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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不到的敦煌,触得到的敦煌文化 精选

已有 3832 次阅读 2022-6-16 15:07 |个人分类:宁静志远|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文/余孟孟


“敦,大也;煌,盛也。”

敦煌,在人类文化交汇版图上的地位,比它在世界地理版图上的地位要重要得多,著名得多。敦煌千年的文化艺术遗产,所撑起的民族精神、所牵动的爱国意蕴、所蕴含的教育价值,于普通大众而言,可能比它的艺术价值本身更有意义。

这其实是我新近才获得的关于敦煌的认知和看法。

第一次“遇见”敦煌,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那时的我,还是陕西关中某县中的一名高中生。一天,在校门口的书摊上,我买到了一本余秋雨著的《文化苦旅》。书是盗版的,因为中间有不少明显的错别字。对“余秋雨”这个名字我也几乎没有任何了解,甚至不知这位作者是男是女。当时买到的那个版本,第一篇文章就是《道士塔》。从那里,我第一次知道了遥远的敦煌,知道了神秘的莫高窟,知道了斯坦因、伯希和等令人厌恶的名字,也知道了那个令人痛恨的王道士。

余秋雨融通历史、文化、哲思、情感的笔法,令当时的我十分着迷,同时也让“敦煌莫高窟”这个名字和地方,深植内心。然而,对于一个自小从农村长大的高中生而言,更多的还是疑惑、好奇与不解——

为什么黄沙漫天、偏僻落后的敦煌,会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汇的枢纽?佛教文化的圣地为什么会在哪里?王道士无意间打开的那个艺术宝藏洞穴,当初是谁封上的?洞窟中那么多经卷、文献、绘画是如何汇集到这里的?那些不幸流往国外的敦煌艺术品,还有回归祖国的机会吗?余秋雨说的那个敦煌学,又是一门什么学问?……

这些问题,对于一个仅仅是读着教科书长大的高中生而言,自然是无解的。但因此而激起的好奇,却留在了心底,等着再一次被激起的契机。

这个契机是在六七年后出现的。当时,我在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读研究生。西北师大以文史见长,敦煌学研究在国内也有一席之地。因为地缘的关系,我开始了对敦煌的关注。当时关注的方式,其实是非常外围的,主要是阅读那些敦煌学研究者的传记和故事。记得当时读到了常书鸿为敦煌守护一生的故事,段文杰体现“敦煌精神”的故事,樊锦诗和彭金章“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的故事,还有李丁陇克服千难万险从西安出发探险敦煌的故事。比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法国塞纳河畔研习油画的常书鸿,偶然在旧书摊上看到一部关于敦煌石窟的图画录,为祖国的古代艺术而震惊,便对敦煌心向往之,抗日战争期间他克服重重困难,去了敦煌。这些故事,我读得津津有味,也读得热血沸腾,那些敦煌守护者为艺术献身,为文化舍命的人格精神,真的深深感染了我。我一度竟然想放弃自己的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去学习和研究敦煌文化。

可是,一盆冷水很快就向我泼过来了。那是一个普通的午后,在西北师大一栋教学楼的楼道,我约了一位敦煌学在读的研究生在此聊天请教,他是西北师大历史系敦煌学专家李并成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当我很兴奋地讲了很多自己读到的关于那些敦煌守护者的故事后,那位朴实直率的山西籍小伙子对我说:“你说的这些,跟敦煌学都没有什么关系。”我当即哑口无言,不知如何作答。后来,他也说了一些敦煌学的相关研究内容,但我已经完全心不在焉,当然具体内容也完全不记得了。

这盆冷水的确是将我浇醒了,让我更理性地认识了自己:自己的兴趣还是在“人”上面,在人的成长和经历上面。那么,适合自己的学问应该还是教育学。

然而,理性地研究学问是一回事,凭着热情和兴趣从旁涉猎又是一回事。两年之后,我有了一个离开兰州去酒泉一所中学教书实习的机会。到了酒泉,距离敦煌也就几步之遥了。当时,确有同事邀请我周末坐火车一起去敦煌看看。我也心动了,可是不巧被其他事耽误了没有成行。本以为,人在酒泉,去敦煌的机会应该多的是。没想到,直到自己真正要离开酒泉的那一天,敦煌之行都没能实现。

遗憾确实是有的。因为我当时还做了一点功课,阅读了一些与敦煌文化相关的书籍和文章。具体内容基本都忘记了,印象较深的是,陈寅恪曾在《敦煌劫余录》的序言中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在酒泉一年,没能亲见敦煌艺术的真面目,也成为了我的伤心史。

此后十余年,我先后从事教育培训、教育媒体和教育期刊工作,几乎和敦煌、敦煌文化没有任何交集,也无缘走进敦煌,只是间或从电视、网络、书籍上了解到敦煌的一些吉光片羽。值得一提的是,去年读到了两本敦煌守护者的传记,一本是顾春芳撰写的《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另一本是叶文玲著的《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这两本书在写法上有很大不同,前者是回忆性的、口述史的形式,后者完全是传记文学的风格,但这两部书都内容丰富、语言通俗、表述优美,引人入胜。我不敢说,读懂了常书鸿和樊锦诗,就读懂了敦煌文化。但一定可以说,理解了常书鸿和樊锦诗一生守护敦煌的情怀和精神,就能理解敦煌文化的精神魅力。

今天,我们提倡爱国主义,我们传承传统文化,我们倡导文化自信,我们呼吁国民美育,我想,从敦煌文化艺术开始,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沈从文先生就曾在《敦煌文物展览感想》中将爱国主义和敦煌联系起来,他说:“爱国主义的提倡,有一个具体切实的方式,即有什么值得爱,必需提出来让人知道——敦煌这个伟大精美的遗产。”至于传统文化、文化自信、国民美育和敦煌之间的联系,就更是一目了然了。

那么,如何弥补自己多次错过敦煌的遗憾?如何疏解疫情之下敦煌之行难度增加的惆怅?如何足不出户就能感受和学习到敦煌文化的魅力?如何找到一把打开敦煌文化艺术宝库的“钥匙”?欣闻,“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的“敦煌三书”,即《敦煌莫高窟艺术》《敦煌壁画漫谈》《敦煌彩塑纵论》,即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应该是一个大好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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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敦煌三书”,是常书鸿先生辞世后,其女常沙娜教授历时20余年,梳理、集结常先生散见于数百种图书、报纸、期刊、内部资料中有关敦煌文化的文字,以“人人都能读懂的敦煌文化入门书”为标准,整理出来的。这套书臻选不同朝代、不同风格的壁画珍品,将技法源流和画里画外的动人故事相结合,全面展示了时代特征和艺术奥妙。

历史上的敦煌是属于过去的,我们永远都无法真正触及到。但是,敦煌文化却是“生发于古,而彰显于今”的,是能够被今人不断触摸和欣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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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史晓雷 张晓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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