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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挽歌,抑或复兴的序曲——读《图书馆建筑的历史》

已有 1850 次阅读 2022-11-20 12:49 |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摘要】《图书馆建筑的历史》首次完整讲述了世界图书馆建筑发展的历史。从建筑师的视角,审视了图书馆建筑从起源到20世纪的历史嬗变过程,分析了建筑师和图书馆员的关系及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历史地位,探寻文化传承中图书馆复兴的答案。

[引用格式] 郑学军,李景凯. 历史的挽歌,抑或复兴的序曲——读《图书馆建筑的历史》[J]. 图书馆杂志,2018(1):124-128.

知网优先出版时间:2017-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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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已死,图书馆万岁”是《世界建筑》2013年“当代欧洲图书馆专辑”编栏语的标题[1]。图书馆建筑史的研究是一首已死的建筑形式的挽歌吗?或许是,但今天不是!《图书馆建筑的历史》(The Library:A World History)的作者詹姆斯•W.P.•坎贝尔(James W.P. Campbell)也以这样的提问开始,把读者带入图书馆历史的不断变化、不断适应的故事中[2]。图书馆并非是设想的一个线性演变历程,图书馆建筑在文明的进程中不断变革,在计算机与互联网快速发展影响下,出现了图书馆和书籍消亡的预言,而实际情况却与此不同,20世纪90年代是图书馆建筑繁荣的十年,这种风潮延续至今。作者在图书馆建筑的历史事实中追问图书馆的未来,这构成了本书的主体框架及中心论点,所选择的案例也是依据作者认为的特别契合演变故事的图书馆——有原创性或影响深远的项目。而且作者不仅阅读了丰富的文献,还亲身体验了21个国家80余座图书馆,合作者拍摄了近300幅精美的图片。
    本书首次完整讲述了世界图书馆建筑发展的历史,说明图书馆从来不是文献的仓库,它见证了阅读和学习的重要,是文化与文明的活跃象征。不论是建筑师、图书馆员,还是对图书馆建筑感兴趣及热爱图书馆美丽空间的读者,都会被本书具有的鲜明特点所吸引。

1 在图书馆的故事中寻找图书馆建筑演变的渊源

    本书作者是位建筑师,在图书馆建筑实例的取舍上显露出极高的专业素养,它并不是图书馆建筑的历史清单。案例的衔接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叙事简洁,可读性强。从图书馆建筑的起源、中世纪、16世纪至21世纪,按时间分章讲述。每章以所述世纪的图书馆建筑的主要设计要素为题,如“电、混凝土、铁”指明20世纪图书馆建筑变革的主要技术因素。在每个世纪简略的引言和结语之间,经典案例的解析是从前例的问题分析中,自然引出改进的后例,环环相扣,娓娓而谈,吸引读者从一个话题进入另一个话题,产生连续阅读的愿望。

    1976年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的《A History of Building Types》有一章论述了图书馆建筑的历史[3],但篇幅较短。中国台湾建筑师以“图书馆建筑史”为题将此章译为中文。《图书馆建筑的历史》2013年出版,2016年发行中文版。与佩夫斯纳所著对照,可以更全面理解16世纪出现的隔间系统、墙式系统及17-18世纪墙式系统催生的圆形图书馆等新的图书馆建筑形式发展的根源。今天某些以书架为空间支撑结构的新图书馆建筑中,我们仍可联想到墙式系统老图书馆中的原初场景。本书突出的部分是20世纪以来图书馆建筑史的内容,这是图书馆建筑经历的又一次巨大变革时期。20世纪以来的图书馆建筑历史的论述确立了本书作为一部完整的图书馆建筑史论著的学术地位。

    在总体论述基础上,作者也从具体类型及风格特征上寻找文化的脉络。西方图书馆建筑与宗教建筑密切相关。作者则从建筑类型角度记述了图书馆与博物馆的关联,指出图书馆设计最早论著之一,克劳德《图书馆组织论》强调了“陈列”对于图书馆的重要性,宣传图书馆作为“博物馆”,作为奉献给缪斯(希腊神话中主司艺术与科学的九位古老文艺女神的总称)之场所的观念,这些观念被17世纪设计者接受,激发了洛可可时代宏伟图书馆的创建。19世纪大英博物馆创建时既是博物馆又是图书馆。当代图书馆最具创意的螺旋形空间设计可显露出博物馆连续的展示空间的迹象。因此,作者提出“21世纪图书馆是保护、陈列和推广书籍的博物馆”的观点,甚至说“图书馆学可看作是博物馆学的一个特别分支”,也是可以理解的。基于博物馆与图书馆有着相似起源的文化认知,集图书馆、学习和信息于一身的“概念店(Idea Store)”自然和较早的将多种图书馆功能置于一个屋檐下的“文化屋”[4]及今天的“学习资源与媒体中心”联系起来。作者将亚历山大图书馆视为图书馆原型,它“象征着收藏百科全书的志向和努力,象征着人类征服知识,要把一切知识集于一片屋顶之下的冲动,这个主题在历史上不断回归,至今仍旧像2300年前一样生生不息”。作者认为“把展示和贮藏功能结合在一间房间里才是图书馆历史上不同寻常的发明,而不是反过来”。

    台阶式空间是另一个例子。虽然图书馆的阶梯状布局存在浪费空间的不利因素,但布雷(Boullee)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规划方案对后世影响最大。日本建筑师曾设想将图书馆布局设计为梯田状,新亚历山大图书馆和柏林洪堡大学格林兄弟中心图书馆设计了台式阅览室。直至中国建筑师设计的篱苑图书馆,作者认为从内部设计看,它重新唤起了布雷的阶梯式图书馆。图书馆建筑设计的创新不是凭空想象,建筑师设计图书馆之前都会“阅读”以前的实例,新的创意总能从历史记忆中寻觅到原型。我们不确定藤本壮介设计的武藏野美术大学图书馆的书架围合空间是否受到墙式系统的启发,但在书籍构成图书馆墙壁装饰的一部分之后,墙式系统再往后发展,就是书架本身成为墙面的一部分。全书的论述并不枯燥,从中世纪对图书馆看法的文学想象,到16世纪对“人类知识”和“神圣智慧”对立的新解释;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学术启蒙运动,到神学转向现代科学的智识挑战历史,都向读者讲述了图书馆作为生命有机体的成长故事,在谁设计图书馆的故事中,建筑师和图书馆员的关系是最为精彩的部分。

2 建筑师和图书馆员的对话

    图书馆员对图书馆设计的影响力不断变化是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16世纪出现了专职建筑师。当时,一般是建筑师负责房间设计,工匠负责书架设计,天顶画的题材由修道院院长而不是建筑师决定。17世纪晚期,欧洲做图书馆工程最多的建筑师是雷恩,他设计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图书馆,综合了墙式和隔间系统的优点,成就了古典图书馆设计的一个高峰。芬兰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也设计过很多图书馆,下沉式空间是他设计的大多数图书馆的共同特征,被20世纪晚期许多图书馆采用。从17世纪现代图书馆建筑的开端,到19世纪图书馆在所有领域的极大发展,再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现代主义图书馆设计探索了新的图书馆形式,建筑师永远都在搜寻运用新技术和新材料的方法以发展新的建筑形式。建筑师是理解图书馆建筑的关键,尤其是在19世纪,建筑师在设计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

    有趣的是也恰在19世纪图书馆设计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身影——职业图书馆员。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首脑安东尼•帕尼齐(Antonio Panizzi)成为图书馆员参与图书馆设计的很好的例子,他画出了新的圆形图书馆的第一幅草图。作者评论说,圆形图书馆远不是什么新想法,真正革命性的是帕尼齐的尺度。在受帕尼齐圆形阅览室启发而建的许多图书馆里,最著名的是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在20世纪里,圆形阅览室成了一再重复出现的主题。

    19世纪对图书馆设计产生极大影响的另一位图书馆员是杜威,他以杜威十进分类法闻名,并对图书馆员职业化做出了贡献。他向图书馆提供标准化的卡片和卡片抽屉,以及书架、座椅等配套设施。他提供的图书馆家具设备从19世纪末期以后已成为图书馆的标志性特征。杜威和另一名图书馆员还参与了费舍尔美术图书馆(前身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的设计咨询,这个故事成了建筑师和图书馆员合作设计的一段佳话。

    家具陈设是把图书馆与其它建筑区别开来的一个元素。本书提到阿尔托曾为塞伊奈约基公共图书馆设计了入口的门把手和三角形桌面组构而成的书桌。然而,大多数情况是建筑师掌握不了图书馆的家具设备,图书馆员掌握不了空间设计。即使今天,也只有像伊东丰雄这样大师级的建筑师才亲自设计图书馆家具,相反,图书馆员在空间再造中参与设计的愿望却愈加强烈。大多数现代图书馆都是等馆舍完工再订购书架,结果错误的想法和丑陋的陈设便毁了图书馆的室内设计,而在佩罗设计的巴黎国家图书馆里,佩罗设计了书架和内部陈设,使之成为史上最伟大的图书馆之一。

    建筑师与图书馆员的分歧还体现在学术研究对设计的影响上。17世纪以前,讨论图书馆设计的文献很少。19世纪出现了以带筒形拱顶的中央大厅为主的图书馆新类型,当时两本论图书馆设计的专著都推崇这种布局。但学院派建筑规划的结果则常常产生图纸上漂亮,实际功能不佳的图书馆,图书馆员不得不在越来越不实用的布局中工作,作者称“这就是对称式设计的暴政”。1945年至1980年,图书馆设计的论著多起来,且大部分著作是图书馆员所写。这些著作强调模块化及空间灵活性。最初的现代主义者立足对有效空间的研究,解决方案是标准化和模块化。可这时期最成功的建筑都不是基于功能主义的。

    路易斯•康(Louis Kahn)设计的埃克塞特学院图书馆违反了图书馆设计理论著作中所规定的很多法则,最为严重的问题是不可能长期扩展。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图书馆(TU Delft Library)也挑战了图书馆设计理论著作上强调柱间距的规定。现代主义的基础是功能主义和标准化的看法正越来越遭到建筑师们的反对。作者指出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图书馆展现了20世纪晚期图书馆设计的问题和两难处境。建筑师和图书馆员一直都忧心忡忡,建筑师感到沮丧的是因为图书馆员似乎把图书馆设计降格为空间分配那么点事。

    建筑师对设计的诉求将促使图书馆员反思图书馆设计研究,特别是模数式图书馆。正如作者所言:“建筑师和图书馆员之间的争执在整个20世纪不绝于耳”,“优秀的建筑师和图书馆员寻求成为对方领域里的专家,而拙劣的建筑师和图书馆员仍在继续斗嘴”。1991年全国图书馆建筑与未来研讨会探索了图书馆员和建筑师对图书馆设计的合作咨询,两者友好合作获益良多。2016年中国台湾举办了建筑师与图书馆员对话的系列论坛,以避免两者对空间规划与设计认知上的落差和误解,提倡相互信任与尊重。

3 中国古代图书馆设计思想的贡献

    现代图书馆建筑来源于西方。图书馆建筑史的阐释偏重于西方,很少论及中国。而本书作者则选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篱苑图书馆两座21世纪图书馆的彩图作为序言和结尾的配图,并以天一阁为例讲述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在图书馆建筑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在导论中作者就提到,汉语及其他许多语言中,表示藏书和藏书空间的词汇就不一样,汉语中把图书馆空间叫做“藏书楼”。在谈及中世纪东亚韩国和日本藏经阁时,从中国现存最古老建筑手册《营造法式》和日本文献记载中,证明转轮式藏经阁这一形式源自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发明,直到20世纪仍在使用,在西方找不到和它对应的形式。中国发明了造纸术,将之和印刷术结合起来,使藏书规模不断增长,藏书规模及书的形制必然对藏书空间设计产生影响。中国的藏书一般用“卷”表示,从宋代开始出现册式书。汉字有纵向书写习惯,中国的书册从古到今都与西方的册式书十分不同。这造就了藏书楼、转轮式藏经阁等多种形式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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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正定隆兴寺转轮藏阁内的“转轮藏”实际是一个可以旋转的“图书馆”。(视觉中国/图)

   
    作者注意到,除了中国人自己以外,写中国图书馆的著作太少了,而且西方写中国图书馆的著作关注的都是藏书以及书籍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作者认为图书馆设计巨大变革始于16世纪。中国现存最早的图书馆天一阁就建于16世纪,因此16世纪图书馆建筑的历史是从中国图书馆的发展讲起的。当时中国图书馆的建筑形式都是木构的,其布局遵从所有中国木构建筑的规则。天一阁藏书都是纸质,按中国传统方式堆叠在一起,和现代书籍摆放方式不同。16世纪早期图书馆只有书橱和读经台两种方法贮藏书籍,天一阁绘有装饰的书橱是贮藏书籍的理想场所。

    在中国的图书馆里,阅读和存储从一开始就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特点常被忽视。为保存7部《四库全书》专门修建的7座图书馆的每一座据说都是以天一阁为蓝本,天一阁在那时就已成为中国最受尊崇的图书馆建筑。牛顿大学默顿学院图书馆把图书馆空间分隔为一系列开间或者说是隔间,隔间式图书馆由此得名,它成为16世纪及17世纪早期英格兰特有的图书馆形式。作为图书馆的一种风格,它营造的空间与中国天一阁的书橱围成的空间极为相似。

    图书馆建筑是与文化密切相关的建筑类型之一。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为何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吴建中教授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有图书馆。中国古代图书馆有别于西方,走着自己独特的一条路线,其主线是藏书文化[5]。文字是区别不同文化的参考点,中国的象形文字来源于图形文化,讲究整体性。现代图书馆建筑由西方主导,反映的是拼音文字的文化特点。当下文化从堆式文字转向样式图像,并不只是建筑装饰的图像志和表皮的媒体化。汉字文化的图形特征是空间关系的表达,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不可能对建筑没有贡献。

    韩国建筑师建议中国现代建筑要退出以大屋顶等外部形态作为传统建筑现代化之路的思考。中国及东亚汉字文化圈建筑中最有价值部分是其独特的精神内涵:建筑与建筑之间、建筑与自然之间、建筑和人之间的关系是被首先考虑的,就是以空间为主的建筑设计方法[6]。贝聿铭的作品已提示了空间为主的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视角。中国台湾建筑学者更具体地提出从空间角度来认知中国建筑,认为中国建筑的灵魂在于庭院、庭和堂的关系。今天,图书馆空间再造方兴未艾,我们应从中国古代图书馆设计中获得更多启示,而不是仿效西方作品。在欧美和日本太多的建筑信息轰炸下,很难有真正的见解。

    图书馆建筑也是与信息技术关系紧密的建筑类型之一。电子资源代替书籍,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图书馆建筑带来根本性的影响。表象上,高度信息化传承了罗马字文化。历史学者井上亘的研究表明:高度信息化之前的信息技术已在中国汉代基本完成。《史记》《汉书》的“表”是以册书的信息处理方式为前提所作的,这与利用Excel等软件完全相同。在使用册书案卷的情况下,建立信息管理的文件夹非常方便。国家机构受到汉字文化这种信息系统的支持。古代东亚汉字文化圈的中心并非儒教,而是汉字文化中所含有的信息系统[7]。因为汉代信息系统富有“近代性”,所以他预言“在此基础上加入近代电信装置的话,其速度肯定加快,但这个系统本身不会有更新的必要”。汉字信息系统对图书馆建筑的影响还缺少发现,将是理解中国古代图书馆设计思想的新路径。

    《图书馆建筑的历史》是基于西方建筑师的角度,有些观点即使在建筑语境中也有不同看法。在“图书馆建筑的变迁”一文中指出,“图书馆,相对于博物馆来说,也许是更能体现知识和积累的层次的地方”[8]。近年来,博物馆从类型和类型程序设计技术方面成为了人们深思的对象。以博物馆为主体的场馆学习推动文化传承,而图书馆学习共享空间更多是信息技术应用。图书馆建筑外观是图书馆形象的一部分。从图书馆到学习资源与媒体中心,即道出塑造图书馆新形象的意图,也流露出对“图书馆”这个词缺乏信心。图书馆建筑传统类型学上的意义比博物馆更加弱化。但图书馆终究不会成为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典籍博物馆的创建只是表达了一种理念,体现了中国书籍的文化特点,创造了收集、保护、展示、思考的场所。

    建筑与文字是文明最稳定的传承。在处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上,抽取文化基因并不是传承,而是割裂,从这点看,中国建筑是有割裂的。它也不是传统文化因素的现代应用,而是发现传统中表达的近代性。审视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需要历史的眼光,才能发现其嬗变的轨迹。中国建筑师王小东说,我们“从建筑的类型(形式、风格)着眼多了些,而对建筑的原初(对空间的物质和精神的需求)忽略了一些,未来的建筑正是原初在高科技时代的复苏”。《图书馆建筑的历史》正是引领我们去寻求图书馆建筑的原初,寻求图书馆建筑走向复兴的答案。

【参考文献】 略



https://m.sciencenet.cn/blog-408901-13645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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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从彦 张晓良 许培扬 刘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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