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我写了篇博文《白天鹅之黑》，后面留了个尾巴：“本来我是想和基因剪辑的故事挂在一起说的，但很快就过年了，后会有期，且听下回分解。”有同学惦记着下文。其实下文当时就差不多了，现在问题有了阶段性的结果，文章撤了，说起来就简单点。

   对于韩同学文章撤稿中涉及的具体问题，我是外行，没法细说，但我可以说见过猪跑。20多年前，因为受到“恐龙蛋DNA”报道的影响，我和当时在洛克菲勒大学工作的朋友，试着做过一些古DNA的分析。当时这一切都在初级阶段中，能够借鉴的东西很少。尽管有些基本的东西是知道的，其中之一，就是要避免污染。那时我们在做样品时，极为小心，但和现在很多实验室的防污染措施比，当时是很不够的。结果跑出来后，一对比，全是人的序列。我学到的一点，就是样品污染是极容易发生的。现在去我们馆的Sackler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Genomics，隔着玻璃窗看学生在实验室里活动，几乎从来没有见到他们不戴手套的时候。这种习惯动作，不仅是要防止样品污染，也是对自身安全的保护。但韩同学的事情出现争议后，我看了一些有关报道。在我见到的所有影像中，我从来没有看到韩同学戴着手套在实验室里操作、活动。因此，我有一种自然反应，感觉他的实验室运作不够严谨和规范。我也问过做相关工作朋友有关专业的问题，他们的答案都是负面的，我就不转述了。我这里并非想讨论有关基因剪辑文章撤稿的是非、利益问题，这些应该有专门的机制来对应。我是想这样的事情，如果从科学哲学以及科学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做科研的人，还能看到些什么？

   接着《白天鹅之黑》说。如果按照波普尔的学说来看这个件事，就会发现，基因剪辑事件到目前为止的始、终过程，并不符合简单的证伪过程。韩同学的文章提出了一种新方法“X”。X预测，如果按照相关的步骤A进行实验，可以得到结果Y。很快，质疑出现了：有人按照X和A做实验，得出的结果是Z，而不是Y。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见到的实际情况，是X并没有被观察到的Z立即证伪，而是双方各执一词，处于胶着状态，加上媒体的渲染，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从很多方面的实验验证，得出来各种结果的Z，但不是Y；最后是数据说话：X不成立。

   那么，见到一只“黑天鹅”Z，为什么不能证伪X“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个陈述呢？因为Z并非是一只不容怀疑的黑天鹅。所谓的黑天鹅，在物理学上也许有，但在生物学以及很多学科中，可能从来就不存在。但波普尔的哲学，是以物理学作为事实基础的，对其它学科的现象和过程考虑不多。在基因剪辑事件中，Z是不能简单地用黑白来描述的，它可能是花的，既不白也不黑，所以人们可以质疑Z是如何得到的。因此，见到一个Z，并没有足够的理由否定X。整个过程给我的感觉，是科学共同体给了作者一段时间，让他们来证明自己的方法“非伪”。

   证非伪，听起来多少有点幼稚的说法。但仔细想想，这个过程就是这个样子的吧。给你点时间，让你补充实验数据和方法，来说明为什么自己是对的，而别人没法重复自己的结果，是因为没有严格按照条件A来做实验，等等。从逻辑上说，如何证非伪？如果假说是“天鹅都是白色的”，人们发现了N只黑天鹅后，按照波普尔的逻辑，假说早就被证伪了。你再发现一只白天鹅，能叫做证非伪吗？或者说很多人的实验重复不了结果Y，但个别人能（假定如此），可以证明X非伪吗？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真想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证明其他人的实验都是错误的。或者说，别人看见的黑天鹅，本来都是白天鹅，但在水塘里打滚，或者被谁用墨染黑了。那些号称得到了Z而不是Y结果的人，只是得出了错误的观察和结论，所以它们不能证伪X。如果这样做，就是挑战现行的科学共同体：这么多实验室，都没有严格按照条件A来做实验，结果都是有问题的。

   一年以后，韩同学团队无法对X“证非伪”。可以说，最终否定X的结论，是现行科学共同体做出的；而X的被否定，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波普尔同学的证伪学说，过于狭窄，并不适合这个过程。因为这个过程中的很多现象，并非黑白分明。

   提到科学共同体，那就需要说一下库恩的哲学和科学范式。库恩(T.Kuhn)和波普尔一样，都是学物理出生的，他们的科学哲学，都受到物理学的影响，会有局限性。库恩选择了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科学哲学，尤其是引入了科学史。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很有影响力的一本书，在我知道的书中，我不知道还有哪本比它的引用率更高。从库恩的学说来看，基因剪辑事件，是属于常规科学研究的解决疑难（‘puzzle-solving’），还是革命科学或新的“范式”出现？尽管范式（paradigm）具有多义性，库恩本人和别的人对它的解释会有不同，但我觉得基因剪辑这个事，应该不具有新范式出现的那种意义。至于什么是新范式的出现，在我能见到的视野中，我没有一个科学上的例子来举证。我觉得现代军队从机械化向信息化转移这样的过程，有点新的范式出现的味道，它代表了体系、概念等全方位的转变，其中似乎也包含了新旧范式是不可通约的（所谓的‘Kuhn-loss’）现象。

   那么基因剪辑事件是常规科学中的解决疑难吗？我觉得比较接近，但也不能完全对得上。因为这个方法，如果真的成立，带有一种创新的性质，具有方法上的广泛性，而不仅仅是解决了一个疑难。从这一点，可以让人体会到，库恩的学说有很强的理论哲学内容，但涉及到具体的实践哲学和科研例子，不是那么容易使用。我倒是觉得他提出的科学理论选择的五个标准（一致性、精确性、广泛性、简单性以及富有成果性），在我们见到的基因剪辑事件过程中，多少得到一些体现。

   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库恩关于科学共同体的看法，或者说他认为的的学科基体（disciplinary matrix）。他认为常规科学能够进步，来源于科学共同体共有的理论、价值观、方法、技术，思维方法，等等。 这些共同点，通过学校教育和研究机构传承下来，一个成功的科研人员，都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你要想成功，需要在学科基体中保持传统，遵循大家认可的理论和价值观。这就出现了库恩早年著作中说的那种基本的张力（The Essential Tension，1959）：科学本身的意义和目标，在追求创新，但科学家群体，或者说学科基体，却趋于保守，常常会抵触新的想法和理论；因此，在科学的目地和达到这个目的社会团体间，形成了一种带有矛盾的张力。

   如果从基因剪辑这个事件来看这个张力问题，我觉得现代科学中，学科基体的保守性，对一个新的科学观点所起到的作用，是一个筛选过程。被筛选的对象，从早年的比较单纯的科研新成果，变化到了现在的两种极端内容：一是真正的科学创新，二是貌似的科学创新，之间还有众多的内容，以后再说。两者都会受到保守的学科基体挑剔，但前者在经历挑剔后，会存活下来，并可能引起范式的更替。后者会被否定。“貌似的科学创新”是现代社会比较多见的现象，一是人们急于求成，不够严谨而失误；二是有意作弊，先蒙混过关，拿到好处再说别的。两种情况，多少都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不是严谨的科学活动。好在很多东西，会被学科基体的保守性所质疑，挡在门外；当然，也有不少漏网之鱼。学科基体的保守性，未见得就是坏事，尽管它让很多真正的科学家日子难过。现代科研中出现的问题，难点之一，是人们怎么界定和确定科研中的失误和有意作弊。但这不是我想讨论的东西。我想讨论的是，现代的科学哲学，有没有可能把物理学以外的科学过程涵盖住，提出新的理论、方法、逻辑、哲学，这将会是很有意思的，下一个生物学出生的波普尔或者库恩也许能够诞生，尽管我认为百年中出现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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