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中国抗疟新药研究的五二三项目的背景，除越南战争外，还有中国本身的疟疾状况也不容乐观，这就验证了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越南领导人时所说的“解决你们的问题，也是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话。而在1970年代左右五二三项目没有因越南战争结束而解散，也是由于当时国内疟疾形势依然严峻，周恩来总理为此有明确的指示。 

如下资料引自：《中国疟疾的防治与研究》编委会 编著，中国疟疾的防治与研究，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8月

 

疟疾是一种古老的寄生虫病，在我国流行的历史十分久远。公元前17-11世纪的商殷时代，甲骨刻辞中就有了象形“疟”的文字，表明3千多年前，我国中原地区已有疟疾在当地流行。《黄帝内经》中描述疟疾蓄作有时；汉时《礼记》述说：“孟秋行夏令，则民多温疟。”隋代《诸病源候论》详录“此病生于岭南，带山瘴之气，其状发寒热，休作有时，皆由山溪源岭瘴湿毒气故也。”(p4)

 

疟疾是我国一种主要的寄生虫病，有3千多年的流行历史。北自黑龙江流域，南抵海南岛山地，西起新疆伊犁河谷地，东至台湾岛平原。千百年来，这种疾病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影响工农业生产，妨碍社会进步发展。新中国建立前夕，疟疾依然在各地猖獗流行，约有70%以上的县有疟疾流行，3.5亿人口受到疟疾威胁，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70%，每年发病人数估计超过3千万，病死率约达1%。(p[1])

 

由于战后人口流动，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等原因，解放后全国50年代初、60年代初和70年代初，曾出现三次大面积疟疾发病率大幅回升（暴发流行）。

 

    60年代初由于中部地区疟疾暴发流行，国务院曾在1965年和1966年连续两年拨款1000万元作为抗疟经费。到1966年，冀、鲁、豫三省疟疾发病率比1964年分别下降79.4%，51.1%和82.7%(p307)。1960年疟疾暴发流行之后，由于当时尚未能大量生产氯喹和伯氨喹，因此主要采用乙胺嘧啶和环氯胍治疗病人和进行化学预防(p48)。

 

    70年代初，由于“文革”期间大批疟防人员被调离改行，抗疟措施停顿，再次发生大面积的疟疾暴发流行。(p306) 至1969年疟疾疫情已上升到1958年的24倍。(p367)

 

    1966年下半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迫使五省疟疾联防解体，疟疾防治工作处于无人过问状况，以致传染源积累、扩散，终于从1970年起，再次酿成包括苏、鲁、豫、皖、鄂五省境内的黄淮平原，南阳盆地和汉江平原的大面积疟疾暴发流行。据疫情统计，1970年五省共发病2198.4万人，占全国疟疾发病总数的91.2%。(p295)联防10年（1974-1983）五省10年内共支付抗疟经费1.54亿元（包括购买抗疟药、杀虫剂和劳务经费等），每年平均0.154亿元，按五省3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每年只有0.05元，而抗疟工作取得了巨大效益。(p354)

 

    1980年后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共同举办疟疾控制、疟疾流行病学、抗氯喹恶性疟原虫的测定和防治等学习班，培训了一大批高级疟疾防治研究人员。(p306)

 

    1960年和1970年分别达到155.4/万和296.1/万，经过努力，1986年全国平均为3.48/万，较1954年下降97.2%，已达到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p349)

 

抗疟药情况：

    解放初期开展了抗疟药生产，重点引进和试制氯喹、伯氨喹、乙胺嘧啶等重要抗疟药，1958年上述药物试制成功(p156)。自60年代以来，我国已能大量生产供应常用抗疟药氯喹、伯氨喹和乙胺嘧啶，不仅满足国内需要，而且可以出口支援第三世界一些国家(p296)。以前这些药品供应不足时常使用效果较差的氯胍和环氯胍(p42)，60年代中期以后，各地普遍使用氯喹治疗病人(p352)。

 

    1967年到1980年这一时期是我国抗疟药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全面开展寻找抗疟新药的研究阶段。这个阶段是由仿制走向创制的发展阶段(p156)。1981年至1987年，是我国抗疟药研究发展的第三阶段，是抗疟药实验室研究日趋完整、研究水平日益提高、科研工作深入开展的提高阶段(p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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