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人的操守

       ——纪念父亲100周年诞辰

 武际可

   今年是父亲武国衡（1916-2005）诞辰100年，回忆有关的几件事，以表纪念。

   爸爸是一位非常普通的人，他出身低微，他的父亲，我的爷爷是一个文盲，靠自己种地维持生计的农民。他自己的一生，也没有一样事情能够使他出人头地。他多半辈子是在中学里作一名最普通的教员，说不上有什么突出值得人人称道的事迹。他去世后，我清理他遗存的文字资料，除了大量的教学备课笔记之外，就是历次运动交代历史和检讨的存底。

   尽管在别人眼里，他很普通。到底是父子之情，在我看来，的确有不少事情，使我终身铭记难忘。

   父亲在进山中学工作的那一段是从1939年底山西省交通局撤销开始的。父亲随赵宗复领导下的交通局一班人到进山中学，筹备进山中学复校的事情。赵宗复当时任校务主任，阎锡山兼任校长。进山中学于1941年在隰县复校，复校时父亲任总务副主任。抗战时期，物质供应很困难，连买一盒火柴、一袋牙粉都很困难。复校后学生是公费入学，学校把学生衣、食、住、文具等全包下来，这一切都要总务处去筹办，父亲工作的辛苦和艰难可以想象。他先后在总校（隰县）、北校（隰县大麦郊）、东校（汾西窑上）和隰县北郊二院四个地方奔走，安顿办学的校舍、学生的宿舍（校舍都是临时寻找的庙宇或空闲的院落）以及一应物资供应事宜。当时隰县除总校和二院之间在隰县县城附近，来往比较方便外，其他两处是在离总校数十里之外的山沟里，道路崎岖，连马车也不能通过。于是来往运送物资，像粮食，柴碳等物资全凭骡马驮运。学校里养着几十匹骡子，全是父亲从骡马市上购买，然后雇人饲养，运输物资。不仅如此，事无巨细都需要仔细安排：照明的油灯和蜡烛、冬衣和夏天的单衣需按时换季，学生隔些时间又需要洗澡，早晚三餐需要按时开饭，学生需用的讲义又需要自己印刷在上课之前到手。尽管工作复杂繁重，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终于坚持了下来，进山中学搬回太原。1952年之后，我到新成立的山西化工学校工作，恰好遇到原来在进山中学二院上过学的郝永禄从北大毕业来当教员，他和我谈起当时的生活情况和我父亲的工作，我才知道当时总务工作的辛苦和当时父亲工作的责任心之强。

   这类工作在抗战期间，虽然重要，不过对于办学来说却是有苦劳没有功劳的事情。我后来念书是在进山中学。看过几种关于进山中学校史的著作，没有一本提及当时的总务工作的，所记载的多是教学和中共地下工作在进山活动情况。

   果然，进山中学搬到太原以后，就更显出在办学上，总务没有以前那样重要了。交通方便了，物资有汽车拉来。要买煤炭，会有卖家送来。学生的衣、食、住，都由学生自费解决。所以到1947年，校长赵宗复，提出要对以前搞总务的父亲和会计郝如兰减薪。所减的薪要加给新来的教员中共地下党员杨友多。郝伯伯接受了减薪，父亲却辞职到当时新民中学去了。郝伯伯是洪洞人，1949年之后也辞职回家乡了。他的两个儿子，更新和鼎新，从小和我一起玩耍长大，据说更新当了火车司机。

   作为一个最下层的工作人员，诚实勤奋地工作是他的本分。不可能有对这个工作前景的预见。而掌权的人们，对于曾经诚实勤奋工作过的人们，在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也会像一张手纸一样，用过就扔掉，从来不会对他们的下一步做安排。父亲他只会踏踏实实做好他本份的工作。不仅如此，他在进山和新民中学，随大多数参加了国民党和同志会，当时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但后来这两个组织都被定性为反动组织，这就成为他1949年后历次运动中，没完没了地交代问题、挨审查，一次次地写检讨的由头。

   1945年进山中学回太原后，父亲对于赵宗复来说，是没有大用了，所以要减薪，让他辞退，到1949年之后，赵宗复对于上面也没有大用处了。1949年之前，赵宗复领导的进山中学地下党组织为解放区送了不少情报，为解放太原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之后，这种作用没有了，所以在文革中，被抓住历史问题挨整，最后跳楼自杀了。兔死狗烹，这大概是规律。上世纪90年代，全国有两千万职工下岗，也是这样。

   幸亏在1949年以后，太原进行留用教职人员的培训，父亲选择了教员的数学专业，从此以后的大半生就是在教中学数学中度过。

   在解放军已经占领了山西省除太原之外的所有地方，太原也围困了将近一年，1949年初，解放军和阎锡山的部队先是在太原的东山上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经过几次反复，解放军最后占领了太原东山。太原城周围，东边地势比较高，一旦拿下了东山，对太原城来说成居高临下之势。这时阎锡山的势力就只局限在城墙以内，眼看大势已去，阎锡山给南京政府的总统李宗仁发了电报让李宗仁邀请他南下共商国是。阎锡山接到电报，于3月9日坐飞机离开太原，临行并且信誓旦旦地对部下说，他一定要回来与太原城共存亡。后来他一直到老死台湾，再也没有回过太原。

   困兽犹斗，阎锡山的警宪指挥部，在太原被围后就加紧活动以清除异己。一时太原陷于白色恐怖之中。首先是逮捕一切有“通匪”嫌疑的人，然后是对这些人施以严刑，以破获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由于有叛徒出卖，与进山中学有关的中共地下党员先后被捕。3月10日，就在阎锡山离开太原的次日，警宪指挥部屠杀了韩建民、刘鑫、梁维书等八位中共党员。人称为太原解放前夕牺牲的“八君子”。其中梁维书是父亲的表弟，牺牲时，年仅29岁。

   父亲一听说梁维书遇难的消息，就与黄英姑（梁维书的妹妹，时年16岁）到刑场收尸，随后把梁维书的父母接到家里暂住。那时爷爷还健在，两家人挤在两间小房内。在1949年初，由于解放军围困，太原的粮食十分紧张，多数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大家在一起挤着住，过苦日子，艰苦的情形可想而知。我那年只有15岁，听父亲对母亲说，维书叔尸体的脖子上有勒痕，他怀疑是先勒死然后再去用枪射杀的。

   从当时太原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去收尸还是把我舅爷、舅奶接来家住，都是有一定风险的。刑场现场会不会有阎锡山的特务监督，会不会去收尸被特务们盯上，并戴上“通匪”嫌疑，这些父亲都没有顾忌。这件事对我的印象很深，它说明在亲戚家患难时，父亲不顾个人安危，能够及时伸出援救之手。

   父亲不仅是在亲戚困难的时候能够冒着危险及时相帮，就是一般熟识的人也热情相助。除了帮助侄子、外甥在太原读书外，家里经常有圣佛村或霍县来人，看病、找工作、短期培训，都住在不宽敞的家里。在许多年里，家里成了“霍县在太原招待所”，一年到头，不断有人。

   太原市教育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杨仁康先生，在1949年以前，是私立太原新民中学的校长，父亲就是那个学校毕业的。1947年父亲辞去进山中学到新民中学，又是在杨校长领导之下工作。1949年之后，私立学校全部收归国有，杨校长出任太原市第14中的校长，父亲上了教师培训班后，分配到市立17中当教员。后来虽然在不同单位工作，父亲还是经常去看望这位老师。

   1966年开始的“文革”，大中学校首当其冲，父亲和杨校长都陷于被整的境地，因为他们都是旧社会来的，都参加过国民党和阎锡山的同志会之类的反动组织，特别杨校长当年给他的儿子起名为党民，这更加被认他是国民党的余孽，杨校长更因为是学校的“当权派”是天然被怀疑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被整是在劫难逃。按照当时的时髦做法，处在父亲的位置，要么出来揭发杨校长的“罪行”，这样就是“大义灭亲”；要么，虽然揭发不出什么，但要参加批判，以表示划清界限；最低限度要撇清关系，不来往，以表示不跟着他走。父亲都没有采取上面这些做法，反而在杨校长被赶出校园的时候，在杨校长最困难的时候，把杨校长接到自己家里来住。后来腾出一间小房子给杨校长夫妇居住。其时父亲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在所谓的“清队”中，所有教员集中居住，不许回家，一次次地交代历史问题，逐个过关。但是自始至终，父亲都是让杨校长住在家里，后来杨校长一直住到他去世，最后由于心肌梗死，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是靠在父亲的怀里停止呼吸的。

   “文革”中，我趁北大学生大打派仗之时，回太原探望父母，也见到了杨校长夫妇。心里一直为他们住在一起担心，但父亲和母亲都很坦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责任。心里不由得升起对他们的敬意。在“全民破四旧”传统道德被扫除殆尽时，我的父母，作为中国最普通的老百姓还能够坚持对处在困难之中的老师施以援助之手，这是一种坚贞不屈的操守，他们没有随波逐流，也没有屈从权势。

   父亲、母亲对爷爷很守孝道，打我记事，爷爷就已经满口没有牙了。有许多年，家里就“老少异粮”，给爷爷吃“偏饭”，即单独做比较软的细粮，而我们大都吃粗粮或粗粮和细粮混合着吃。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大家吃一样的饭。1943年一家人离开圣佛村到晋西、汾西、隰县之后，以及后来全家到太原居住，一直到1949年爷爷去世，十几年都是这样。

   记得大约在1941年夏天左右，那时父亲一人在晋西工作，爷爷得了伤寒症，我只有七八岁的样子，只有母亲伺候爷爷，端屎端尿，洗衣做饭，经过一个多月终于痊愈了。爷爷生病时，很想念儿子，但却不让给父亲捎信，怕父亲知道后着急。直到病愈后才捎信告诉父亲。

   我是1954年离开太原到北京上学的，后来又留在北京工作，“儿行千里母担忧”，几十年，父亲、母亲时时想念着我，但是从没有写信要我回来看望，即使在几次生病时也没有写信，怕影响我在外的工作。可是，每到寒暑假，父亲几乎每天都到太原火车站附近的五龙口路口看火车，看是不是我从北京回来了，有好几次，我回太原，就是透过在火车的窗口看见父亲在路口等待。这才使我意识到爹妈想念儿子的心情。所以后来我每年至少在寒暑假、五一、十一假期，有四次回家，希望能够稍许减少父母惦念儿子的心情。

   父母一生生活很艰苦，也很节约。不过到他们七十岁以后生活渐渐困难了，住的房子没有暖气，冬天需要运煤、弄煤糕、生火，没有自来水每天需要挑水，平房内没有厕所，上厕所还要出院。特别是，由于没有暖气，生火不及时，时暖时冷，冬天容易感冒，1984年冬，妈妈因感冒转为肺炎，医院报了病危。这些在他们身体好和年轻时都没有困难，如果我生活在他们跟前，这些事可由我来做，也不会有困难。当时想请他们到北京与我们生活在一起，试了几次，都呆不长。原因是白天我们都去上班了，他们在家里很寂寞，不像在太原有他们一直熟悉的人和同事来往、聊天。一句话有他们一直熟悉的生活圈子，要他们脱离长期生活的圈子是不容易习惯的。

   在比较了各种方案后，只好求助于太原工业大学，我在工大作兼职教授，在教学上协助杨桂通校长尽一点责任，申请工大分配一套宿舍，把原来父母住房交给工大。承蒙工大照顾，这样，从1989年开始，一直到1995年、2005年母亲和父亲先后去世，在这里比较好的条件下生活了十多年。到2006年，将那套房子归还工大，把原来文津巷的三间平房无偿捐给了工大。回想起来，能够给他们晚年的生活改善尽一份力量，稍稍能够心安。

   我从小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父亲教我的机会也不多，后来上学后才和他在一起。记得打算盘是他教会我的，别的他具体教会我什么就想不起了。他虽然教会我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很少，不过他的做人却给我极其深刻的教育，一个人要有作一个普通人的操守。无论对朋友、对父母，对子女、对工作，都要做得像样子。这，大概是几千年来在民间传承的中国文化的主流，在许多动荡的岁月中未能泯灭，不过在社会动荡中屈从权势、随波逐流很容易，而能坚持传统、坚守操守也是很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