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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强硕士学位论文:《格致汇编》的编辑与作者群体及其科学传播实践研究

已有 3807 次阅读 2010-9-6 22:51 |个人分类:弟子学位论文|系统分类:论文交流|关键词:学者| 期刊传播, 《格致汇编》, 编辑与作者群体, 科学传播实践

《格致汇编》的编辑与作者群体及其科学传播实践研究
王强硕士学位论文  指导教师  姚远教授
2008-06-05答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晚清民初期刊演化与科学传播”项目编号:(O7XXW004)
 
为了廓清在西学东渐和在科学传播的背景下《格致汇编》的编者、作者群体及其科学传播实践价值,调阅了从清 1876(清光绪二年)1892(清光绪十八年)间《格致汇编》共60期的原始文献,运用文献考证、统计对比等方法,对其作了全面的历史考察。研究结果表明:《格致汇编》作为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科技期刊,已具备现代科技期刊的基本形态和内含,开创了一种新的科技文学体形式一一科技期刊文体,结束了我国知识分子只能凭借科技书籍、信件的交流沟通方式。从《格致汇编》创办、编辑过程、编者、作者群体等各方面看,都有中西士的积极参与,它是中西双方共同合作完成的历史结晶,是西学东渐和科学传播的一块活化石,是中国科技期刊由文理综合性期刊向专门科技期刊演化,以及由合作办刊向国人自办科技期刊演化的过渡性标志。该刊虽由西士傅兰稚(JohnFryer  18391928)创办和主编,但亦可视为格致书院“院刊”,故在期刊运作、传播方式、合作机制等方面难免受其影响。中国科学家徐寿有一定的主导作用,可看作是刊物的“双主编”之一,在刊物创刊时撰写了首份综合性科技期刊的发刊词,在其中首次匀画了晚清自然科学学科体系,并积极为刊物撰写了较高水平的科学论文。从作者队伍看,可考的作者”人,西士23人,中国学者25人,民间投稿者7人,其中主要投稿者为英西士和中国学者,分别占稿件总数的46.1%35.4%,而在这些稿件中,中西士共同合作完成的稿件占到42%。这些数字说明,在刊物的创办过程中,由于中西士的密切合作,保证了稿源、作者、编者和读者的大致稳定,是《格致汇编》顺利编辑出版和发行的有力保证。在科学传播实践上,其所刊载的大量科技论著或译介、报道、演讲稿,不少是首次见诸期干!J,这些科技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书籍传播范围小,读者反馈信息少的缺点,首次对西方的最新理论,如微生物理论、进化论、电镀理论等进行了登载报道;对西方的最新科技仪器,如万分之一的精细天平、灵敏度很高的光色分光器、盘管式蒸馏器、电话、显微镜、望远镜等则是首次进行了详细分析介绍。结论认为:
《格致汇编》是由中西士合作创办、编辑完成的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科技期刊,是传播科技知识新的物质载体,开创了中国科技期刊的历史,其合作模式既不同于刻工梁发 (17891855)与传教士米怜 (WilliamMilne17851822)((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合作,也不同于学者王韬(18281897)与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Wylie18151887)在《六合丛谈》的编辑合作,而是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觉醒过程中,集体的科技合作行为在科技期刊中的首次体现。这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人自办科技期刊的第一次高潮,也培养了近代中国最早的科技期刊编辑、作者和读者群体。其中,以徐寿 (18181884)《考证律吕说》为代表的中国较早一批期刊科学论文,并通过西士在国外科学期刊发表,其意义重大,这既是汲取西学营养后中国科学家新的探索,也是中国传统科学焕发生机的重要象征。
关键词:西学东渐:傅兰雅(JohnFe;1839·1925):徐寿(1818·1884):徐建寅 (18451901);《格致汇编》;科学合作;科技传播;科技期刊
 
(l)从与传教士合作到国人独立办刊,精神层面的准备和物质层面的准备有着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最初,王韬并不赞成中士独立办刊。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清廷不允许民众办刊,另一原因是王韬等中士长期委身和受雇于西士,不必担心清廷压制,不免有身处世外桃源之感,故少有某种使命感或责任感.因此,理雅各在《遐迩贯珍》停刊声明中发出盼望“中邦人士,有志踵行”的呼吁时,并无人响应。在伟烈亚力向王韬建议“中国何不仿行新闻月报”时,王韬却断然否定说:“予谓泰西列国,地小民聚,一日可以遍告。中国则不能也”。从利玛窦与徐光启的合作‘梁发与米怜的合作‘王韬与伟烈亚力的合作,徐寿与傅兰雅的合作,从佣书一秉笔~合作者一踵行,中士积累了宝贵经验,孕育了中国第一代报刊编辑群体。中士从被动,主动,从不自觉‘自觉,从无使命感一具有强烈的使命感的巨大转变,从而逐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精神层面的基础。当然,王韬休于独立办刊或国人自办连续出版物发展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传统印刷术近代化进程的落后。因此,传教士引进的西方印刷技术保障了期刊按期连续出版,是中士自主创办期刊诞生的物质基础。马六甲英华书院印刷所的创办,及其迁港,在中文期刊出版印刷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当上海墨海书馆的那驾以牛曳车的印刷机器损坏后,其印刷业务即行停止,机器只能运回伦敦修理,而此时从厦门迁至上海的英国长老会又承担起了印刷任务。上海和香港的两个中文印刷所莫定了日后中士自办期刊的物质基础。墨海书馆的铅活字拍卖给了字林洋行,用于出版《上海新报》,而香港的印刷所则直接为王韬的《循环日报》所用,改为中华印务总局。这说明没有造纸、印刷科学技术进步做支撑,期刊的按期连续出版仅靠原始的传统的印制技术是绝难实现的。
 (2)徐寿与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和《格致汇编》的合作是真正的科学合作。如果将利玛窦与徐光启的合作视为第一波西方科学传播运动,那么傅兰雅与徐寿的合作就突出地标志着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科学传播运动第二波的开始。其突出特点表现为:一是自19世纪初期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西闻见录》、《格致汇编》为代表的期刊媒介在渡过图书媒介一枝独秀到书·刊共存的历史时期后,成为西方科学传播运动中的主媒介,有时在期刊发表的文章甚至到30余年后才以图书形式再版,《格致汇编》无疑为这一过渡的象征和活化石:二是期刊媒介在传播西方科学方面逐渐显现出连续、定期出版的时效性,通过栏目设计和连载形式实现传播机制的系统性,以及通过读者问答实现作者、编者、读者互动、切磋、研讨交流的氛围,表现出明显优于图书媒介和报纸媒介的优势,科技期刊也开始逐渐摆脱以译介为主而向原创、新颖的科学论文过渡的苗头,像最新科学演讲稿的发表以及李善兰在《中西闻见录》发表的《考数根法》和徐寿在《格致汇编》发表的《考证律吕说》即是明证:三是无论是马礼逊、米怜、伟烈亚力、麦都思,还是丁匙良,他们的第一身份都还是传教士,而傅兰雅在创刊《格致汇编》之前即己脱离教会,是一位真正的西方科学传播者,另外无论是梁发、黄胜、王韬,张福信,还是架学谦,他们都不是真正的科学家,而徐寿在与傅兰雅合作之前就是中国第一艘蒸汽机驱动轮船的总设技师、中国舰艇工业的先驱和江南制造局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故徐一傅合作显然不同于以前的米一梁合作、或伟一王合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四是徐一傅合作翻译西书与编译《格致汇编》中所涉的西学内容,不同于以前以宗教为主夹杂科学内容,或以翻译陈旧科学常识为主的合作,而是突出地以江南制造局造船和兵器工业发展所需的“有裨实用”的科学技术为主开展合作,并逐渐向“民生日用”的科学技术发展,从而使“格致之学广行中华”;五是徐一傅合作形式与机制也发生变化,不再是润色、口述笔受,当遇到疑难问题时徐寿甚至会试验核实,发现原著中的不妥之处会加以注释说明,在翻译《声学》第五卷时发现中国古人与西士所持结论相悖之处,与傅兰雅讨论无果又向英国原著者寄信请教,以致推翻了西士刚刚证明的一个声学定律,研究成果还很快在《格致汇编》和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这种合作无疑只能发生在科学家之间,是真正的科学合作。
(3)中国近代中外科学合作源于中西士合作翻译西书和合作编辑期刊,这是毫无疑问的。最初虽说王韬与李善兰、徐寿与华蒲芳等中士之间都有合作,但还都不具有“准国际合作”的意义,也不具备跨文化传播的意义。这种合作的另一鲜明特征是它己突出地表明这是朝廷资助或买办官僚、资产阶级资助的一种集体行为,不是个人与个人间的私自合作,而是在组织架构下的集体合作。如果说西方近代科学从“私研”走向集体合作研究及资产阶资助的标志是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成立,那么中国实现这一转折的标志就是江南制造局、格致书院及《格致汇编》等组织形式的形成。中国自古以来大部分科学层面的研究都处于“私研”层面,即便有朝廷天文台等组织机构内中士间的合作,都远未形成像西学东渐大潮中,东西方跨国合作这样的规模,当然也少有国际合作的成分。科学越是进入近代,所涉及问题的范围和规模越是广大和深入,仅靠少数几个人的研究或闭关锁国式的内部合作显然不足以取胜。像西学东渐中全面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体系,改造传统的中学体系,建立民族自有的科学技术体系,这无疑是不亚于“长城”、“大运河”或“长安城”建造那样的旷世奇迹工程,甚至比这还要复杂。而且,在这种科学研究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还需要很多社会建制,如研究机构、学术社团、教育机构、图书、期刊、报纸等形式予以支撑和保障。《格致汇编》就是这样的一个支撑和保障建制。它作为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科学技术期刊,既是中西士合作从西方引进中国的、新型的传播西学的一个媒介组织形式,也是中西士合译的科学技术成果发表的场所。它实现了西学从图书传播为主向以图书一期刊共存传播,并逐渐以期刊的抢先传播为主发展的历史性转折,并经由期刊媒介发表了中国科学家在与西士合作的基础上产生的的一批早期科学研究成果,成为第二波西学东渐大潮中推波助澜的一个突出历史现象。因此,对中西士合作编辑科学期刊历史意义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和科学意义。本文所涉及的仅仅是《格致汇编》一个典型案例,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尚待进一步的拓展和延伸。
致谢
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也即将告一段落,回首三年的硕士生涯,使我再次感受到了做学术研究的困惑与艰辛,但是在导师姚远先生的悉心指导下,从论文选题、开题到修改定稿都给了我及时的辅导与纠正,他在学术上“严谨治学,宽以待人”的态度为我树立了榜样,使我终身受益;在生活中,姚老师在经济上给予我资助,使我这样一个未有经济来源的学生,能够安心学习,学术上的进步,都融入了导师辛勤的培育与精神感召。还要感谢曲安京教授,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给了我很多的指导、启发和帮助,尤其是他在数学史研究领域的独特眼光,踏实的研究风格,深深地扎根于这个领域而心无旁鹜的韧性,让我由衷地赞叹。
感谢赵继伟老师,使我见识了这一片天地,激励我走上这条道路,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对我的论文从整体上给予了许多合理建议,使我受益匪浅;感谢袁敏老师、杨宝珊老师,在西北大学三年学习期间给予我的帮助和照顾;感谢与我在数学与科学史研究中心一起学习的同学,让我们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他们分别是徐传胜、吕建荣、刘昊、潘丽云、孙庆华、唐泉、王全来、燕学敏、冯晓华、白欣、贾小勇、任瑞芳、陆书环、李跃武、金英姬、贾随军、杨赛、陈镱文、周瑞宏、王鹏云、滕艳辉、尹莉、赵晨阳、赵哗、范广辉王昌、王雪峰、张必胜、等。
最后,我要把这浓浓的感谢献给我的父母和大哥,是他们辛勤的努力工作,支持着我的学业,是他们的不断鼓励,陪伴着我的求学之路.
此外,还要感谢各位答辩委员会的专家在百忙之中对拙文的审阅与评定.
王强
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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