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正

今天看到江西一个关于“健康生育选择权”的案例，实在觉得有趣，贡献我的两分钱（Here're my two cents.英文意为我来说两句）。

产妇李娟从2010年5月30日到2010年10月11日，在安福县妇幼保健院做了四次B超检查，两次产检，据说，“每次医生都说腹中胎儿情况很好，发育正常。”2010年10月12日，安福县妇幼保健院到了交考卷的时候，不幸的是，新生儿“右下肢短小且严重畸形”。

大多数时候，医生说话就象科普作者写科普一样，说完就完，是不用对自己的话语的真实性负责的。然而，怀上的孩子还没有不生下来的，当了产科医生，还真得接受这种考验。患者寻求医院培偿未果，把医院告上了法院。

首先我实在是见不得“健康生育选择权”这个词。权利天生，利益可赠予，只要医院没有强迫你生还是不生，你的“生育选择权”就从未受到侵害，以“剥夺生育选择权”为由的控告近乎瞎扯，原告律师大概入错了行。

如果你跟人相交，他提供了错误信息，让你进行了错误的选择，比如你投资到此人公司中，然后大亏，他或者赚了或者没赚，你受到误导，但并不是说他就侵犯了你的投资选择权。只要他没有进行某种形式的胁迫，就不能说侵犯了选择权。这在法律上非常重要，因为在胁迫状态下进行的交易是法律不认可的，涉及的交易方就要承担风险。比如某人受胁迫到你那里高价买走滞销的货物，一旦法律机构确认对方选择权受侵犯，对方就可以无条件地毁约，把货物退给你。你因为别人权利受损而获利，恢复对方权利就要取消先前的交易。

在先前交易不可逆时，比如被强迫喝下农药，或者如此案中被强迫生下残婴，强迫侵权的人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前者是谋杀，后者是侵犯人身自由，都有严重的社会后果。

此案显然患者的生育选择权从未受到什么侵犯，而是受到了该医院的误导，进行了错误的选择。这是医院唯一可能的责任。

如果一个朋友兴奋地告诉你，黄金要大涨特涨了，他都投资了20万，准备大干一票。你也随之兴奋，投入10万元，结果黄金大跌，你亏了一半。你可以控告朋友误导你吗？不能，大家多点常识就知道不能，因为朋友没有必要为他的话负责。在你跟朋友之间，没有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合同，要他为你提供准确信息。然而，如果这位朋友神秘地发了财，你追问其发财要诀，他收你费用若干，许下诺言保证你好财（对此你有录音为证，或者有第三只耳朵作证），此时你跟朋友之间就有了合同关系，如果你亏了，你朋友就了责任。当然，如果你这位朋友本来就是一个投资咨询员，他跟你就有正式合同——现实生活中，由于财经市场的变化大，你的正式合同都有相关条款，以免掉咨询员的部分责任——不然他们可负不起经常亏钱的责任。

回到李娟跟安福县妇幼保健院的关系上来，医院提供了错误信息，李娟做出了错误判断与选择，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现在的官司决定医院是否有责任，以及责任大小。

如果正如李娟所述，该医院出具的报告上说了胎儿“发育正常，情况良好”，或者医生说了这样的话，那么医院就必须承担相应错误的责任。该医院引用《产前诊断技术管理条例》、《母婴保健实施办法》、以及《超生产前诊断技术规范》等试图免责，无论这些条例规范中怎么说，如果医院给出的信息是错误的，就不能推托责任。假如条例规范中说了，超声检查有局限性，并不能完全检测出先天畸形，那的确可以为超声检查未能发现畸形免责，但不能为医院医生超越条例规范而给出错误信息免费！要么你违法给出了错误诊断，要么你依法未能给出正确诊断，责任把你绑得死死的，因为患者付钱求诊，医生依法行医，这二者的合同关系是法定的、正式的、相互的责任义务没有推托余地。

当然，我们听到的只是一面之词。该医院实际的B超报告上极可能说的是，在超声检查中未发现异常——这是规范也是正确的针对B超检查通行的科学描述。检查没有发现异常，那不标志着没有异常，只是异常的可能性极低。你说医生油滑也好，无赖也好，这样的说法从信息的正确性上说还真是无懈可击。由于写B超报告单几乎把这样的描述形成了规范化的语言，该医院在B超报告单上出错的几率是很小的。然而，中国医生在科学培训上不是很到位，有的医生会针对B超发现过度解释，就会脱口说出“发育正常，情况良好”这种大包大揽的话，做个茧儿把自己绑起来。

如果医生也未犯错，那就是患者自己理解不当了。医院医生没发现异常，不代表完全没有异常，只代表可能性很低。这时那些规范条例才有用。假如B超报告很小心，医生也实在，都说话在科学范围内，你挑不出毛病来，唯有检验这个可能性的大小。在全世界，对于医疗行为都有一个共同标准，称为诊疗标准（Standard of Care）。如果一个疾病，连外行都能判断，比如手指被砍掉了，你仍然用了模糊术语包括了极小可能性来为自己脱责，那么这些条例规范就派上用场了——签了手术同意书，知道手术风险，并不意味着医生就可以为所欲为，就是这个道理。条例规范在绝大多数时候是指明医疗行为的最基本要求，往往是追究医疗行为责任的基础，不过，在中国有些变样，往往成为脱责的基础，那是因为医疗卫生鉴定的权利掌握在医生的老板——卫生局卫生厅的缘故。

回到李娟一案中，B超检查发现骨发育不良的可能性的确有限，只有60%的几率，在中国县级医院，能发现一半就很不错了。由于该患儿右下肢明显缺失，发现的几率应该更大，但大到什么程度却是很难说的。因此，如果医院医生没有误导李娟，而是患者自己误会了医院提供的信息，这选择错了的责任，就怪不到医院医生头上。

此案的关键是该医院出示证据，表明在其做B超的最近几年中，对骨发育不良的诊断率达到了40%上，就足以平息对他们诊断能力的质疑以及洗清相关责任。不过，大众虽然想知道这样的数据，中国医院是不习惯提供的，因为中国医院还未形成问责机制，医院自己对诊断准确率都没有概念。

大概不久中国又会增加一件糊涂官乱判糊涂案吧。“司法鉴定”判定“过错程度10%”，我笑了，无法不笑，中国人稀里糊涂过一辈子成了习惯，没有责任也承担10%，有责任也只承担10%，这是中国卫生系统的现实写照。还原真相，起码有一半的人会满意，而锯箭杆抹稀泥，结果是谁都不满意，期望合谐的老是很幼稚，可惜越来越紧张的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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