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在大学是一职称，众所周知有着教授职称的人在大学需要在一个学科里为培养研究生、本科生服务，同时还要开展创新性科学研究。但是，教授的责任不应该止以如此的狭小范围。教授有向社会提供新思想，对不良作风和做法进行批评和监督的责任。

    教授是一个社会群体中最有学问的人，是一个思想者，是最能发现问题的人，教授群体就是一个思想库，教授要源源不断为社会提供新思想，对不合理的东西提出批评并监督。假若把一个国家比做一个人，中央的行政管理部门就是脑，各级管理部分是手足，社会公民和各种组织单位就是这个人的体，教授群体就是支持脑部活动的神经元，神经元的活动为脑提供各种信息。但是现在的教授群体只能是手足和体。一个方面的原因是“脑”没有 “接收神经元的信息”，另一方面是教授群体提供不了优良信息。

    考察我们的社会，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对于“脑”没有有效“接收”神经元的“信息”，这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如在科技管理领域，很多优秀教授在科学网、其他媒体和场合提出很多合理化建议和批评，常常就是没有效果，常常把教授的批评不当回事，正如王涛博文（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81847）指出：“在他们的眼中教育和学术就和地上的石头是没有本质性的区别的”。在高校，官僚化、行政化严重，从事行政工作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同，而且在管理中的诸多问题，是阻碍科技教育发展的主要原因（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02128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69301；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80386）。但是，这方面的改革进展也不理想。

对于教授群体提供不了优良信息，这是教授群体本身的问题。在这个教授群体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十分普遍。如果把中国教授和国外教授比，90%教授是不合格的。这就是说中国高等教育还没有国际化，低于国际水准。即使不和国际比，国内教授的差别也十分大。在这些教授里边，有通过搞关系评上教授的，有当官通过人脉和行政威权评上教授的，有标准放的很低评上教授的。即使现在教授分级，三级以上教授也不例外，大部分三级以上教授都是官员型的。通过观察，三级以上的教授评选标准都是为这些官员型教授量身定制的。没有职务的教授要评三级教授一般要达到有官位的二级教授甚至更高水平的教授水平才能评上。这样的教授水平，一是创新性思想很少，都是人云也云，跟踪研究；二是调动教授当官，大学已经成为官场而不是学术场。官场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是下级服从上级，而学术场是提倡突破、找错和背叛，结果这种 “官场式大学”在创新上是没有独立的思想和行为基础的。因此，目前的教授是无法和真正的“教授责任”应有之意划等号。

在大学，尽管大学教授良莠不齐，但仍然有一些较高水平的教授。但大部分这些教授缺乏对社会不良方面的批评。对社会、对学校的不良行为视而不见，他们怕丧失既得利益。事实上，如果这些较权威教授，能像科学网上的学者勇敢的站出来批评，不要站在不良风气的一边，形成一股正义的力量，中国大学和人才培养方面会比现在更好。然而，中国的这些教授除了大海龟施一公饶毅外，在这方面还不如封建社会的文人能够勇敢进谏，更不如民国时期的那一帮学者如代表人物鲁迅、胡适、闻一多、李公仆、张澜等。目前大学行政权威和大部分这些较高水平的教授已经形成联合体，学校的运作都是按着行政权威的想法进行，然后必然地有这些较高水平教授的支持。结果大学就必然按传统的方式运作。这种行政权威和学术结合的方式本来也没什么可指责的，但是它保护了落后和传统，大学中人才难于涌现。因为这种结合看不到人才在哪里，也不愿意选拔出7080后更年轻的人才。在大学，形成学校级、院级独立的教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受行政权威的制衡，能勇敢地独立发声对学校不良的行为提出批评和监督是非常必要的。在全国的层面上，如果对各种管理有意见，像施一公饶毅两个人在《科学》上发文的影响可能不如先写成一个倡议，然后公布在科学网上，同意的就签名，最后写成几万科技人员签名的倡议书发表，对管理层进行影响。这种方式可能比一两个人发表在《科学》上的作用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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