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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温柔》之生态革命

已有 2416 次阅读 2013-9-5 20:28 |系统分类:科普集锦|关键词:学者| 生态

本章的主张是:在20世纪后半期,公众的态度和意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人类对地球及其居住者—特别是人类自己—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这和出现在17世纪的新宇宙观一样,是一个分水岭。

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是现代人心态方面无可争辩的最重大的改变之一—实际上,这场革命代表着现代人首次登上历史舞台。不仅太阳取代地球成为宇宙的中心,而且这场革命的核心是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它所带来的不仅是新的观察和适应它们的新的宇宙模型,而且还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所谓的“科学方法”(the scientific method)。旧的知识体系分崩离析,有关宇宙的新的概念,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被提了出来。

哥白尼范式由不同学者贡献的重要因素组成:第谷(Tycho de Brahe)的观察记录,开普勒(Kepler)的行星运动定律,伽利略(Galileo)的发现,以及牛顿(Newton)的合成物理。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在《欧洲思想的突变》(mutation of the European mind)一书中这样总结到:

他们的发现所引发的技术革命是未预料到的一种副产品;他们的目标并不是征服自然,而是理解自然。然而他们对宇宙的探索破换了中世纪那个有边界的宇宙中不变的社会秩序和道德价值的固定等级制度,并且改变了欧洲的状况,社会,文化,习俗以及一般前景,就好像是一个全新的物种出现在了这个星球上。

然而,直到几个世纪以后,广大公众才接受宇宙这个新的概念—实际上,即使是今天也只有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坚信地球围绕着太阳运转,这种情况在其他发达的欧洲国家也不乐观。顺便说一句,人们还注意到美国公民接受达尔文进化论(Darwinian evolution)的比例从1985年的45%下降到了2005年的40%。显然,让科学理念真正进入普通公众的头脑之中还仍需时日。

(20世纪)后半期公众舆论中出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受到了学者共同体中出现的新概念和新远景的影响:对地球自身观念的变化。这可以被称之为“生态革命”。

这种世界观的变化有很多因素,而这些因素包括如下一些转变:

1.  从地球被看作是无限的到被看作是有限的—实际上,有些资源可能被消耗殆尽,且我们“一直在对地球进行剥削”。

2.  从地球被看作是具有极强适应力的,地球可以从它所遭受的冲击和破坏中恢复过来,并且可以对其日益增长的副产品—比如污染—进行清除,到地球是让人担惊的脆弱,地球也可以遭受到故障。

3.  从认为不同的自然进程(比如干旱,飓风,污染排放)和社会进程(比如能源使用,贫困,危机)是彼此分离的或者说至少是联系较为松散的到二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且存在着因果关系的

4.  从把地球母亲看作是人类状况的主宰到人类是地球状况的主要因素—作为环境和气候变化主要致病病原(causal agent)的一个被杜撰出来的新词就是人为因素(anthropogenic)。

5.  从认为世界被分为不同的实体和系统到认为地球是一个巨大且单一的复杂体系—实际上,在地球村中,生态影响不可能仅仅出现在一国的国境之内,它可能变成地区性或者全球性的问题。

6.  从公民认为大多数人的福祉是在本国境内解决的到他们意识到他们越来越多的福祉是遥远的其他国家的决定的一种结果—并且这种影响是由对当地决定的影响没有直接影响的中介决定的。

7.  从认为宇宙是不变的并且地球上总体的进程是稳定且可预测的到意识到这种进程越来越彼此交错并且具有动态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断出现的频繁度可能会引发极端事件,比如气候反常。

8.  从认为对人类决定的集体反应是无关紧要的或者说是无效的到意识到体行动是不可避免的。

9.  从认为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在本质上是循环的到这种复杂性和矛盾可能会是一个引爆点并且引发不可逆的变化

10.  从认为人类可以照常从事自己的事情到预感到集体行动,实际上是全球行动是迫切需要的

认知,政治和伦理

我不赞同每个人都共享或者支持一系列的观点,也不认为这些教条在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不过自从1945年以来有这样一种主张,即出现了一种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自然界进程和社会进程越来越被看作是通过科学共同体以及广大公众而彼此关联的。我也不认为在态度方面有线性的,渐进的变化,同时也有波涛汹涌的时候以及挫折的时候。但是公众的观点方面有一个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的人类栖息地处于危机之中。

不仅如此,在(人们的态度变化)的同时,还出现了政治上的分水岭:公共议程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越来越认为“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国家建立了环境部门和环保部门或者采用国际公约来保护环境的案例进行阐述。

这种变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阐述:人类在地球上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被认为是屈从于自然力量的一个物体转变为人类被看作是一个动因—对自身的环境采取行动的人通常在(这些行动的)后果(比如,过度捕捞)方面缺乏知识。或者说,人类的命运并非是自然的慷慨赐予所决定的,人类改善自身福祉的有目的的行为通过复杂的社会进程和自然进程而越来越引发适得其反的效果,而这种进程得不到足够的认识并且会给人类福祉带来灾难性后果。坦白地说,人们可以把这看作是自然母亲对人类缺乏远见的自利行为的报复。

虽然有关“必须采取行动”的共识不断在增加,但是在采取什么行动,谁采取行动以及如何采取行动方面则没有共识,或者说在行动迟缓或者不作为所导致的长期后果方面缺乏共识。但是确实有一种认知革命—但是在应该取得什么共识方面确实是存在争议的。人类是改善自身环境的一个介质,但是只有在总的影响,间接影响以及长期影响方面具备了部分知识并且在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方面具备不同的观点(这种介质的作用才会发挥)。人们否决了环境影响以及游说反对提出应对措施。

在这种新的观点中,人类并不是被看作控制自己命运或者未来事件进程的宇宙主宰。地球上的人类并没有把制度性基础设施放在恰当的位置以应对他们引发的问题。就像上一章谈到的那样,在人类活动产生的一系列影响以及社会组织能够应对这些问题的范围之间存在着不匹配。进而,问题不仅仅是有关人类行为后果方面的信息来的太晚以至于难以对人类的决定产生影响,还包括即使有这些信息,由于政治制度的碎片化以及责任分配方面的冲突,也会使得行动出现迟缓。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失败就证明了上述观点。

上面概述的目的是在人们态度方面自从二战以来发生的变化找到焦点—也就是“生态革命”这个术语。它有三个主要因素:

l  认知因素—对于自然是如何运作的观点—特别是地球所处的困境的变化的观点。

l  政治因素,通过在本地、国内、区域内和全球范围内呼吁采取行动,开展新的运动,改变法律,以及建立新的机构的方式表达自我。

l  道德因素—通过对采取什么样的原则来知道政治行动,如何分配责任的方式(比如,预防性原则,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以及等价原则等)来展现。

事件引发的态度变化—但是带有后备计划和“倒转”(Reversals)

还有另外的原因来解决这种观点的广泛变化。这种变化和不断出现的意识和关切并非是线性的,而且这种不一致的想法越来越整合到需要采取连贯性的新观点中。就像亚瑟卡斯特勒在半个世纪之前写到的那样:

科学的进展一般被认为是沿着笔直的上升线(ascending line)的一种正当且理性的进步;实际上,它是一种之字形的进程,有时候它比政治思想的进化更让人感到迷惑。特别是宇宙理论的历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被称之为集体困惑(collective obsession)和受控的精神分裂症(controlled schizophrenias)的历史;那些重要的个体中的一些人的发现所形成的方式提醒着人们,那更像是一个梦游者的表现,而非电脑(electronic brain)。

“生态革命”的历史也遵循之字形的进程,其中—在认知方面的突然震动之后—获得的教训通常会减弱并且变得不那么突出,而后再次被其他特定的事件所引发。在这方面,态度方面变化的曲线有点类似于全球气温变化的曲线,它并不是每年都上升的,而是会出现下降,但是平均数却是一直在上升。所以尽管认知和关切在不断上升,但是公众对于气候威胁的信仰方面在近期还是有一些显著的下降。

(出现这种情况)部分是由意见相左的观点导致的,这种观点是所谓的“气候现实主义者”(climate realists)或者“气候变化否认者”(climate deniers)所倡导的。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气候门”(climategate)--这个流行的术语描述的是东英吉利大学泄露的上千封邮件,这些邮件声称研究人员操纵(气候变化的)数据,扣留了一些信息并且试图压制(气候变化方面)截然相反的观点。这被认为 “对全球变暖以及对科学家的信任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公众对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导致的信任度下降以及对全球变暖是一种威胁的信任度下降也可以通过“气候疲劳”(climate fatigue)这种表述得以印证:被分化的公众可能会对此厌烦,并且对卡珊多拉(Cassandra)的语言或者喊狼来了的男孩置之不理。

政治失灵,比如无法达成一个强有力共识的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还会影响公共舆论。如果世界的领导者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我们普通人又有什么必要担心呢?如果在这方面游离不定,那么谁又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呢?进而,公共舆论不仅受到警告和行政管理者的影响,还受到需要新工业或者新工作机会的倡议的影响,即使继而出现的(气体)排放会带来严重的环境影响。

所以,尽管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环境受到人类行动的严重影响,但是在应该采取的行动方面却缺乏共识。整合性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否在于知识缺乏,没有共识,在紧迫性方面没有共同认识还是没有找到各方彼此接受的道德分配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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