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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史简明读本 史记——阅读笔记

已有 1500 次阅读 2023-2-8 19:52 |个人分类:读万卷书|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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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二十五史简明读本 史记
【 作 者 】汪受宽
【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6

笔记

  自《史记》下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清史稿》,二千年来延续不绝,出现了二十五部同属“纪传体”的史书,这就是“二十五史”,成为我国光辉灿烂的历史记录。
  从中华民族始祖的黄帝,到最末一个王朝的末代皇帝,“二十五史”反映了我国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状况与历史。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丰碑,可以岿然屹立于世界史学之林而永无愧色。


  将这类所谓“正史”汇集为一的,明末汲古阁刊刻过《十七史》,明代南、北监刊刻过《二十一史》,清代宫廷武英殿刊刻的《二十四史》是最为著名的。
  至于“二十五史”,则是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史之外,增加《新元史》一书,《新元史》并不是一部理想的史书,仅北洋政府将其列入“正史”而已。建国以来,顾颉刚先生总其成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另附《清史稿》一书,当然《清史稿》也不够理想,但我们从而有了一套上下五千年的完整的“纪传体”史书。


  新修的“二十五史”,首先还是“纪传体”的,仍以历史人物为中心,不能改变“二十五史”的传统,当然也不排除变通和创新。
  其次,应该以现代史学的眼光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并据新发现的大量史料,文献的和考古的,以补其不足,或纠正其错误。
  再次则是,语言也应该是现代的,不必用文言,更不必用古奥的文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这套丛书保留了“二十五史”各史的原名。
  将原来的《晋书》分为《西晋书》、《东晋书》,《宋史》分为《北宋史》、《南宋史》,《清史》则分为《清史(一八四〇年前)》和《晚清史》,这样将更符合于历史实际
  将原书的“表”、“志”等加以变通或创新,如“纪事”近于“本纪”,但不以帝王为中心,而是为这个历史时代作出粗线条的勾勒,“表”、“志”同样如此。
  增加了《西夏史》,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创举。
  本套丛书的各史,是传统“二十五史”的创新,既没有新旧《唐书》、《五代史》之分,更没有通史性的《南史》、《北史》,但合起来仍旧是“二十五史”。


  三皇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伏羲、女娲、神农。
  伏羲氏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而考古发现我国最古老的文字,就在约五千年前,因此,伏羲氏确实应该看成我国文明最早的一位代表。
  女娲作笙簧,可以看作是音乐的开始;而她炼石补天的传说,实际上是改革前代政治的曲折反映;她聚芦灰以止滔水的传说,则是一次制服洪水的记录。
  神农氏(炎帝)继女娲之后为天下共主,传说他是农耕和医药的发明者,又创造了五弦瑟,开始蜡祭和市易。看来,自他以后,我们的先民开始进入农耕社会。
  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
  黄帝传说他和他的大臣们发明了历法、舟车、姓氏、蚕丝、冠冕、弓矢,创造出比较复杂的文字,又制服了其他部落联盟,被尊为天子,有了雏形的政权组织。
  颛顼将沟通神人的占卜从民间收归天子,设置了较为完全的政权机构,制定了比较正规的历法。
  帝尧最突出的特点是不仅经常征求四岳的意见,而且设谤木,让平民都可以对国事发表意见,,最后将天子之位禅让给舜,是一个典型的上古民主制君主。
  帝舜以孝道闻名,他善于识别人才,任用贤人,放逐恶人,布教天下,反映出在其时代,各方面的矛盾斗争已非常激烈。


  春秋战国是一个有着灿烂文化的时代。平王东迁以后,随着王室的衰微,过去由王室垄断的学术文化走向民间,私人治学和向弟子传授学问开始出现。
  战国时代,社会的剧烈变革对学术文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加上士阶层的形成和统治者的提倡,使得许多学派纷纷出现,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派各家都著书立说,广授弟子,参与政治,互相批判,又互相渗透,学术思想极为繁荣,促进了社会的前进和学术的发展,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
  在文学上,出现了上古诗歌的总集《诗经》,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和以他为代表的楚辞,以及诸子的散文。在史学上,创造了编年史体,出现了《左传》、《国语》、《世本》、《竹书纪年》、《国策》等不朽著作。在科学技术上,有在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天文观察记录和阴阳合历的历法,有齐人甘德和魏人石申著作的合编《甘石星经》,有扁鹊等精通各科的名医,有先秦医学经验结晶的《黄帝内经》。


  尧舜禅让,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永恒的论题。儒家将其视为最佳政治的楷模,疑古者坚决否定其真实性。现在看来,人类早期确实有过民主政治阶段,领导人只有为大众谋利益的义务,而没有特权。
  对禅让制的过分吹捧,反而是后人以私有制的眼光揣度古史的结果。


  古代将帝王说成天子,意谓他是上天派来统治人间的,因而他无论多么坏,臣民也只能忍受,不能反抗,更不可夺权。商汤是第一位用武力夺得天子之位的诸侯。
  虽然,儒家为商汤的夺权寻找了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它给后人的启示是,只要在位天子太坏,就可以反抗他,夺他的位子。这在历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可以看作是政权观上的第一次解放。从此,天子绝对圣明的迷信被冲击,改朝换代成了古老中国社会荡涤其肢体污垢、获得新的前进动力的最佳手段。


  伯夷、叔齐的事迹之所以引起这么多的议论,最根本的在于他们的处世原则很特别,蕴藏有一种精神,就是坚持主见,不为世俗所左右。这种精神很不合时宜,在不同的时候可以产生根本不同的效果。


  古人讲圣君,言必称三王。三王之一,就是周文王。周文王事业的成功和仁爱品德,是他赢得崇高赞誉的主要原因。但是,他在韬晦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权谋,是他成功的秘密武器。他始终未对殷纣王讲一个不字,却在不动声色之中,挖空了纣王的统治基础,至少在他以前还没有一个政治家,玩权术达到他这样的水平和境界。


  有人因此否定分封制度,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观点。
  在社会还很落后,交通很不发达,民风极为淳朴的当时,这种相对独立和松散的管理制度,是非常有效的。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封制度的消极面逐渐暴露出来,导致了诸侯割据,互相争战称霸的局面。


  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是春秋历史上的一大盛事。齐桓公之所以能称霸诸侯,国力强盛,亲睦邻国,挟天子以令诸侯,都是很重要的。但最根本的,在于其尊王攘夷的行动。
  从文化学的角度说,春秋是中国多元文化不断发育的时代。尊王攘夷,打着尊奉周天子的旗号,制止戎狄和荆楚对中原的侵袭,俨然成了维护中原文化的化身,自然能得到从天子到大小诸侯的拥护。


  秦穆公霸西戎,第一次实现了对西北地区的局部统一,促进了以秦人为主体的西北民族的融合,使西北民族在秦国比较先进文化的影响下得到发展。西北地区在中华文化中的作用,开始显示出来。


  晏婴的事迹古人之所以津津乐道,最主要的,大概是他的两个信条:一是“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就是今天所说的不盲从,要独立思考;二是“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就是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一心为国。这两条,无疑是古代大臣最重要的品德。


  老子的思想,将人们思考的范围从伦理道德、人生和政治,扩展到整个宇宙,在抽象思维上也是巨大的进步。对古代哲学、政治、军事、宗教、医学、养生等,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愧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智慧之根。


  庄子厌世和出世的思想,对在专制重压和人生波折中的人们有很强的吸引力,成为古代许多士人愤世嫉俗、藐视权贵、淡泊名利、轻于去就人生态度的思想源泉。庄子的哲学和文风,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


  孔子的学生据说达三千人,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对学生进行教育,设置了礼、乐、射、御、书、数六类课程。
  学生不到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想说而说不出来时不去启发他。教给他一个道理,不能由此推演出其他道理的,便不再教他。要求学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杜绝揣测、武断、固执和自以为是的恶习,对斋戒、战争和疾病要特别谨慎。
  孔子的思想,博大恢宏,超越时空,以人和人的关系为出发点和归属,探求社会安定、人际和谐的方法,得到历代学者和政治家的认同。其所创立的儒学和儒家学派,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经过后继者的完善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影响了我们民族的个性,对现在和未来的中国发展有着不容置疑的作用。


  司马光是站在保守的立场,看待春秋战国之际的这一场社会大变革,但他将三家分晋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却是极具慧眼的。古代社会,从吴、越小霸到三家分晋,经过长期的阵痛,终于进入战国时代。


  田齐君主在战国时最突出的贡献,是创立稷下学宫。扩建学宫,招徕士人,为之提供良好的治学环境,让来自各地的学术思想,在稷下这个学术殿堂里熔铸、提高,形成以大一统政治学说为中心的稷下之学,再辐射到全国各地,对战国乃至以后华夏文化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中原的战争一直是车阵和正面冲击战。随着铁制兵器的出现,杀伤力大增。战场也从平衍的中原扩大到北方的山林和南方的河网地区,车战愈来愈不适应。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中国军事史上是一个重大的改革。


  韩非的理论和意见,适应了当时建立大一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被秦始皇和李斯完全接受并予以实践,在历史上有重要作用。


  陈胜出身雇农,但他在历史上却写下了重重的一笔,因为他是第一位敢于拿起武器反抗专制统治并自立为王的农民。陈胜起义中也暴露出农民自私、狭隘、散漫的致命弱点。而这,正是历史上农民起义最终都要失败的基本原因。


  中国古代政权组织和职官制度萌芽于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一直到黄帝时,其政权组织都极为简陋,尧、舜当为中国古代早期政权组织形成的关键时刻,已经有了相对成形的职官体制。秦的官制,对以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影响很大,各个封建王朝的统治机构,基本都是秦朝制度的演变和发展。


  刑法的产生很早,传说舜时的司法官皋陶创制五刑,当时死刑只用于异族,而同族犯罪,则以鞭扑、象【穿特殊的衣服】、流、赎代替。
  夏朝继承舜时的五刑,但肉刑已用于同族,允许赎刑。三代的法律秘不示人,统治主可以随心所欲。春秋中,楚文王作仆区之法;郑简公三十年(前536),子产铸刑书,将法律条文铸在鼎上。
  战国初,各国变法进一步使法律系统化。商鞅变法,设连坐之法,更制定了严厉的法律。秦国陆续制定了繁杂的法律,并在统一以后推行于全国


  我国农业的产生,大约在距今一万年以上,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国家之一。
  夏代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产量迅速提高,饮酒之风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商人从一开始就是以农业为主的民族,商汤曾派亳人帮助葛人种地。
  西周时,锋利的青铜农具得到较普遍的使用,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垦殖和耕耘;原来的抛荒制被休耕制代替,土地利用率提高;沤治和施用绿肥,以火烧法防治病虫害,标志了田间管理的新水平。
  春秋时期,铁农具较多地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战国时,铁制农具已排斥木、石农具普遍用于生产中,便利了砍伐树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
  秦始皇实行重农政策,然而,由于秦赋役过重,终致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农业生产遭受到巨大破坏。
  畜牧业是原始狩猎经济发展的结果。先民养猪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近万年前。五千年前的墓葬中,猪、狗、牛、羊、马、鸡这六畜的骨头都有发现,说明畜牧业至此时已基本定型。


  商人已经发明了原始的瓷器,洁白细腻的白陶颇具水平。丝织物有平纹的纨,绞纱组织的纱罗,平纹绉纱的縠,已经掌握了提花技术。
  
  西周比较重要的手工业都由王室和诸侯控制,众多的百工在司空的领导下负责管理各项手工业,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青铜铸造业。家蚕的饲养十分普遍,纺织成为农家的一项重要副业。丝织物有斜纹提花织品和刺绣品。已经掌握池水沤麻的微生物脱胶法,以便将纤维分离出来。
  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雕镂纹饰趋向细致工整,造型轻巧灵便,出现了错金铭文。煮盐、冶铁、漆器等部门发展起来。铁器主要为手工业工具和农具。
  战国时,手工业大发展,冶铁、青铜器铸造、漆器、丝织业的生产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已经较好地掌握了高温液体还原法的生铁冶铸技术,能锻打出用于剑身的高碳钢,铸铁柔化术开始出现。
  秦时的冶铸业十分发达。青铜兵器都进行过铬盐氧化处理,以增强其防锈能力。


  商业起源于原始社会的以物易物。在神农氏时,就已定时、定地为市。商先祖王亥到有易地区从事牛羊买卖被杀,是第一位见于史册的夏代商人。
  战国时,虽然《管子》书和商鞅、韩非等已经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但尚未对商业产生实际的影响。
  秦实行“上农除末”的国策,将一般商贾视同贱民,随意征发,使商业活动受到抑制。


  货币和物价。最早的货币是贝。
  夏文化遗址中出土有海贝,以及模仿海贝制作的骨贝和石贝,说明贝可能已成为交换的媒介。
  商代作为货币使用的主要是海贝和玉,同时还有仿制的石贝、骨贝、蚌贝、铜贝等,用于流通。
  西周的货币除贝以外,已开始使用青铜,其单位是“寽”。
  铸造金属货币产生于春秋时期,晋国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铸币的地区之一。战国时货币的种类多,流通数量大。各国铜币的样式不同,齐、燕主要是刀形的刀币,三晋主要是铲形的布币,秦、周主要是圆形有孔的圜钱,楚国主要是形似贝壳的蚁鼻钱。


  赋税制度是与国家一起产生的。五帝时的任土作贡,是赋税制度的萌芽。
  夏禹规划九州,制定各州贡物品种,规定各地按三等九类交纳贡赋。
  商代在实行贡纳制度的同时,还有劳役租“助”,就是要求农人助耕公田(籍田),收获皆为统治者所得,其比例约占农人收获的十分之一。
  周朝对各地进贡物品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包括祀贡、嫔贡、器贡、币贡、材贡、货贡、服贡、斿贡、物贡,合称九贡。遇有战事,又要征用牛、马、兵车和其他军用物品,称为赋。
  春秋时,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实行初税亩,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这是古代田税的开始。
  秦国于简公七年(前408)实行“初税禾”的实物地税制度。首先实行户口登记制,并据以征收田地租税和按人头征收“头会”(人口税)。
  统一后的秦少府还征收山泽之税、盐铁之税和市税,即手工业税和商业税,专供皇室花费。


  文字是记录思想和语言的符号,文明的载体。
  伏羲氏造书契的传说,表明在五千年前,图像已经由逼真向线条化演变,并有了表意文字。黄帝时的仓颉对文字予以改进,出现了假借字。商代甲骨文兼有象形、会意、形声、假借、指事等多种造字方法,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因刻写材料坚硬,故字体为方形。而同时的金文,因系铸造,故字体为圆形。西周初年,字体从圆形向整齐方正演变,逐渐线条化、平直化。战国时期文字剧烈变化,各国写法不尽相同,逐渐形成了工整和草率两种字体。
  中国古文字这样早就摆脱单纯的象形,成为一种与语言相统一,又与方言相区别,兼有表音、表意,可以互相搭配为无数词的文字,这是世界上最具智能、简约性和稳定性的文字,对古代文明的发展和华夏民族的凝聚起了无比巨大的作用,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史学是对人类历史和经验的记录与总结。人们最早的历史意识是与氏族制度和原始宗教密切相关的。
  孔子晚年参考各国史书,按照自己的历史观,将鲁国编年史予以笔削,整理成《春秋》,对史事进行严格的褒贬,开创了私人修史之风,标志着褒贬史学的诞生。
  战国时,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史学的繁荣,出现了《左传》、《国语》、《国策》、《世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多种体裁的历史著作。


  教育产生于原始社会部落酋长或巫史的言传身教。文字产生后,才有了萌芽的学校。五帝时有成均之学、米廪之庠。夏时王朝的学校称为序,地方乡学称为校,都是教练射箭和教育伦理的场所。商代的学校,有瞽宗、大学和庠等名称。庠教育书写辨认日常用字,瞽宗和大学进行道德、音乐、军事、礼仪和一般文化教育,培养统治人才。地方学校称作序。西周时,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政教合一的官学体系,其教学内容逐渐形成为文武兼备的六艺教育。


  数学萌芽于先民对事物数量和形状的认识。
  黄帝时已经有了规、矩、准、绳等几何工具。商代甲骨文中有大至三万的数字,明确的十进位制,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计算能力。周人掌握了自然数的四则运算方法,定圆周率为三,八卦图像中有正负数和二进位制的萌芽。春秋时,九九乘法口诀已成为士人的普通知识,有了分数的概念。周人商高发现了勾股定理和以近似三角形原理为基础的测量学理论,是见于著述的古代第一位数学家。战国时的《墨经》中,有许多几何命题,发明了计算工具算筹。《考工记》中有分数的简单运算法和特殊角度的概念与名称。《周髀算经》的成书可能在汉初,但它是先秦测量学的经验总结,其中使用了相当繁复的分数算法和开平方法。


  医药的始祖,传说是神农氏,夏商时,医巫不分,贵族有病都要进行占卜,对许多疾病有所认识,也有一定的药物治疗。
  周时,巫、医分途。王朝有专门的医师,其下,有专司饭食的食医,专治内科的疾医,专治外科和伤科的疡医,专治牲畜的兽医。有了病历记录和报告,并初步了解了某些疾病与季节变化的关系。
  春秋时,秦国名医医和提出六气致病说,为医药学的发展开拓了道路。战国名医扁鹊精通妇科、五官科、小儿科等,用切脉、望色、闻声、问病的四诊法进行检查,以砭石、针灸、按摩、汤液、熨帖、手术、吹耳、导引等法综合治疗。战国时已有了关于经脉、医方和医疗体育的专门著作。
  《黄帝内经》重点论述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病因、诊断等,兼述针灸、经络、卫生、保健等多方面内容,为中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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