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农业时代，人类的集体活动规模越来越大。活动内容也从面对自然获取食物，发展到依靠自然生产食物；从与自然力争斗，发展到人类群体之间的争斗。部落之间、部落联盟之间，到国家之间，人们为了食物、领地、劳动力，甚至虚无的宗教信仰等等而争斗。在战争中人的自然属性：残忍、野蛮、凶狠发挥到了极致，而同时在集群内又需要极端地服从、合作、互助。所以战争让人性极端地发挥直致扭曲。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集体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对人的社会性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人类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来保证和促进人的社会性。在以氏族部落为活动单位的时代，进行各种重大活动之前都要进行祭祀，如每年的狩猎、耕种，重大战争活动等。祭祀仪式一般由部落首领（在宗教体系形成之前），或专门的祭师（在宗教体系形成之后）来主持。祭祀活动的目的一方面是祈求自然的神保佑成功和好的收获；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提示人们要遵守集体活动的规则，规则也就是人的社会性的具体化。这些规则都是人制定的，而借神的意旨来发布，好让人们对神的敬畏来遵守这些规则。这样的祭祀活动在世界各地，无论是什么人种几乎都有类似地出现过。甚至到今天，在中国民间还保留着一些古老的祭祀活动，如在湖南、四川、贵州、安徽贵池、青阳一带以及湖北西部山区一带的民间傩（nuó）戏。傩，原本是一种祈求农业增产以及人口增殖的祭祀活动。它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祭祀活动，它源于原始人类的懵懂信仰而自然形成的最初的驱鬼酬神仪式。到商代、周朝傩祭不仅在民间流行，而且周天子和诸侯国还举行“大傩”、“国傩”。这在《周礼‧夏官》中就有记载。现在，一些地方民间流传的傩戏还保留有祭祀活动的仪式和意义，如安徽贵池傩戏正戏演出前必有傩仪，傩舞。这种傩戏具有浓厚的社祭色彩和宗族色彩，只在家族中传承，每年正月初七至十五日演出用于土地祭祀和祖先祭祀。傩戏第一类是正本戏，多属巫师在傩祭中必须演唱的剧目，如《搬先锋》、《搬开山》、《送子》、《搬土地》、《发五猖》、《监牲》等。此类剧目情节简单、内涵丰富；演唱时唱巫腔、戴面具，常与法事相间演出。另一类是戏曲化程度较高的剧目，如《孟姜女》、《庞氏女》、《龙王女》、《大盘洞》、以及侗傩《古城会》、《华佗卖药》等。傩祭演变成为傩戏，在傩仪，傩舞这些祭祀活动以后表演大量的与宣扬伦理道德有关的剧目，正说明了祭祀活动除了祈求自然的神灵以外，还有培养和促进人的社会性的作用。

    从新石器时代到农业时代，人类的生产方式由狩猎、采集发展到农耕和放牧，生产力水平大大的提高了。社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剩余，这样就可以有多余的人去从事宗教、文化、手工业等活动。逐渐就出现了包括部落联盟、城市、文字、国家在内的一系列发展。早期的氏族制度下的部落对人的社会性的保证是宗教和低下的生产力状况，生产仅仅可以保证基本的生活需要，没有什么太多的剩余物资。“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别一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1]这种情况一直到近代的美洲印第安人、非洲祖鲁卡菲尔人等氏族部落都差不多如此。“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 [1]  所以，国家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就能发展到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比如，十六世纪南美洲的印加帝国被西班牙殖民者征服时，仍处于使用打制石器和玉米栽培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上。那么，国家的形成对人的社会性有什么影响呢？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一段话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所以，早期国家的形成，主要是对外进行战争，对内进行社会秩序的管理。这种为土地、为人口、为资源、为地位而发生的冲突和战争，成为推动原始国家向更加复杂结构发展的动力。对内的管理功能也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而不断加强。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国家机器的认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都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在阶级矛盾比较激化的社会时代国家机器对人的社会性的作用是一种消极的保证。当今，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阶级矛盾趋于缓和，国家机器的阶级压迫的工具作用逐渐弱化，对内的作用主要是维护社会秩序，培养和促进人的社会性的作用逐渐加强。现代国家机器的培养和促进人的社会性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对教育体系的支持和完善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