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正传》里有个片段，说丹中尉终于跟上帝和解了。早上出去在雪地里走走，偶然间觉得我也和解了算了。怨天尤人抱怨自己生不逢时的，怎么走也难碰到好时候。李敖批评连战说，我们这些人在训政时代为了民主打拼，你在美国享受着美国的民主，我们这些人胜利了，你回来讲你美国的民主了。两年前回国，本有点这样的刺激，川震的时候没回来，多少有些道德上的压力，旦不求于曲高，所以还要贴上经济危机困而回国的说辞。然而多多少少回来之后，有些不如想象中好的没落。跟大哥见面的第一次，他说国内的好多事情比我想象的复杂，两年来证明此言不虚。一腔热血贴了冷屁股，所以涂博士跳楼了，饶毅落选了，我做了民科。

    作民科作民科吧，怨言这东西除了生怨气作怨妇之外，还能变成一种虫子，叫作“怪哉”，用酒一浇，就化了。但明白这道理的鲁迅，自己酒还没喝够，就被怨气气死了。而现在的战争，也不像话，找茬打架还不算，还要把人吊死，捉到了暗枪打死，造点丑闻恶心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最好的斗争方式，反而是嘻嘻哈哈，化敌为友。林肯的政敌与他针锋相对，林肯说，他是我的敌人，我要消灭他。过几天他朋友看到林肯跟他的政敌手拉手在一起。朋友问，你不是说要消灭他吗？林肯说，作为敌人，我已经消灭他了，他现在是我的朋友。说这话是因为我本不是另类，自己本是阿Q的命，偏要学人家占山为王，结果从了白衣人，罔顾了性命。我所做的，无非是在旧有的路旁边，去尝试着走走新路，看看它是不是也能行，也走得通。

    故我而言，苏联的模式的举国体制，有益于大工程，大项目，但科学多多少少还有点人性化，个人化，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个性。而推动这些个性人生去做点个性事情的动力，除了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操之外，除了要经费养活人之外，还有市场这一筹码。迎合市场之需，或者像Jobs一样引领市场，是众多创新科技和奇计淫巧的不二法门，但，也是前沿，基础和深奥学问的源动力。

    我在美国的时候，科研经费来自两块，一块是陆军部的军费结余，占美国诸次战争的零头，另外一块是企业，惠普的什么基金。而企业去扶持基础研究，贝尔、IBM和Intel这样的公司都在做，你说寻找和准备新的增长点也好，或是纯粹为了资助科学而回馈社会也好，它也是一个来源，一条路。出于我的孤陋寡闻，我尚未在中国这个新崛起的大国里看到这样有远见和义务的企业。于是便有了谭嗣同的想法，若有这样的义务，请从这里始。

    我在NIST作博士后的时候，有一次跟小老板出去吃饭，他说人们不关心政治，因为经济好的缘故，一旦经济有了问题，谈论政治的就多了。不是我们怕去谈论政治，只是当所有人都认为政治可以拿来弄弄的时候，闲人就多了起来。闲人多了不是坏事，在七嘴八舌和煽动民意之间找到平衡才是难的，积重难返，民怨沸腾了才是值得考量的。解决问题是政治家的事情，搞科学的，要看看自己的事情。

   之前跟朋友聊天，说武汉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大学城，有一百万在校大学生。这意味着每年从武汉要出来二十五万大学生找工作。我们这些做研发的要考虑到，以我们的研究水平和创造力，能不能构造出六百万个工作机会给这些大学生。你可以说反正有美国呢，山寨山寨就有了。但要想到，之前的三十年，是我们离新东西太远，有的是东西可以从别人那里学来，改头换面，再利用政府职能而规避竞争。如今我们也号称世界第二了，美国没有那么多东西给你山寨，市场不得不公平竞争，当你人人遭遇非死不可的时候，当你百度不够沽的时候，这几百万的毕业生没时间去等美国人又有啥新东西出来给你造企业。企业要生存，不能靠山寨了，国家要生存，难道也能靠山寨吗？不是说这几百万人不能够静静的等待，过去的这十几年，三十几年，高速发展遗留下来诸多社会问题，会变成群情的焦点，而无所事事的人群会成为群情的推动者。大有山雨欲来的范儿，这里面有个赛跑，群情的爆发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现的缓压，有特色的大厦在这个竞争中也岌岌可危。所以做政治的要解决问题，作科学的要创造途径。

    作科学的，谋文章是条好路，可以贤达于诸侯，但似乎这之外有个责任，让我在能安静读书的时候蠢蠢欲动。桑塔那耶奇与阳春有约，我既然看到了，也应该分出些精力来做些事情。前一阵子以另类和民科自居，现在看来也不必了，主流和体制能带着我玩就好，这之外去尝试另外的一条路，看能不能走通，对将要来走路的孩子而已，那里也许有了条新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