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0年两会之前，《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新的征求意见稿又推出了，使得教育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纲要》概括了未来十年的若干发展设想，多涉及的是大方向问题，探究具体操作恐怕还得另辟时空。其中，办好教育的核心是使国内人士满意，这个满意就包括了教育对于个人具有吸引力的内涵。

前一段关于中国归国留学生企业家向美国大学捐款888万，而不向国内大学捐赠的事件，引发了部分热心人对于中国大学为何没有吸引力的讨论。这个话题看起来是有点小题大做了，一次看似平常的个人捐助办学的行为被提升到如此的深度。然而，抛开新闻媒体喜好追逐热点的行业现象不提，它的确从一件个人小事中引出了若干思考。

由于当事人具有国内教育和国外教育的双重经历，所以人们自然会引申想到中国大学是否具有吸引力；又由于当事人具有在国内和国外特定的教育机构中学习的经历，因此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中国大学毕业生对自己曾学习过的学校是否认同。实际上，毕业生对学校的认同高低取决于很多因素，可能是教育质量，可能是教育投入的机会回报，也可能是教育过程中的情感体验等等。有普遍性原因，也有个体性原因，后者更加突出。学校所属国、学校名声并不应该是导致毕业生的学校认同高低的必然根据，尤其在学校都不是很差的情况下。

不管《纲要》起草时有多少专家学者献策其中，促进国内教育改革的动力一直都较为强劲。在增强国内大学吸引力这个方面，也能看到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例如近来中国的著名大学单独招生考试或联考的做法更加多了，表明上是高考改革试验，实际反映出部分大学对于自身吸引力的自信和试图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吸引力——通过与其它大学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区别开来，显示出大学的独立性和办学主体地位不是依靠法律来规定的，而是自身行为处事方式来展现的。这说明中国的大学特别是著名大学也正在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之中，它们想要让社会看到它们各自独特的努力，看到不同学校之间的差异性。国内大学发展演变的现实说明大学内部还是能够看到问题的某些关键，倒是社会上的人士未必能够看到这一点。

在笔者看来，由于尚未澄清国内大学某些改革行为背后到底是新价值观驱使，还是市场竞争驱使，因此不好简单判断其内在合理性及外部影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大学虽然看到了提高自身吸引力的重要性，但是未必能够认识和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学校认同，因为吸引力是一个整体较宏观的问题，而认同是一个微观细致的问题，解决了前一个方面的问题，不一定能够解决后一个方面的问题。中国大学由于体制和传统等因素，真正难的是后一个方面，即提升大学毕业生对于学校的认同。

二

    国内外的大学公共关系部门都关心着同样的一些问题，毕业生对于教育机构的回馈是否跟教育机构的吸引力有关系？跟什么样的吸引力有关系，是学校提供教育的客观质量呢，是学生自己的未来机会潜力呢，还是学生个人良好的体验呢？明白问题的答案也许可以让社会和学校真正转变观念，平时针对在校生多做些扎实细致的工作。

    目前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的观点可能是，大学的吸引力就是学生对于自己在大学里接受教育后所获得的回报（即时的、短期的和长期的）是如何评价的，并且根据自己的评价采取行动。例如捐赠学校就是一种积极的回馈行动。

显然国外的著名大学给予学生的东西，看起来就是比国内大学要多一些。再加上中国的特殊国情导致海外归来者有许多的优惠条件，使人们切实感受到国外学习经历具有更高的价值。上面提到的捐赠案例，也是因为海外学习经历赋予了海归商人身份并形成了创业机会，创业成功之后想起来回报一些也是很正常的，何况本身就是从事虚拟经济事业的，通过舆论宣传对于自己的事业反过来也很有帮助。

通过联系对比国外大学的情况，笔者也思考了国内大学认同与之形成反差的部分原因。早期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在遇到就业市场严重挑战之前，他们虽然通过接受大学教育获得了较好的职业发展回报，但是由于大学都是政府办的，学生进入大学是接受统一的社会选拔，毕业又是社会统一规划的，这些似乎在学生看来都跟学校没有关系，是他或她从社会应该得到的。这种心理状况始终存在。于是国内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学生自己即使获得了回报但是不会感激学校，如果学生遇到了一些社会挫折，就归咎于学校。

由于国外大学具有相对独立的办学地位，除了大学自己争取到的民间资源之外，在国外本来是属于国家福利那一部分的资源因为是由大学具体地、细致地操作实施的，实际在心理上被学生看作是学校给自己提供的福利。而在中国则恰恰相反，有些由学校提供的福利和帮助（当然这个不是普遍现象但不是没有，例如有的高校为学生提供免费的米饭）却被习惯性地看作是国家普遍的福利。如果学校不刻意加以宣传，学生可能会受之泰然而不理解学校的付出。

当然国内大学自身也有许多问题，不过一些问题是有特殊背景的。例如重视整体和集体的文化，使得学校长期对于学生个体的关注是不够的。学校管理层过于注重自上而下的规范性管理是长期存在的问题，教师尚且被动，何况学生。笔者曾主张大学里要整理历史经验，建立和利用习惯法来处理学校之中的事务，而不要都公事公办地按照各类组织都适用的行政约束方式来处理问题，这样做并无多大坏处，而好处就是每个大学自己独特的文化能够建立起来，其中生活的人都能够尊重并自觉地接受惯例的处理方式，教育意义可以深达心灵。

国内文化传统也是导致问题的原因。要让国人感激，实在是有点困难。很多该感恩的事物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许多人觉得既然强调社会的作用，那么个人从社会（除家庭血缘以外）获得的就是个人无条件应该获得的。得到了不感激，没得到就骂娘。这种“集体理性”的传统在复杂社会背景下造成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多。例如曾经有这么一个事，国内有个大学老教职员临到老了，信仰了宗教，到他去世的时候不要学校组织去追悼而只要教友去陪伴，很多组织中的人觉得难以理解，实际也很简单，这并不是排斥组织的不良行为，也就是个人情感难以归宿到正式组织的理性程序之中罢了。因此，可以说如果过于刻意突出和强调社会和组织的作用，社会中的个体是难以学会细腻理解和感恩的，感恩的对象只可能是具体的身边对他发生直接影响的人或人群。因此，组织程序替代不了操作细节，操作者和操作细节上才能见到实效。即使是明显的组织性行为，在大学的具体操作中也可以适当淡化集体理性，而更加重视委托操作者与对象之间的细腻互动，建立起一些非正式的关系和个人之间的情感。

三

大学的吸引力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现在人们感兴趣并谈论得比较多的，只是个人从大学经历获得的回报、个人对于回报的评价、个人评价之后的行为尤其是经济行为。这样一来，许多具体细节因素就被忽略了，例如人们回忆起在大学里的各种经历和感受，除了大学是否帮助过他就业之外，许多人可能会谈及大学里是否给过他细微的关心，大学里是否允许他有个性发挥的余地，大学里教师是如何以身作则做人的，大学里同学之间的关系是否可取等等。

西方一直以强调价值观自居，实际就是个人的多元价值取向能够得到承认。中国的价值观的确比较单一，常常不左即右，要么不讲利益，要么只讲利益，因此社会舆论导向在大学吸引力讨论上，就是集中在某个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是否在社会上取得了突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一所大学出来的都是名流，无论他们对于教育回报的认识和回馈教育的价值观念如何，都肯定会有不少人做出捐赠教育的行为。毕竟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谁不愿做留名后世的事情。因此如果一些还不错的国内学校觉得捐赠不够多，那主要的原因相信普遍会被认为是毕业生中成功人士还不够多。

那么有无一般性的因素会关系到大学的吸引力呢，即使这个大学并不那么出名？笔者偶有粗浅的看法，国内外有吸引力的大学应有的生态环境，是教师骄傲，而学校管理组织谦卑，并用百年不变的基本价值观来树立教师和学生可接受的文化。教师为什么需要骄傲而不是谦卑呢，因为虽然学生在教育市场中逐渐成为了消费者和顾客，但是学校需要有教师的权威性，如果一味地迁就学生，学校就没有秩序了，办学就不符合规律了，只不过教师的权威靠的是人格因素、文化的传承以及习惯的力量，而不是正式组织和管理措施赋予的威权。

学生当然要跟教师一样骄傲，还要创造条件让他们感到骄傲和自信，而不是让他们总感受到被动和失败体验。在压抑状态下发展起来的青年，无论在家庭还是在学校里，当他们回想自己的经历时，往往会抑制他们对于家庭和学校的感激之情，而是伴随着不愉快的情绪，那么这就会极大地影响他们对于自身经历、所获得的教育回报的评价，也就对其适当的回馈行为产生负面影响。人毕竟除了理性，更多的是情感和情绪的个体，特别是在个人做出评价时更是这样的。当然，个体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学生会更多地依靠情感来做出评价，有的人也许会按照理性逻辑来做出评价。但无论如何，关注学生在理性认识和发展过程中的情感需求，是必须要加以深入思考和关注的事情。

学校管理者抱持谦卑不是自甘下流，而是在教师骄傲和学生骄傲之间发挥缓冲作用，是尊重传统文化和习惯的中介力量。由此看来，学校管理者无论职务高低，还真不能以官员自居，要体验做官的感觉还是去政府部门比较好一些，要体验决断的感觉还是去企业部门比较好一些。

其实，吸引力危机不仅是学校和学生之间才存在，全社会都存在这个问题，中国在从传统型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发展了理性，同时也丢掉了故老相传的情感互动方式和联系基层的行政传统，再走回去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在新的理性基础上发展新的感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发展的眼光去看，目前出现的很多问题有它的必然性，在负面中也有积极的因素，可以被看作是国内人士思想观念和行为转变前的必要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