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于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中心论的艺术史家很少注意到，宋庄成为一个现象跟这里的艺术行为的场域特征有关，即艺术家、批评家、收藏家、投资者、媒体人等等以共时态多元互动的方式在一定情境下进行的资本交换最大限度地扩展了艺术行为的言述能力。这一场域性意味着我们现今对于宋庄现象的考察需要一种艺术人类学的视角，秦竩的宋庄研究采取的就是这种工作方式。

以宋庄的民营美术馆作为田野的作业对象，这一选择充分显示了作者的场域意识，因为与公立美术馆不同，宋庄的民营美术馆自一开始就采取了明确的场域运作原则，那里不仅是艺术作品和艺术行为的展示场所，而且是策展人、艺术家、批评家、艺术消费者直接进行谈判和协商的地方，是符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交换场，也是不同艺术体制的竞技场。在此，场域作为一个认识论原则并不只是描述性的概念，而是要体现为对对象的操作程序，例如艺术家的交往方式和群体习性、艺术批评的知识生产和资本交换、展览的作品阐释和市场指向，等等，都离不开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和协商博弈。场域意识意味着我们对所有这些方面的考察都应当在多元互动的原则下进行。这一点在本书作者的章节结构中已经有明确的显示。

最近十多年，艺术人类学或艺术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这尤其体现在地区或地域艺术以及民间艺术的研究中，但秦竩的这本书在两个方面深具特色。

首先是研究对象的选择。宋庄虽然地处北京郊区，但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生产中心，它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而它自身也一直处在变化当中。相对于艺术人类学更倾向于选择历史已经相对静止的作业对象而言，秦竩的选择无疑是有风险的，也许是为了规避因对象的变化而导致研究失效的可能性，她把焦点集中到了宋庄的民营美术馆上，这一可见的场域虽然也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发生主体更迭，但美术馆的场域操作却有着相对的稳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研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其次是理论框架的使用。与艺术人类学更多局限于在田野作业基础上进行实证的材料分析不同，秦竩的研究对当代理论给以了十分积极的回应，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和场域理论、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社会学的交往理论在此构成了作者处置材料的基本框架。其实，作者应该进一步引入格尔茨的“厚描”对研究对象进行个案分析，这样可以使理论和在地经验更好地结合，让理论落到实处。

总体上而言，秦竩的研究可视作一次有益的尝试。

吴琼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2018.05

“中国·宋庄”几个大字赫然立在北京东四环通州区宋庄镇入口，就好像“中国·北京”一样，这种书写方式是一种具备象征意义的身份标识，只不过，宋庄不是北京，它跳过了省市区县的层级，从“国”直接跃到了“庄”。一个普通小镇怎样才能得此殊荣？

远望宋庄，不过是平凡的北方小镇。坐落在北京东面有着“大睡城”之称的通州边缘，距离国贸商圈约30 公里，由至少三趟公交车和一条轻轨延长线连接着，从国贸乘坐轻轨或者公交，需要约40 分钟就可以到达宋庄。宋庄镇紧邻首都机场，属于机场周边经济带区域，这里和所有的北方小镇一样灰头土脸，沙尘暴和雾霾时常光顾，市政设施尚不完备，乡间土路和水泥路混合交错，有不知名的工厂和厂房，有成片的蔬菜地和果园，还有满街的鸡蛋灌饼摊和“三蹦子”。它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北方小镇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宋庄”，靠的是一群不平凡的外来移民——中国当代艺术从业者。这群人到宋庄已经20 多年了，他们有的在这里安家落户，从移民一代发展出了原生地二代，他们的孩子在宋庄出生、长大；有的是宋庄的“候鸟”，天气好了飞来小住，天气冷了飞到别处；有的已经成了宋庄的一部分，他们在这里兴建美术馆、展厅、画廊，或在这里开店，或在这里举办美术展 。尽管这些“洋气”的当代艺术和“土里土气”的宋庄在画面上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它们经年累月还是融合在了一起，合成了“中国·宋庄”。

当代艺术自20 世纪80 年代起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迄今已30 年有余，历经一时的高调转为低沉，再到艺术市场的疯狂热捧，当代艺术就像离离原上草，枯荣不败，春风又生。是什么让当代艺术在中国如此迅速地生根？场域的对应实体是一切存在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宋庄，也没有中国当代艺术的繁荣。布迪厄阐释了艺术的场域如何赋予艺术以权力：首先是划分界限的权力，然后是自我建构和发展的权力，因此，中国当代艺术场域使得当代艺术得以在中国生存。可它又是在何时何地形成的呢？构成场域的必要条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这个场域是如何运转的呢？各个部分是如何协作的？一切的疑问都必将从场域的建构实体——宋庄来刨析。

宋庄的当代艺术从业者们为何选择宋庄？他们是如何聚集在这里的？这些问题的答案要从他们之间的交往关系说起。当代艺术从业者之间的交往并不是单纯的点头交或是酒肉朋友，入住宋庄的当代艺术从业者的交往至少有三个层次：生活上的、艺术上的和精神上的相互认可。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不是先验主体创造的，而是人们交往的产物，即社会是由交往建立产生的。艺术群体的聚集正是印证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说，他们在宋庄的聚集因交往而起，也因交往而长久。交往是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建立社会关系的沟通模式，它有着一股神秘的凝聚力，把人连接成群体，让有共性的群体发挥出更大的力量。宋庄能够成为一个新兴艺术场域的对应实体，它如何通过交往影响了场域的建构？这个场域内外的交往都有哪些方式？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又如何影响了场域的运转呢？历经20 余年的宋庄艺术区具备了考察这些问题的条件，也从一个特殊的环境背景下验证了哈氏交往理论的真实性并填补了其不足。

宋庄的交往最值得探究的是“艺术交往”与“精神交往”的相互依存，它有别于生活交往，更持久也更具有凝聚力，它是一种非实体的存在，但又必须通过实际的行为在生活交往的表征下达成。这些交往行为的内在一致性是通过宋庄的长期聚集统一起来的，这种内在的凝聚和表征的聚集互为因果，使得宋庄的交往带有一种特定的形式与意义对应的仪式性，这一点将在后文的章节中进行讨论。

场域的建立依赖交往，凭借知识权力来支撑。交往生产并传播知识，为场域建构提供了基石。对于大多数的受众来说，如米歇尔·福柯所关注的社会边缘“冷知识”一样，当代艺术的知识是看似众人皆知实则难以理解的冷门，这些艺术“冷知识”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它们如何通过交往来加固场域？如何由场域自内而外地传播？又怎样扩大了场域的权力范围？

这些问题将借助福柯的知识权力相关内容来阐释，进而探讨当代艺术对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意义。

本文拟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中国最大的当代艺术区——宋庄进行研究，通过对宋庄艺术区的解刨来分析上述的现象并探究问题的实质。宋庄艺术区自20 世纪90 年代前期伊始，作为以当代艺术为特色的社区，它历经了从中国当代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被国外认识到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繁荣发展的30 年。宋庄，与中国当代艺术同呼吸共命运的地方，从一个普通平实的北方小镇一跃成为国际知名当代艺术区“中国·宋庄”，这是一个奇迹。宋庄没有滋养艺术的原生资源，也没有高等艺术院校的入驻，能够勉强算作优势的仅仅是相对低廉的房租和与北京不远不近的距离。当代艺术和宋庄的结合是一个随机事件，宋庄通过交往汲取到必要的资源和争取到发展的机会，通过交往使当代艺术为人所知并实现了各种层级的展览，通过交往占有新兴的艺术市场，等等这些环节建构了中国当代艺术知识体系，宋庄在此意义上可以视为中国当代艺术场域独一无二的对照实体。

对于宋庄的学术性研究不多，大部分是针对宋庄发展方向的关注，人类学方向的较为深入并于本文有参考价值的研究仅有两两篇人类学硕士论文，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宋庄的低收入艺术家群体。针对我国民营美术馆的研究则多从博物馆运营角度出发，以盈利为主要研究方向，较为单一。国内的艺术区研究多从文化产业发展方向展开，功利性主导非常明显。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又以艺术批评为主，极少关注艺术区的建构和发展。因此，本文的书写至少具备以下三重意义：第一，率先从艺术人类学角度研究中国当代艺术场域建构及发展过程；第二，立足于中国当代艺术场域观察艺术从业者的交往及其效果，分析艺术资源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习惯；第三，用宋庄作为艺术人类学的新案例，探讨中国当代艺术知识与社会权力的关系，将艺术的客观实在同艺术的形而上联系在一起。

序
前言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宋庄的意向
第二节 研究综述
第三节 三重解读的构想
第二章 从宋庄到当代艺术场域的建立
第一节 由艺术乌托邦到艺术区 
第二节 当代艺术的风格与习性 
第三节 中国当代艺术场域建模 
第四节 群体习性与艺术区发展
第三章 当代艺术的交往行为及宋庄特色
第一节 当代艺术的交往语言 
第二节 艺术从业者交往行为 
第三节 艺术交往的模型结构
第四节 当代艺术交往行为分析 
第四章 中国当代艺术知识与权力
第一节 中国当代艺术知识储备 
第二节 制度、交往和知识积累 
第三节 残缺的当代艺术知识体系 
第四节 艺术权力与知识发展方向
第五章 结语：宋庄启示录
第一节 艺术区的发展模式分析 
第二节 艺术交往的方式与策略 
第三节 艺术知识的生产和发展 
第四节 艺术区与当代艺术的终结
参考文献
附录
附录一 宋庄艺术场馆示意图 
附录二 艺术家调查问卷 
附录三 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访谈提纲 
附录四 全国艺术区概况汇总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