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迷糊糊回到了宾馆，醒来时发觉已是凌晨两点多了，酒醒时怎么也睡不着觉，只好泡网。

三十多年来，回过很多次的故乡，但大多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每次回乡都是直奔父母而去，发小见面则是三十多年来第一次。还在广州时，邻居小宋便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乡，他比我小了六七岁，孩提时候总跟在我们几个大点的孩子后面凑热闹，挑猪草、打群架，他是热心的观众、呐喊助威者，只是由于年龄的原因，他还不能融入到我们的“圈子”。当我告诉他清明节准备回乡祭母时，他马上召集了一帮发小，说要好好聚聚，这让我很是感动，几十年未曾谋面，还能记得我这个发小真是难得。一路上小宋不停地电话询问，还说要派车到南京接我，那哪成呀，虽说人家现在办实业比较成功，咱也不能这么宰人家。

父母那两间房子久未住人，肯定不能呆了，哥哥姐姐们要我住到他们家，可说好发小见面，住到他们家实在不方便，干脆潇洒一回，住宾馆。二哥早早下班，赶在我之前从四十多里地之外的姜堰来到了小镇。刚放下行李，小宋便与我的另一个发小驱车来到宾馆，我看他们除了一个胖了点，一个瘦了点，依稀还能看到过去的影子，大家坐下自然少不了一番感慨。发小小何毕业于扬州大学，我们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同班，他家就住在我上学时要经过的路边，所以他每天等着我叫他一路同行。与小何最后一次见面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哥哥从部队转业后在汽车站开车，我便经常找他帮忙买车票。体制改革后，买车票不再那么困难，我就少麻烦他了。此番见面，大家脸上都多了不少岁月风霜留下的痕迹。我们提起了小时候的很多趣事，难得他们还记得我这个当年的孩子王许多的英雄事迹。小何说：“我们那时候真的过得很快乐，现在的孩子比我们那时辛苦多了。”的确，应试教育不仅让我们的孩子每天背着沉重的书包，更是背着沉重的精神重负，失去了应有的快乐，何时能把童年的欢乐还给孩子们？

小宋的电话响了，发小们已经到了饭店，小镇本就不大，步行几分钟便到了那里，我一眼就认出了当年同甘共苦、一同考进南京的兄弟老田，他在当地可是赫赫有名，当了多年的供电局局长，又当了多年的局党委书记，去年才退居二线。三十多年前，我们一起复习备考，他父亲在县教育局，我们复习的所有资料都从他父亲那里得来。七八年他考上了一所电力学校，我则进了师范。他的学校与我的学校之间隔了一所大学。上大学时，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见面，虽然日子过得比较辛苦，大家都靠着每月十几块钱的补贴生活，但自有一番快乐。记得有一年的节日，我去到他的宿舍，我们俩把一瓶二锅头喝完了，那是我第一次喝醉，本来准备去听音乐会，看我吐成那样，只好浪费了两张音乐会票，他送我回宿舍。他跟我提起了当年的一些糗事，我们就读的两所学校直线距离并不远，但中间夹着另一所学校，绕着那所学校步行至少要走半个小时以上，所以我们经常做的一件事是翻越那所学校的围墙，那样可以少走很多路。有一天，我们俩刚刚骑上围墙，被学校的治安人员看见了，那小伙子一个劲地吆喝：“下去、下去，”说啥也不让我们跳进来，无奈之下，只好绕墙而过。如今他的酒量不减当年，我记不清晚上喝了多少家乡酒，但我知道他比我喝得多，回县城的路上，他给我打电话，听着他逻辑清晰的话，知道他离醉还远着呢，可我已经有点舌头不听使唤了。

见到的另一个发小是与我家只有一河之隔的老陆，两家直线距离不过二十米。他现在是小镇的副镇长，雄霸一方的父母官。虽然我们打小就认识，但当年一河之隔让我们成了“敌对”势力，那时河东河西经常打群架，我是河东的总指挥，邻队的一个小土包就是我们两军对垒的场所，虽说从没有打得头破血流，但大家每天都跟坟墓里钻出来似的一身泥巴，很多小朋友回家自然少不了被父母一通数落，甚至有小朋友的父亲责怪我把他们带坏了，反正我臭名在外，全不把别人的埋怨当回事。

看着发小们在家乡安居乐业，各有所成，唯有我成了颠沛流离的流浪儿，不免心有戚戚。几十年未见，感慨之余，很是为他们的成功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