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大厦为浙大校庆亮灯。图片来源：新浪微博

因为与浙大没有交集，所以不敢妄议这所百年老店的校庆。不过吴教授文章中提到了国内非议校庆时的主要声音：浙江电台主持人鲁瑾批评母校校庆时不弘扬“科技改变世界，关注人类未来，坚守精神独立性的理念”，却更关注“介绍前排领导”。

对此，我自然有感觉。但却以为，热衷于“介绍前排领导”固然让人不悦，但与国际名校在校庆时热衷于“介绍校友”，其背后的动机并无本质不同。中国大学大多数经费需要“前排领导”首肯，正如美国大学大量经费来自校友捐赠一样。然而，除了以校庆吸引“金主”这个俗念具有跨文化的共通性之外，网罗校友对于大学而言，的确比介绍前排领导更容易弘扬学术之独立和大学精神之升华。下面，我打算用最近几年经历的名校校庆为例来说明。

2011年，我刚刚参加过母校清华的百年校庆就到麻省理工学院（MIT）工作，赶上后者庆祝150年校庆活动的一个尾巴。迁往康奈尔后，又完完整整地见证了康奈尔在2015年庆祝150周年校庆的活动。既是出于个人喜好又因为职业习惯，我也自觉不自觉地收集了不少校庆轶事，似乎可以拿出来对比一下。

校庆盛事下的小人物情怀

2011年春天清华百年校庆时，我正在距离学校咫尺之遥的中关村保福寺桥一带工作，也经常遛回学校感受校庆气氛。在为母校百年华诞感到骄傲之际，也对清华强大的组织能力感到由衷的钦佩：所有的设施似乎都被更新，所有的新建筑都已经完工， 我认识的所有清华人似乎都被调动起来，从事各种与校庆相关的工作。记得靠近清华游泳池附近有一个校方的书摊，那段时间摆放的都是与学校百年历史有关的书籍。看来各个学科或学院都有自己的任务来出版体现清华在本学科的辉煌。而以校方名义出版的、或其他超越具体学科的专著则或者从政治高度上表明清华的重要，或者从文化方面强调清华学术的源远流长。

这些毫无疑问都是一所名校在百年校庆时需要强调的。只是，作为一名普通校友，感觉这些都距离自己很遥远。这种感觉一旦形成，就会不断发酵。不论是看到各个院系纷纷把本领域最大腕的学者（不论其毕业地点）请来讲座，还是在自己为母校困难学生捐款后——捐款后，只收到一封标准格式的电子邮件感谢信，既不知道自己帮助了谁，也不知道被帮助的对象到底是否需要。所有的小人物都消失在宏大叙事中。

这种感觉在校庆活动那一周开始登峰造极。记得那一周回到清华园三次，似乎每一次都听到人们在议论，校友No.1什么时候来，如何与北大百年校庆比较，校庆大会和校庆演出到底要来几个常委。这一周，不但我等小人物没有了踪迹，大腕学者们也不再被提及。当然，由于没有资历参加校庆大会和校庆演出，我不知道“前排领导”是如何被介绍的。那几次返校，最愉悦之事是碰到多年不见的外地老同学。交流之后，发现大部分老同学是陪校友领导来的，不尽哑然失笑。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图片来源：新浪图片

清华校庆后不久我迁往MIT，正好赶上MIT的150周年校庆，满校园都是写着“150”的旗帜。第一次到美国工作就赶上雇主的如此盛事，自然心苼荡漾，赶忙到处去看，有什么校庆活动。

这一看可充满了失望。我到达MIT时已是8月上旬，不但无法找到任何专门针对校庆的主题活动，就连诸如“150周年辉煌成就展”之类的专题展会也没有找到。学校的校史馆中既难以看到校庆成绩汇编，也没有多少与150年相联系的符号。难道校庆就这么说过去就过去了？

慢慢地发现，150周年的校庆活动还是有的，只不过一般不是针对师生办的。各种仍在进行的150周年的活动，几乎都与特定时间的校友返校安排有关。在翻开自己到达MIT之前的各种活动记录，发现在我抵达之前的150周年纪念活动，也大抵是办给校友的。

当然，可能因为校庆的缘故，那一年校报上有关MIT历史典故的报道也较多。与清华的高大上报道不同，那一批报道中最津津乐道的还是MIT学生的恶搞，包括怎样把一辆汽车弄上主楼的穹顶，以及如何用学生的身体丈量桥梁的长度等。

授地与捐赠的玄机

很巧的是，转到康奈尔读博士后，又赶上了这所常青藤名校在2015年庆祝150周年生日。这个时间段一批美国大学集中庆祝150周年生日的时间并非巧合，而是因为150多年前美国历史上首个“授地法案”（land grant）在1862年被实施，让一大批高校得以在那个时间诞生。所谓“授地法案”是政府把联邦拥有的土地权益授予给大学，由大学来经营以获得收益，而非划拨土地给高校建楼房做校园。

图片来源：Cornell.edu

对于后者而言，批建校园往往就意味着国家或政府对大学有一定程度的控制；而对于前者，土地被授予大学经营，这些大学首先自己要成为一个经营高手，其次大学的独立性则要强很多。虽然一般而言，授地法案下诞生的大学是公立的，但也有像MIT或康奈尔这样的私立大学。在美国106所授地大学中，只有三所是私立的（另一所是阿拉巴马州的Tuskegee大学）。

说起康奈尔的校庆，其授地诞生史也值得一提。话说木匠出身的老康奈尔先生（Erza Cornell）发财后，矢志于教育，捐赠了故乡伊萨卡的土地和大量办学经费，并看准了授地法案的机遇。但纽约州政府觉得当时的伊萨卡太偏僻了（其实纽约州首府Albany也挺偏），提出让他们出资源的话康奈尔校园要换个地方。康奈尔先生却很固执，认准了伊萨卡人杰地灵。最终互相妥协，大学建在伊萨卡，州政府也要名义上在该大学中具有一定发言权（这后来导致了私立的康奈尔中包含着“劳动关系”等四个公立学院）。

康奈尔大学校园。图片来源：Cornell.edu

有关康奈尔的传奇历史，并非本文焦点。提及这段典故是想强调，即便政府投入的资源占据了这所大学办学经费的相当比例，其在本质上资源构成的多元化也让其获得了更多独立性。

不知是否老康奈尔先生的特立独行影响了这所大学的风格，反正校庆时学校的表现确实让人觉得“不一般”。一方面，学校主页上校庆的横幅以及校园中有关150周年校庆的张贴画到处都是，另一方面，则感觉康奈尔上上下下对校庆的“无动于衷”。在2015校庆年的绝大多数时候，学校主干道East Avenue因为文理学院的主楼Goldsmith Hall在施工，只开放一个车道，一点也没有盖好建筑物为校庆献礼的意思。更有甚者，在2015年绝大多数时候，康奈尔也没有校长：新的校长还在全球海选中，即便是4月份校庆活动的高峰期也是如此。2015年7月，新的校长Elizabeth Garrett博士终于就任，但令人扼惜的是，仅仅几个月后，新校长就因为癌症入院，并在2016年3月不幸去世。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没有校庆大会和校庆文艺汇演（据了解，学校领导一切正常的MIT，也没有校庆大会），校庆这年到访的职级最高的“官”是代表纽约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舒默（Chuck Schumer），但他不是冲着校庆，而是为希拉里拉票而来。

尽管如此，说康奈尔潦草打发150周年校庆却并不准确。校庆活动最高峰的时间，是包含建校纪念日（4月27日）的四月下旬。这段时间也是每年校友返校的高峰之一。在一周多的时间中，近百场讲座、论坛和辩论同步举行，参加者当然不乏各领域大腕，却远不止大腕。很多论坛更像是活跃校友攒的讨论会或座谈会，听过几场，大致的感觉是思想活跃，不限于学术和理论，观众寥寥，讲者则兴趣高昂。

草地上的大凉棚就是为了返校校友举办Party用的。只要天气好，校友活动随处可见。拍摄：贾鹤鹏

校庆与校友经济学

听者寥寥的主要原因，是学生马上迎来期末考试或学年论文。既然没有什么听众，那演讲者们的兴致何来呢？通过笔者与校友们的交谈了解到，除了150年校庆这一纪念意义外，在其他校友前讲座，并有可能在校友圈中社交，也是报告者们主要的动机之一。

实际上，校友集中返校的时间段并不仅仅发生在4月末。6月份学生放假后，8月份开学前带孩子入学报到的家长集会，9月份的烟花纪念活动，都是校友返校的高峰，这段时间校园里也会搭起大大小小的凉棚，来举办校友party。除了4月末那一批凸显活跃校友的讲座论坛活动外，2015年的150周年建校活动与其他年份相比，并无不同。

像MIT一样， 校庆成为了主要办给校友的活动。之所以如此，与美国名校的经费来源有关。尽管大学学费高昂，但大多数家庭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下的学生，都能够获得各种数额不等的奖学金或助学金或助学贷款以完成学业。以康奈尔为例，尽管本科生学费一年高达5万多美元，但学费收入只占了全校收入的18%，而即使是这18%，其大头也来源于MBA、酒店管理等少数专业硕士项目。学校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校友捐赠。

在各个名校的校友捐款中，固然有一些固定的大金主为康奈尔提供了数亿美元的捐款，如汇丰银行前董事长桑福德·韦尔（Sanford I. Weill）或莊臣公司的约翰逊（Johnson）家族，但也有大量的普通中产阶级校友，以每年几千几百美元的数额为母校持续提供资助。也正因为捐赠的校友数量众多，负责筹集捐款的部门是康奈尔后勤之外最大的用人单位，雇佣了80多人（据说哈佛是300多人）。如果说金主们的大额捐款主要用于建楼或开设新院系等特定功能，百万美元量级的中级捐款主要用于冠名教授职位，那普通校友的小额捐款则主要进入了各种校友基金会，其投资生利的收益被用作学校常规运营和资助学生。

2016年，康奈尔学校基金会（Endowment）的资金余额是58亿美元。

校庆背后的制度渊源

上面讲的康奈尔和MIT是私立名校。笔者曾经在公立学校俄亥俄州立大学（OSU）就读过一年，发现在吸引和利用校友捐款方面，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并无不同。正因为校友对一所典型的美国大学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校庆活动完全以校友为核心，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本质上，这也是在特定文化条件下，大学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做出的理性选择。

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也对母校清华和其他高校校庆着重“服务前排领导”表示理解。毕竟，别说普通校友没有形成捐款的传统，就算有，在缺乏一套社会体制保证下（比如小额捐款如何免税在中国就难以界定），收集这样的捐款其运营成本也相当巨大。在这种情况下，最理性的选择，当然就是在确保教育部等常规经费的前提下，首先让“相关领导”能成为“前排领导”（也就是光临校庆活动），其次是能借此机会，或以此为契机，让前排领导能认识到一些特定支持的必要性和政治回报。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前排领导”是否是校友并不重要。

但是，仅仅认识到校友与领导的区别，这对于理解中外名校的校庆活动的差别并不够。在方便、烘托和接触“前排领导”的体制安排下，校庆就像学校诸多的教学与研究活动一样，要符合井井有条的层级体制和数字管理。一座主要建筑是否完工本来与校庆并没有直接关系，但由于在层级体制下，所有下一层的官员都会担心上一层要过问此事，所以务求尽善尽美。 在这种体制下，普通校友的个性化感受和诉求不但不重要，还有可能会与层级体制的官员需求发生矛盾，所以回避开个体的校友对校庆活动的深度介入也同样是一个理性的选择，除非这些个体化的校友因为权力、财富或声望而占据了层级体制中重要的位置，或成为影响层级体制的重要因素。

相反，在以校友为核心的制度安排中，由于校友们的高度发散、以及即便是大金主也会受到大学要彰显独立性的文化传统的抑制，从而使学校相对于其资助者或资源提供者更容易独立。毫无疑问，对于任何一所大学，有校长当然比没有校长要好，但在这种分散化的体制安排下，校长在校庆活动中需要发挥的实质性作用并不显著。同样，在校庆期间一座建筑是否完工、一条路是否开通，也不会对校庆带来显著的影响，因为这并不会成为影响短期到访的校友与学校纽带的主要因素。在这种体制下，最为重要的安排无疑是让校友们在总体上感觉到学校在学术上的进步（也就是前文提到鲁瑾所说的“彰显科技改变世界，关注人类未来，坚守精神独立性的理念”），以及为重视自己存在感的校友提供表达的机会。须知大量校友们为母校做出小额捐款的目的，除了奉献公益外，也与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定的关系。自己的母校在当下学术声望越是卓著，则相对而言，自己在当下也越容易享有更荣耀的社会地位。

文章写到此处，刷了一下自己电脑的Mail系统，发现又一封OSU校友会的电子邮件如期而至。还没有打开邮件，自己已经会心地一笑。（原文发表于果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