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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年底开始,中国科学院推出面向在学研究生的创新案例系列讲座。已经在北京、合肥、上海、长春、哈尔滨等地举办了9场。吴文俊、李振声等15位院士和3位研究员先后作了报告。中国科学院京区党委组织力量根据录音对这18位科学家的报告精心编选,整理成《创新改变世界:18位著名科学家的创新故事》一书。今日选取吴文俊先生于2003年年底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所作的报告,来共同聆听这位著名科学家的创新故事,原文标题为《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在中国科学院举办的创新案例系列讲座上,作这个报告。我出生于1919年,正是“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一年,我国很多思想家和有识之士,提出了反帝反封建和科学救国等种种主张,这些主张影响了我的一生。我的科研工作,可以说就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之下进行的。
另外,成败决定得失,认识也有过程。在我的工作过程中,外界的种种影响在我的思想上、认识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我的科研工作,也经常发生变化。趁这个机会,把我的科研工作作一个总结,把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向大家报告,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
科学研究,首先要确定比较有意义的方向,其次要仔细考虑研究方法。
我开始科研工作,是在1946年的夏天。在这一年,我认识了当代的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陈省身先生在那个时候才30多岁,可是由于他在数学上的突出贡献,已经成为举世闻名的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当时主持中央研究院的数学研究所,他把我吸引到他的研究所作为实习研究员,也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研究生。我在陈省身先生亲自指导下,体会到做研究工作首先要确定比较有意义的方向,其次,在方法上也要仔细加以考虑。当时数学的一个主流方向是拓扑学,特别是拓扑学里面所谓纤维丛、示性类这两方面的研究工作,陈省身先生有巨大的贡献,影响着整个数学的发展。我在陈省身先生亲自指导之下,到1947年春,给所谓Whitney乘积公式一个简单证明,这是我在科研道路上第一个比较有意义的工作,这完全是在陈省身先生亲自指导之下进行的。
科学研究应有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必须重视交流协作、重视自由思考,甚至不拘一格。
1947年秋天,我去法国留学,先后跟着两位老师,一位是Ch. Ehresmann,一位是H. Cartan,两位都是在全世界有名的、对数学影响巨大的Bourbaki学派骨干人物。除了两位老师以外,我还跟R. Thom博士进行合作。当时我跟Thom先生都在法国的边远地区,到1949年秋天我到巴黎,与H. Cartan先生进行研究,同时跟Thom先生的合作还在继续进行。到了1950年的春天,我们的合作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一方面,Thom先生证明了ST-WH示性类的拓扑不变性,另一方而,我引进了新的示性类V,它的定义是VX=SqX,这种示性类后来被称为吴示性类,并证明了ST-WH示性类完全可以用吴示性类明确表示出来,就是W=SqV,这个公式后来被称为吴公式。Thom与我合作所得到的这些成果,在拓扑学上面引起相当大的反响。
Bourbaki学派
同时在法国也出现了许多拓扑方面突出的进展。从1950年以来,引起了某些数学家所称的拓扑地震,使得法国就此成为世界拓扑学的研究中心。这些工作突出的年轻人里边,有这样一些人:J. P. Serre先生,他在1950年在求上同伦计算取得突破,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因此,他在1954年获得Fields(菲尔兹)奖。我们大家都知道,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挪威设立了Abel(阿贝尔)奖。Abel是数学家,27岁就去世了,他因在数学方面贡献杰出,已经被公认为19世纪为数不多的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Serre先生由于1950年的研究工作以及以后一系列在数学上各个领域的杰出的成就,获得了第一届Abel奖。另外一位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Thom先生,他在1950年证明流形ST-WH示性类拓扑不变性,另外在1954年创立了协边理论,后者引发了数学里面微分拓扑学这一学门。因为这些工作,Thom在1958年获得了Fields奖。20世纪70年代,Thom又创立了奇点理论与结构稳定性理论,对世界数学的发展具有很重大的影响。他在2003年去世。还有一位值得称道的是A.G.Rothendieck,他在数学上的知识非常广博,被法国人称为数学上的百科全书。他创立了K理论、Scheme理论等,在1966年获得Fields奖。法国由于这些杰出年轻人才的出现,自1950年以来,成为世界拓扑学的研究中心,而且也使得Bourbaki这一学派变成全世界学习的对象。
前面提到的Serre是核心人物。Thom虽然是Cartan先生的学生,但是他并不同意Bourbaki学派的思想方法,他与Bourbaki学派的道路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Bourbaki学派被全世界所学习、推崇,我从在法国学习的过程中得到这样的体会,即学术应有比较宽松的环境,必须重视交流协作,必须重视自由思考,甚至不拘一格。在这样的一种宽松的学术环境之下,法国就出现了许多具有创新思维的杰出人物,使得法国人才辈出,变成世界敬仰的数学的中心。
在数学上,所谓难的、美的,不见得是好的;所谓好的,也不见得就一定是重要的。
在跟陈省身先生学习和在法国学习的过程中,我对数学产生了这样一些认识,即在数学上,所谓难的、美的,不见得是好的;所谓好的,也不见得就一定是重要的。这个“重要的”怎么样来衡量呢?主要是看它对整个数学影响是怎么样的。这个影响有广度,有深度,还要考虑持久度。我记得我在法国留学期间,跟我合作的Thom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法国的国家博士学位要求是非常高的,博士论文的内容在当时是非常有影响的,可是这些博士论文在50年以后,还能经常被大家提起,这种论文是为数不多的。所以你要得到一个持久程度的影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个地方,我再顺便提一下,前面提到Bourbaki学派影响非常之大,在20世纪50年代,是全世界学习的内容,是被全世界所学习,所推崇的,可是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趋于衰落。这说明即使影响如此巨大的Bourbaki学派,在思想方法上,也有值得推敲之处。我们经常会看到社会上出现某种热门,大家热衷于这一种新的论文方向,我想给一些同志提个醒:这种情况是一时的,这种大家都热衷于跟随它的情形,是不是能够持久,应当思考一下。
(本文摘编自郭传杰、方新、何岩主编,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创新改变世界:18位著名科学家的创新故事》,《吴文俊的学术人生Ⅱ》同期在科学出版社微信发布,敬请关注。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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