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着记忆中的足迹，我走到我们村地主家的老宅，可惜不仅人已西去，老宅也早已变成平地，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那是一栋七架梁的三进瓦房，梁木的直径足有一尺，青砖黑瓦，飞檐翘壁，好不气派。不是我抬举地主，如今许多人家的房子固然流光溢彩，但没有了那古色古香的韵味，缺少了一点文化底蕴，给人一种暴发户的感觉。那套房子是丁字形的，面南朝北三间高大宽敞的瓦房，东西向两间作厨房用的小瓦房。文革期间，生产队没收了三间瓦房，地主一家三口只好住进侧面的两间小屋里。

那个地主绝对是个有知识、有修养的人，他在外地的一所小学里当教员，平时很少见到他。虽然生产队、学校经常召开批斗会，但他常常不在家，地主婆成了替死鬼。有时候刚好他在家，就把他两口子一起揪上台来，他不卑不亢，不声不响被几个年轻人戴上圆锥形的高帽子、反绑着胳膊推上台，至始至终低着脑袋不说话，有什么问题地主婆一并回答。除了学校搞批斗会比较激烈，生产队的社员们对他一家还算比较友好，批斗归批斗，平时地主婆与大家一起干活谁也没歧视她，如果不是生产队长与大队总支书记鼓动，谁也不会想起开什么批斗会。每次开批斗会就像发神经，无非喊几句口号，要地主或地主婆老实交代，那时有几句标准的问话，队长问：“你们有没有罪？”地主婆回答：“我们有罪。”队长又问：“你们认不认罪？”地主婆又回答：“我们认罪。”如此地主与地主婆可以少受点罪，倘若地主不认罪，那麻烦就大了，不仅口号声震天，而且要受皮肉之苦。地主婆熟悉了批斗的那套程序，把一切罪过都认了，这样也就不用饱受折腾了。不过如果是学校搞批斗会，地主婆就没这么幸运了，那个校长不是个好鸟，拜他所赐，老校长得了神经病，最后失踪了，迄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老教导主任被打残疾了。地主在另一个学校，他管不着，但地主婆在当地就厄运难逃了，学校召开的批斗会远比生产队多，而且更残酷。那时候，学校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忆苦思甜会，请老贫农来诉苦、把地主婆招来开批斗会，然后写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作文，那时写得最多的作文是两类，一类是忆苦思甜，另一类是清明节祭扫烈士墓，每年照例必各写一篇，我们这代人擅长论说文大概也是那时训练出来的。

地主家有一独生女儿，天生丽质，在当地算得上一枝独秀。母亲、姐姐年轻时都很漂亮，但她们的美与地主女儿的美不是同一种类型。我母亲、姐姐是那种充满乡土气息的朴实美，而地主家的女儿则浑身散发着一种洋气，一点也不像农村土生土长的孩子。她和我姐姐同岁，比我大了十几岁，一根长长的辫子直挂到腰间，过去乡下女孩子衣着不那么讲究，宽宽大大的衣服把所有的美都掩盖住了，而地主家的女儿衣服则总是那么合身，用现在的时髦话说，那叫凹凸有致、曲线分明。假如说我姐姐是小家碧玉，地主的女儿则是标准的大家闺秀。地主婆与我母亲交好，她女儿有时随她母亲一起到我们家来，于是我就有了欣赏神仙姐姐的机会。我很奇怪我的母亲与地主婆怎会成为“闺中密友”，我母亲性情刚烈，地主婆温文尔雅。别看地主婆平时不言不语，在批斗会的站台上更是服服帖帖，但与我母亲一起时则滔滔不绝，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地主的女儿不仅模样标致，还能歌善舞，她的父母虽然是牛鬼蛇神，社员们对她倒是比较宽容，几乎没遭受什么冲击，还让她参加了大队宣传队，当然主角绝对是不能让她演的，尽管她比别人都要出色。地主一家也算精明，为了掌上明珠免受欺负，便请人介绍与同生产队的一个子弟兵谈起了恋爱，这位子弟兵长着一张蛤蟆嘴，一副黑脸上还有几粒麻子，个头比地主的女儿还稍矮一点，认识他们俩的人一定会觉得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可叹的是造化弄人，这位子弟兵退伍回到家乡，被领导找去谈话，晓以利害，是站在人民一边还是站在地富反坏右一边与人民为敌？最终这位子弟兵选择了前者，并亲自登台揭发批判地主一家是如何拉拢腐蚀于他的。这还不算，他带着一帮人再次抄了地主的家，把地主家仅有的黄金抄走了。

不久以后，地主将他的女儿嫁到了外地，从此再没见过她，只听人说，她在外地生活得很好。拨乱反正时期，生产队将房子还给了地主，地主不要了，依然住在原来的两间小房子里，那套大房子成了生产队的养蚕室。

 

                                     2012年1月28日写于南京禄口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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