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结束为期五天的考前培训，又当回几天学生。晚上便做了一个关于考试的梦，答不完的卷子、交卷时间到、焦躁以至蹬开被子、急醒。原来是梦，不，幸好是梦。可转念一想，为什么会有些庆幸只是梦呢？

应试教育让人诟病，一种观点说它体现的是“短期记忆成效和思维套路的熟练度”，是以“识记与荒废的方式”进行的，它抹杀了人自然成长的“生命之锐气、想象力、创造力”。而熊培云教授在“二等于多少”的文章中，指出摧毁中国教育的“不折不扣的祸患”便是标准答案，在它背后，是“考生的命运”，是“命题者的权威”，是一个“死去的世界”。他接着以“1+1=2”来概括中国中小学甚至大学教育，即“演算由左而右，等号左边是权威，是宿命，是既定的一切；等号右边是唯一的僵死的答案，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而不是“2=？”开放氏的给你无数种可能的选择。然而“荒诞乃至让人无法忍受”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当出题问2等于多少时，你只能回答“1+1”。在此基础上，他又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如果把运算的过程比作生活过程，那么生活就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写到这里，似乎可以对我的“考试梦”醒来后，心情一刹那由“焦躁——庆幸”的转变做出一个可能解释：作为高等教育的受益者，我已经“被标准化”了。我似乎被标准奴役，失去了冒险一搏的精神和勇气，不得不对厌恶的“考证”妥协，甚至一种更可怕的迹象提醒自己，对“考试或是考证”我已经有种难以割舍的情结，就像别人欠你钱一样，总觉得是个事儿。其实没有那个“证”，你也可以工作，但是我依旧执迷，何哉？是在追求更稳定的生活？还是那种久违的、专注的热情？或是顷忽即逝的“虚荣心的满足”、“成就感的提升”？又或者它们早已经水乳交融在我的个性里，渗透到我生活的全部？

令人失望的是，我的“愚笨的勤奋”，同样在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中被描绘得活灵活现：“只为勤奋，不计回报”、“似乎为富人买官敞开的后门应该能挫伤读书人的热情，可是居然没有”、“甚至往往会出现1万多人竞考一个职位的局面”、“……有35位考生超过80岁，18位超过90岁……”。更可悲的是，“很多人一旦通过考试获得了初步的成功，他们就会放弃从前的勤奋，只不过中国人说这一类人不配称作是读书人。”悲哀不是对前者的不思进取，而是后者“阿Q式”的精神胜利，作茧自缚出一种高不可攀的荣誉，然后为此“活到老，考到老”，而当下社会“畸形的、功利主义教育，各种毫无价值的证书，不仅让人类失去了童年、少年、青年，甚至可能一生”。从八股文到标准答案，不变的是“出题者的威权”，是百年来的“痛苦的轮回”，似乎除了考取功名——“单向度的社会”定义的成功的标准答案，没有任何其他出路。你也就不难理解，虽说古时的智识们知道“格物致知”，然而对自然、对物理的世界认识还是那么肤浅，就别提发展成科学了。

讲到“科学”，我才体会到自己学生时代的生活是“粗糙的”，包括学习本身。因为说来惭愧，作为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研究生，直到最近读过《对伪心理学说不》这本书后，才对“什么是科学”的最基本问题有些认识，才对一些科学的基本特征，如系统的实证主义、公共性和可证伪，有所了解。是自己缺少好奇心吗？还是没有求知的欲望？

“标准化”之毒甚矣，而我的“考试梦”，某种意义上讲，成全了我的“中国梦”，是该高兴呢？还是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