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晃着吃完午饭，照例买了份《参考消息》，瞅了两篇跟朝鲜半岛有关的文章“朝鲜半岛危机根源在美国（俄媒文章）”和“朝鲜半岛局势成绝佳教学案例（今日美国报）”。

   前一篇文章提到“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继续升级。多数媒体只是描述朝鲜如何好战，并没有分析半岛冲突急剧尖锐化的根源，甚至断言平壤是所有灾难的罪魁祸首。因此十分有必要研究‘朝鲜问题’深层次的真正原因。”用事实证明了朝鲜半岛不稳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不打算与朝鲜和平共处，而是要消灭这个国家”。实觉分析在理。

   后一篇文章提到“朝鲜半岛冲突为国际关系学生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案例”，其中第4点讲到“新闻媒体有时抓不住要领。当事情在新闻上闹得沸沸扬扬时，不一定就意味着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想到今天媒体信息铺天盖地的阵势，觉得有理。

   不知怎的，看了两篇文章忽然就联想到纸质书的生存问题，还有信息和书的问题，还有开放获取的问题。许多热点一出，新闻媒体报道不可谓不沸沸扬扬，但太多信息的背后我们看不到原因，我想这恰恰是报纸之所以为报纸的原因，也是报纸之所以可以转换为app等更适宜于信息传播的载体。

   更令人遗憾的是当热点出来的时候，还有“沸沸扬扬”的书的产生，无论多么伪装地像是在解释“为什么”，还是无法掩盖满篇“是什么”的信息累积。就一些社科类的知识而言，今天我们早已不缺乏信息，我们所缺乏的是对为什么的解读。与科技出版领域所说的“获取危机”相比，社科领域更缺乏的是“解读危机”，这就陷入了一个困境，在中国越是试图将开放获取引入到社科领域，“解读危机”就愈加严重。本来你少一些书，我或许还能勉强解读清楚，你书一多，而且标题一个比一个炫，还都开放获取，这下好了，我更解读不清楚为什么了。况且这些书都是合格出版社合法出版的。这里面至少反映出两点问题：一是社科必须要有一个普及问题意识的工程，专家写书应该解释一个为什么。二是社科出版社需要有一个把关“为什么”的普及工程，如果一本书解释不出一个为什么，可又被出版，无论是放在实体书架上还是虚拟书架上，无论是通过怎么样的复合出版模式把内容多终端跨平台自适应地传播出去了，不还都是加重了解读危机了吗？如果社科的作者都是在努力帮我们解释为什么，那从使用与满足理论的角度去衡量我们就太满足了。如果出版社都是努力在把关“为什么”，我读者认准你这家出版社能给我讲清楚“为什么”的书，那比认准一个作家又满足多了，毕竟你还能帮助我筛选出好几个能讲清楚为什么的专家。今天活跃在社科领域相对优秀的出版品牌好像都是比较能讲清楚为什么的主，他们活的很好，这跟是不是“数字出版”、“数字化出版”、“出版数字化”没啥本质关系。

   但明眼人一看，这两个问题要解决任何一个都似乎很难，对于第一个，怎么来强化问题意识？怎么去解决束缚人们思考为什么的负担和枷锁？负担可能包括时间压力，经济压力还有种种压力，每一种压力怎么解决？枷锁包括哪些，又分别如何解决？对于第二个问题，怎么来强化人文社科出版社把这个关的能力？这里面就有几层问题的说清楚，首先是出版社能不能把，有没有把的权利？哪些作者的书是把关出来的，哪些不是把关出来的？其次愿不愿意把关？出版社可能会权衡比较，找到这种作者的难度多高？（要是在中国得挖地三尺找，那成本太高）我怎么让读者知道我这儿是能解释清楚问题的，可能会是长期的过程，那需要多久？别人不解释为什么的也不就堂堂正正以“书”的名义出去了，万一我的销量还比不上其他书，那怎么收回成本？上述两个问题会很自然地牵涉出第三个问题，环境和规则的制定。制定规则的目的是激励具有正外部性的社会行为，当我们的高等教育能以质为考察目标，从教育者到教育的产成品（研究生以上）以研究真问题为导向，他们的产物（作品）含金量就会高，对出版社来说就有充沛的源泉；当我们对图书环境和规则的维护是以保障同类出版主体公平竞争为前提（也许并不必然是完全充分竞争市场），纵然有的品牌积累会需要耗大量的资金，良币终究是会逐劣币的。

   以上扯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