懂英语方位词的中国人，即使听到汉语拼音的火车站名，也无法跟外国人沟通，帮外国人指路。这位发声者大概对肢体语言一无所知，也毫无经验，人类的肢体语言完全可以在指路问题上超越口头的语言界限。

至于说夹用英语方位词的火车站西文译名，便于外国人自己找寻火车站。那是把老外想象成了有特异定位能力的超人，就知道一个大方向，比如说北京南站，是不是在北京往南走就能找得到呢？这实际上只是在查看地图时有点意义，而按图索骥即使对于国人来说，也是要大费周章的。对于导航仪来说，火车站的译名则无论是夹用英语，还是纯粹汉语拼音，查找起来都是同样方便的。

（二）

清华、北大英文校名都用韦氏拼音，交大为什么用汉语拼音呢？汉语拼音是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北大、清华耍大牌，不按规矩办。北大的理由，据英语老师说是容易与“北京的大学”搞混，所以坚持不改。清华则是跟北大保持一致，不然心理不平衡。清华在80年代曾用过一阵汉语拼音的英文校名，但看到北大没改，后来又改回了韦氏拼音。

用韦氏拼音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拼音习惯上，都不利于提高汉语在国际上的地位。因为这是当年英国殖民者制定汉语拼写标准，是按英国人的发音习惯制定的，对于准确表达汉语语音不利，如bp、dt难以区分。这在政治上也不利，因为它是英国人单方面制定而加之于中国的，如同它替你制定本民族语言的国际译写标准。

韩国当年强求我们把汉城改称首尔一样，就是为了使我们的称呼与他们保持一致，就是要我们接受他们的读音和写法标准，“首尔”这两个字都是他们替我们翻译 的。实际上汉语对韩语的转写，并没有象汉语拼音那样的国际标准，我们是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他们的要求的。但我们为了尊重他们，还是接受了。

但汉语拼音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成为了汉语转写为拉丁字母的国际标准，当然也成为了国家标准。所以，一切拉丁字母的语言在转写汉语时，都要遵循这个标准，避免写法上的歧异。汉语拼音被通过作为国际标准之后，中美关系正值蜜月期的到来，美国人马上就采用了。现在较为年轻的外国人，已经不大熟悉韦氏拼音的中国地名了，比如中国孩子说Nanking，他们就不一定知道是Nanjing，而且对这种称呼感到不理解。

但我们国内一些人却舍不得英国人的韦氏拼音， 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认为那才是正宗的英语拼写法，对我们自己制定得到国际公认的拼写标准不信任，弃之于不顾。北大在这方面带了一个很恶劣的头，清华也成了不学好样的追随者。在这方面，上海、西安的两所交通大学为全国大学树立了守法和自信的榜样。

可以这样说，如果是在80年代之后与国际惯例接轨的90年代，我国很可能就不会提出把汉语拼音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这样的提案，相反会接受韦氏拼音作为国际标准，觉得这才是与国际惯例接轨。而汉语拼音能够成为国际标准，恰是70年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对外政策的成果。

（三）

对外开放需要学习英语，这是不错的。但推广和普及英语就大谬不然，因为这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有人说，双语有什么不好？双语对于在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夹缝中生存的地域，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自然而然的，欧洲一些小国就是这种情况。但双语对于本来主体民族语言和文化占优势以至绝对优势的地域来说，这就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强行推广反而会损害主体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主体地位，也不利于主体民族自身的发展。

在没有双语环境的地域中，学习双语本来就是困难的，如果强行推广，那就是沉重的负担，这就是为什么当代大学生花时间最多的课程，不是专业课，而是英语。违背自然规律地人造双语环境，那是注定要失败的。今天的香港、新加坡、印度，为什么具有双语环境，那是在一百多年的殖民地时代中，作为殖民者语言的英语强势压制本地语言的结果，也是其后续影响的产物。我们今天要人造双语环境，除非是在文化上自我实行英语殖民地化，用英语强势压制汉语。现在我们的某些政策就带有这种特征，火车站名的拉丁字母名称要夹用英语，就是这些政策的一个后果。

尽管如此，双语环境是否造成了呢？当年日本鬼子都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刺刀保护下的日语，仍然是不可能取代汉语成为通用语言的。他们只能要求中国人学日语，不可能象当时被他们“皇民化”的台湾那样，用日语取代汉语。我们今天大力推广英语三十多年了，是否象有的舆论发声者所说的，已经成功到大家都能听懂老外说的“West”这些英语方位词，从而准确地给他们指路了呢？

在本国，日本人也知道，学习日英双语是难以做到都精通的，对于非英语职业的大多数专业人士而言，与其花大量时间钻研英语，还不如把这些时间用在专业研究方面，国外专业资料可以通过专业的翻译机构来获取。因而，日本高度重视专业翻译机构的建设，近代他们翻译的专业书籍和汉字专业名词，对中国有极大的影响，很多汉字专业名词一直沿用至今，而日本重视翻译专业文献的传统也一直沿袭下来，专业部门多有类似我们的中央编译局这样的机构。而我们这个机构只限于马列文献的翻译，因为阅读马列原文对于多数党员来说，是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做到的，即使这种翻译也随着马列理论的“中国化”而变得越来越少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教育出现了片面学习西方理论学说、盲目照搬西方模式标准的突出问题，不仅造成了小平同志批评的思想理论、历史观念方面的严重混乱，而且在英语学习和使用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全民学英语、各行考英语的语言殖民地化政策，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在这种殖民地式的语言政策之下，汉语地名、人名和其他专有名称所使用的西文译名，乱象纷呈。

推崇西方法治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却每每置我国政府的地名法规于不顾，对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的国际标准也置若罔闻，拒不接受汉语拼音拼写中国地名和各种专有名称，要么抱残守缺地使用英美也已淘汰的韦氏拼音译名，要么自作多情地照顾外国人，把作为地名组成部分的方位词非要译成英文。从北大、清华，到新华社、中国日报等顶端的文化教育机构，莫不如此。

这次铁道部规定火车站名的西文译名完全采用汉语拼音，意想不到地遭遇到隆隆炮声。究其原因，正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在教育的体现。顶端文化教育机构错误的示范和导向，使得社会舆论在地名译名问题上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丧失了地名主权观念和汉语尊严感，丧失了对于汉语拼音作为国际标准的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