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

 

张立生

 

     摘要  1950年代的石油普查导致了大庆等油田的发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几十年来，人们都说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是部署全国石油普查勘探工作的理论基础，是按照李四光“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的指示进行工作，从而发现大庆等油田的。在经过了大庆油田是在陆相生油理论指导下发现的短暂波折以后，地质力学理论指导石油普查工作的说法似乎又占了上风。但历史的事实是，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前，李四光从来没有说过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之类的话。为了证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是石油普查的理论基础，人们甚至借助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当时的记录”。另一方面，真正为那时中国的石油普查指明了方向的是与李文几乎同时发表在同一刊物上的谢家荣的《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然而人们却从来不提这篇重要文章及其在石油普查工作部署中的指导作用。地质力学根本不是导致发现大庆等油田的石油普查工作部署的理论基础。谢家荣的《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才真正指导了那时中国石油普查工作的部署。

关键词  李四光 地质力学 石油普查 非理论基础 谢家荣 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 石油普查方向

 

一 引言

 

大庆油田发现真相的争论已经持续许多年了。这许多年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大庆油田是否是在陆相生油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工作而发现的，二是大庆油田是否是按照李四光“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而发现的。笔者已经已经论证了大庆油田不是在陆相生油理论的指导下发现的 [张立生 2009]。那么，大庆油田是按照李四光“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而发现的吗？或者说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是导致发现大庆等油田的石油普查的理论基础吗？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先后在1974年 [新华社记者1974] 和1977年 [国家地质总局理论组 1977a，1977b] 发表文章，宣称李四光根据自己独创的地质力学，经过多年调查研究，全面系统地论证我国寻找天然石油的广阔远景，特别是东部新华夏沉降带有良好的生油、储油条件，提出在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开展石油普查的意见，从而发现了松辽、华北等油田。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地质之光》[徐迟 1977]，进一步将李四光用地质力学理论发现大庆油田的说法传到了千家万户。

对此，黄汲清先生在1978年1月11日再次上书邓小平，指出“所谓用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找到大庆等油田”是“不符事实”的。[中国地质学会 2004，页128－133]

黄汲清先生上书后，国家地质总局按照有关方面的指示进行了调查。同年5月27日总局依据调查组写的调查报告，立即向中央写了调查结果的汇报。

这份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总局调查报告”）宣称：“李四光同志于1934－1935年在英国讲学，他在1939年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一书中指出，我国东部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例如华北地区‘可能揭露有经济价值的矿产’”，“建国初期，李四光同志根据他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分析了石油形成的基本地质条件，深信我国具有丰富的天然油气资源”，并以所谓“当时的记录”证明李四光在《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远景》的报告中指出了新华夏沉降带的含油远景[①]。[赵文津 2006]

1978年9月9日，国家地质总局将这个“总局调查报告”下发给“各石油勘探指挥部、贵州、广西、青海、山西、吉林、西藏地质局，各石油普查、物探、研究队”，“供领导干部和主要技术人员参阅”[②]。从此，各种各样的人物便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反反复复地宣传说，李四光依据他的地质力学理论推定，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赋存有油气，因而要“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地质部当年就是按照李四光部长的这个指示来部署石油普查工作的。[中国地质学会石油地质专业委员会 1982；陈群等 1984；石宝珩、张抗、姜衍文 1999；何善远 2006；赵文津 2004a；2005]

2007年底，一本名为《院士与创新》的书出版，李四光“论证了新华夏体系沉降带有良好的生油、储油的条件”，“提出了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等地开展石油普查的意见”[张乐勇、张卫东、王树勇、蔡廷勇 2007] 更成了院士的“创新成果”。直到2009年10月，《我为祖国献宝藏——国土资源系统院士画册》对李四光的介绍仍然宣称“他开创的地质力学理论是部署全国油气资源普查勘探的理论基础”（见该书页3）。

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果真是1950年代部署我国石油普查工作的理论基础吗？或者说，1950年代我国的石油普查工作果真是按照李四光“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或“到新华夏沉降带找油”）的指示部署的吗？地质力学果真是发现大庆等油田的理论基础吗？

 

二 大庆油田发现前李四光的著作中有

“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的提法吗？

 

按照“总局调查报告”等文章的说法，李四光1930年代在《中国地质学》中和1954年在《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远景》的报告中都有“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的说法。按照《地质之光》的说法则早在1933年的《东亚构造格架》中，李四光就指出“新华夏体系的沉降带，既生油，又储油”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1．李四光的《中国地质学》中有“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的说法吗？

为了准确理解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The Geology of China）中关于在新华夏地槽中的华北平原下有可能发现石油的论述，本文作者将李四光关于新华夏地槽的整节论述 [李四光 1939] 翻译如下：

“3. 新华夏地槽和地背斜

“审视任何一张现代东亚略图我们都必定会注意到明显的陆块、海槽分布。花彩弧状的日本列岛是一条弧形陆块的浮现部分，它构成了东亚大陆的现行边界。在此陆块的前面，在太平洋边上，伸展着一条前渊，其最深的部分是著名的塔斯卡罗拉。在它的西边展布着显然呈地槽形式的日本海、黄海和东海。看来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列岛构成了存在于东亚最外面、像古华夏一样的地背斜，尽管整个来说大大缩小了。

“黄海和东海中沉积了由几条大河从大陆上冲下来的巨量物质。因此，正如水深测量所揭示的那样，其海底的形状并不显示地槽式凹陷底部的真实形状。日本海的情况是另外一种样子。在这部分海槽中，现有的海图通常都显示出海底的坡度在日本一边明显地比较平缓，在大陆一边陡得多，即在锡霍特山脉的前面延伸到朝鲜的东北海岸。南满地文发育的观察有助于说明，近代在它的西边，沿着辽河流域的边界发生了非常轻微的抬升，如果实际上不是凹陷的话。但据报道比较显著的抬升是通过沿南满海岸的上升海滨和河流阶地记录到的，如同我们向东追索到它们一样。尽管缺乏有关的资料，但将锡霍特山脉、满洲东南的高地、辽东半岛，或许还有山东地块（包括半岛区）看成是另外一个现代的地背斜（它像日本地背斜一样其东翼变陡）可能是合理的。中国东南的山地构成了另外一个地背斜，它与北边的地背斜相当，虽然可能并不连续。

“业已指出，日本海、黄海和东海构成了一个地槽，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外新华夏地槽。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内新华夏地槽。这是一个很长的地槽，它从北满到扬子江中游地区斜穿中国。这个地槽现在只有一小部分淹没在水下，形成北直隶湾即渤海湾。在华北平原，地槽中的沉积物可能有好几千英尺厚。除地表盖层外，目前对它什么也不知道。在天津打钻已经证实，在现今海平面以下深达500多英尺的地方有淡水沉积物。另一方面，有些河流当其从北平西边的丘陵地区往下流的时候所表现出的回春作用又表明，沿着山区有相对的上升作用。这样可靠的证据足以消除对地槽的这个部分及其西边伴随的地背斜正在生长的任何疑问。沿着松花江-辽河流域、华北平原和扬子江中游到处都能找到这类事实。由于它们都在一条线上，它们的西边都是陡峭的大山前沿，具有大体上相同的走向即北北东向，目前可以把这些洼陷看成是一种地槽地貌。简直没有必要再说内新华夏地槽具有与外地槽和日本地背斜完全相同的走向了。

“内新华夏地槽西边的山脉以最新地背斜的形式矗立在内陆前面。这种地形非常简单，然而还是非常显眼。它由大兴安岭、太行山、长江三峡山脉、贵州高原东界以及可能还有广西的瑶山组成。要不是为巨大的东西向山脉带所阻断，这些山脉就构成了一条连续的障碍线。在对中国的比较显著的构造特征进行综合解释的时候，李希霍芬清楚地认出了大兴安岭和太行山具有同样的特征，但他没有看到它们进一步向西南方向的延伸。

“值得注意的是内新华夏地槽，至少是其北部现代的沉降，和与之相伴随的矗立在西边的地背斜部分的上升。这并不是说这些地形只是在现代才开始发育的。它们有着悠久得多的历史。满洲平原中未受变动的地层，含有属于Phladophoridae的硬鳞鱼，说明该地槽在白垩纪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嫩江流域有厚愈500 m的、经受了褶皱的下白垩统页岩，说明该地槽的北端在晚白垩世或白垩纪后受到了扰动。在扬子江中游，到处都有很厚的红色砂岩、页岩和石膏层。在鄂北开采了石膏层；而在新安中部，这些含石膏的红层含有鱼化石。它们很可能属于白垩系。因此，我们有证据证明，在白垩纪时期，在新华夏地槽的南部和北部都有内陆盆地发育。看来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我们在华北平原内打足够深的钻孔就会穿到白垩纪的沉积物。在该平原内勘探，比如说用地震法，有可能会发现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矿床。更有说服力的是，沿着位于此地槽西侧的地背斜有强烈的侏罗纪和白垩纪运动。”

    这就是被无数人在无数场合引用来说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中曾经说过“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的那段文章的全文，也就是那本被人吹为“只印了两千册”却“使我国从贫油国一跃而为拥有大庆、大港、胜利等油田的富油国”的“地质著作”[陶同 1988]中有关新华夏沉降带和石油问题的全文。

    读者可以看出，李四光先生在这几段文字中主要讲的是东亚地区的地形分布和地质构造特点，指出日本海、黄海和东海构成外新华夏地槽，而内新华夏地槽从北满到扬子江中游地区斜穿中国；着重论述了内新华夏地槽即中国东部的地形与地质构造格局，指出内新华夏地槽在白垩纪时期有内陆盆地发育，扼要描述了白垩系的特征，并在最后明确指出，在华北平原内勘探，“可能会发现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矿床”，这里所谓“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矿床”因为说的是“用地震法”勘探，人们可以理解为石油。

因此可以认为，这段文章的最后几句话告诉人们在华北平原下有可能蕴藏有石油。但仅此而已。它根本就没有什么“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的说法。为了让读者充分理解，这里将这几句话的原文扫描如图1。

图1.李四光《中国地质学》中关于华北平原下可能有油的论述

 

然而，很有意思的是，李四光这段话中的关键话语在“总局调查报告”中却被翻译成了“我国东部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例如华北地区‘可能揭露有经济价值的矿产’” [③]。[赵文津 2006] 经过这样的翻译，就变出了“我国东部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有石油”，华北只是举的一个例子了。读者只要看看李四光的原文，就会明白“总局调查报告”是如何曲解李四光的。

有位“地矿史专家”2002年11月3日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举行的“天地生人学术讲座”第513讲中对听众说，对这段文字“原来的翻译有点问题”，“过去说是在华北平原内打足够深的钻孔就会揭露出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石油）”，“实际有重要的遗漏”。有什么“重要的遗漏”呢？接着他念了“Thus, both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part of the Neocathaysian geosyncline”，说是“翻译应该是两者，就是新华夏沉降带的南、北两部分，而不只是华北平原，这是过去的重要遗漏！”，因此，他断言“过去的译文没有准确表达李先生的思想”；“以前只说华北平原，实际是说新华夏沉降带的两端”，“可以揭露出有经济价值的矿床”。经过这一番讲解和对过去“翻译错误”的“纠正”和“遗漏”的“补正”之后，这位“专家”说“这段话非同小可！”它“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在新华夏沉降带的南北不同部位有白垩系内陆沉积物，可以揭露出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矿床”。在对李四光先生《中国地质学》中的这段文字进行了这样巧妙的编排之后，这位“专家”便“首次发现了”“过去的翻译错误”，“首次发现了”李四光关于新华夏沉降带南北不同部位都有石油的论述。

不仅如此，四年后这位专家在中国地质学史研究会2006年的年会上还声称，只有他这样的翻译才是“正确的”，并且还声言，谁要是不按照他这样来翻译和理解李四光先生的这段话，谁就是“不尊重事实”，就是“用感情代替事实”，就是“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我们敢说，任何一位懂得一点英文和地质而又真正不带偏见的人，都不会像这位“专家”那样来翻译这段文章。

 

2．李四光1954年《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中有“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的说法吗？

《李四光全集》所印《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李四光 1954b]、地质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吕华主编的《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查与发现》所引文字 [吕华 1992，页15] 和石油工业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张文昭主编的《当代中国油气勘探重大发现》[张文昭 1999a] 所收《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都与1954年底《石油地质》第16期发表的《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李四光 1954a] 中有关石油问题的部分是完全一样的，其中关于中国东部石油勘探远景的论述就只有“华北平原与松辽平原的‘摸底’工作是值得进行的”这样一句话。

然而，“总局调查报告”却说李四光在这个报告中指出：“新华夏系构造带的主要凹陷带，对储存石油具有比较好的条件，并首次明确提出‘在东北平原、通过渤海湾、华北平原，往南两湖地区，可做（石油普查）工作’的意见”，“新华夏式的构造带，其主要走向为北18度东，包括太平洋一系列孤岛在内。这里所说的是第一级大地构造，有比较长期的历史发展，其主要凹陷带，对储存石油具有比较好的条件”，“东北平原，通过渤海湾，华北平源，往南两湖地区，可做工作。先从新华夏式的旁边摸起，同时覆盖地区着手摸底。物探、钻探都可以上，看来是有重要意义的。（摘自当时的记录）”[④] [赵文津 2006]

《李四光年谱》的作者在引用李四光的这个报告时，也加了像“总局调查报告”中那样的文字：

“并明确指出：‘新华夏系的构造带，其主要走向为北18°东，包括太平洋一系列孤岛在内。这里所说的是第一级的大地构造，有比较长期的的发展历史，其主要凹陷带，对储存石油具有比较好的条件。

“他用地质力学的观点，详细地论证了我国地质构造特征和可能含油的远景地区，着重指出从东北平原通过渤海湾、华北平原往南到两湖地区是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应组织力量进行摸底。”[马胜云、马兰 1999]

赵文津先生在2004年发表的《中国石油勘探战略东移与大庆油田的发现》中所引还是“3）华北平原与松辽平原的‘摸底’工作是值得进行的（笔者注：这就是1939年文章中提出的新华夏地槽）。”[赵文津 2004b] 虽然加了一个“笔者注”，但原文还是对的。但到2005年发表《李四光与中国石油大发现》时，赵文津先生便将这段话变成了：“3）华北平原与松辽平原的‘摸底’工作是值得进行的（笔者注：这就是1939年文章中提出的新华夏地槽），从东北平原通过渤海湾、华北平原往南到两湖地区是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应组织力量进行摸底。”[赵文津 2005]

但是，人们在公开发表的李四光的报告中却根本找不到“总局调查报告”、《李四光传》和《李四光与中国石油大发现》所引的这些所谓“摘自当时的记录”的话。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所谓的“当时的记录”。黄汲清先生在《我与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勘探》中谈到1955年前中国地质学工作者对在中国东部找油气的意见时，在引证了李四光的这段文字后，有这样有一段话：“最近朱景善同志告诉我，在《石油地质》发表的文章，内容与报告人的原话有不少出入。例如‘3. 华北平原……’这一段，根据当时记录人李部长的秘书段万倜的稿子，应当是：‘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先从新华夏系旁边摸起，同时在覆盖地区着手摸底，物探钻探都可以上，看来是有重要意义的。’两种记录相差甚大。”[黄汲清 1993]

本文作者在《关于李四光与中国石油大发现》一文中曾经有过下面一段评论：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谁也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然而，应该要问的是：1）当初发表李四光先生的文章时怎么可能不核对不同的记录？核对不同的记录时，发现了如此大的差别，为什么要删掉如此重要的文字？2）即或发生了没有核对不同的记录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偏偏使用的又是没有记录下这些文字的记录稿，那么

李先生为什么又没有提出来呢？因为这可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文字。3）这样重要的文章发表前不可能不经过李四光本人审阅（《石油地质》当年发表这篇文章时，并没有“根据记录稿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之类的说明），那么，是李四光先生审阅的文稿中没有这些文字呢？还是文稿中有这些文字而被李先生删去了呢？这些问题没有人回答。大概也没有办法回答。其实也不需要回答。结论只有一个，要么就是当初李四光的报告根本就没有讲过这些话，要么就是虽然在报告时讲了这些话，但在发表时，李四光觉得这样讲不够妥当或把握不大而将其删掉了。即便是后者，那么，人们自然有理由要问，李四光先生怎么可能拿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够妥当或把握不大的论点来指导中国的石油普查勘探呢?

“其实，这里有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常识：任何人所作的报告或讲话，在正式发表之前都会经报告人或讲话人审阅，报告人或讲话人都会对文稿进行推敲，删去他认为不合适的或不够妥当的提法，增加一些他认为在报告或讲话时应该讲而没讲的话，然后付印，因而最后都是以正式发表或出版的文字为准。为了某种需要，不顾再普通不过的常识，在已经发表了几十年之久的文章后面加进想要加的东西，至少是不严肃的。”[⑤]

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总局调查报告”这样严肃的文件竟然也做出这样不严肃的事情来，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

朱景善同志告诉黄汲清先生的这段话，不知是谁告诉朱景善同志的。但是，中央档案馆里的文件拆穿了这个西洋镜，它证明这个所谓的“当时的记录”完完全全是一场骗局。中央档案馆里全宗号196，目录号4，0038号案卷的第一份文件就是李四光先生的“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包括“当时记录人李部长的秘书段万倜”的手抄稿和一份据此打印成文的打字件。正是朱景善对黄汲清说的那段话中提到的那位“当时记录人李部长的秘书段万倜”在文稿前加注说：“本篇是李四光部长于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在石油管理总局的报告，因当时记录不全；兹经李部长亲自改正补充如下。——记录段万倜注）”。

图2就是“当时记录人李部长的秘书段万倜”手写的并有他自己加注“经李部长亲自改正补充”的文本的复印件的扫描件。将中央档案馆里的这个“经李部长亲自改正补充”过的文本拿来与当年《石油地质》所发表的，后来又收入各种文集中的“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的正式版本相对照，人们就发现，原来各种正式出版的版本正是经过了“李部长亲自改正补充”的文本，唯一的差别只是正式发表的文本加了两个小标题（一、引言，二、从西北大地构造型式的观点推论中国石油勘探远景）。其中“似应考虑到下列几点”的第3点就是“3）华北平原与松辽平原的‘摸底’工作是值得进行的”这样一句话。而“总局调查报告”、《李四光与中国石油大发现》和《李四光年谱》的引文中所谓的“当时的记录”的那些话在“李部长亲自改正和补充”的文本中是根本就没有的；不仅在“似应考虑到下列几点”的第3点中没有，而且在李四光的整个报告中都根本找不到。

铁一般的事实证明，“总局调查报告”、《李四光年谱》和《李四光与中国石油大发现》的引文中所谓的“摘自当时的记录”的话李四光根本就没有讲过，是别人强加给他的。想用所谓的“当时的记录”来“证明”《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中有“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之类的说法，是徒劳的。

人们要问的是，“总局调查报告”的作者既然进行了调查，当然知道当年《石油地质》发表的李四光部长的报告中没有“总局调查报告”中的那些话，但他们却要采用正式发表的文章中根本没有的那些话。这是为什么呢？他们怎么可能见到过所谓的“当时的记录”？他们又为什么那么相信所谓的“当时的记录”？他们对“当时记录人李部长的秘书段万倜”手写的、有段万倜加注的 “经李部长亲自改正补充”的文本（这个文本当初就存放在地质部档案室）究竟是“没有看见”呢？还是视而不见呢？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李四光《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中所说的“松辽平原”在1978年的“总局调查报告”和1999年的《李四光年谱》的引文中所谓的“摘自当时的记录”中通通变成了“东北平原”。前后相差20年的两份材料居然在这个名称上错得如此一致难道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更改呢？这是因为，在中国的石油地质文献中，直到1952年，还将现在所说的“松辽平原”叫做“东北平原”[谢家荣 1952]。到了1953年，谢家荣在于北京举行的题为“探矿的基本知识与我国地下资源的发现”的“中央科学讲座”上，从含油远景的角度将其正式命名为“松辽平原”。李四光采用了这个名称，证明他或者听了谢家荣的这个科学讲座，或者读到了1953年6月由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正式出版的该讲座的速记稿 [谢家荣 1953]，并且同意谢家荣的意见。明白了“松辽平原”的这个来历，“总局调查报告”和《李四光年谱》的作者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更改就很清楚了。

最后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李四光与中国石油大发现》一文在李四光所提第3）点“华北平原与松辽平原的‘摸底’工作是值得进行的”后面的一个括弧中所加的笔者注：“（笔者注：这就是1939年文章中提出的新华夏地槽）”[赵文津 2005]。前面说过，在1939年的时候，李四光只是说了华北平原而没有提东北平原可能有石油。李四光第一次提到在松辽平原找油是1954年（这一点连“松辽油田发现的历史过程”[⑥]一文也承认）。但如果按照该文作者在这个笔者注中所说的，华北平原加松辽平原就是新华夏沉降带，因而同时指出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可能有石油就是指出新华夏沉降带可能有石油，也就是“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的话，那么早在1952年和1953年谢家荣就已经不止一次地同时指出过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下可能有石油 [谢家荣 1952，1953]，那岂不是应当说，最早提出并且反复强调“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的，应该是谢家荣，而不是李四光了吗？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吕华主编的《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查与发现》的第一章中有这样一句话：“1956年李四光曾经指出：新华夏系是我国东部控制油气区的主导性构造体系，它的沉降带是很有远景的含油气带。”[吕华 1992，页22] 此话出自何处，没有交代，没有给出参考文献。我们因此特地去《李四光传》、《李四光年谱》和《李四光全集》中查找，希望找到李四光在1956年的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作过这样的指示。很遗憾，根本找不到这样的指示。

 

3.关于李四光的《东亚构造格架》提出新华夏沉降带中有油

徐迟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说，李四光早在1932年就注意到了中国天然石油的远景这个问题，并且“在1933年的《东亚构造格架》一文中，他已作出回答”：新华夏体系的“浅海、平原、盆地”“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天然石油和天然气。”“第二沉降带的松辽平原、包括渤海湾在内的华北大平原、江汉平原和北部湾；尤其是第一沉降带的黄海、东海和南海，都有‘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新华夏体系的沉降带，既生油，又储油。”[徐迟 1977]《地质之光》属于报告文学，不值得评论，但作家却不顾报告文学必须以“真人真事为题材”，“具有新闻特点”的准则[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97]，杜撰“事实”，影响恶劣。翻开李四光的《东亚构造格架》，通篇是对“在东亚表现得最为完好的”“（1）东西向变形带，（2）大陆边缘或接近大陆边缘的地向斜和地背斜，（3）扭动形式”等各种构造形迹的分析 [李四光 1933]，其中根本就既没有提到石油天然气，也根本找不到“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之类的词，什么“新华夏体系的沉降带，既生油，又储油”之类的叙述，完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三 两篇重要文献对石油普查工作部署的影响

 

1.两篇重要文献发表  

1954年，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石油普查的前夜，中国地质界有两篇重要文献发表。这两篇重要文献，一篇是谢家荣1954年6月或7月发表在《石油地质》第12期上的《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图3），另一篇就是前述李四光1954年3月1日在石油管理总局所作的报告，1954年底发表在《石油地质》第16期上的《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⑦]。之所以说这两篇文献重要，是因为第一，在1955年之前，对中国石油远景预测最为全面的文献只有这两篇，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文献对中国石油远景做过如此全面的预测；第二，这两篇文献发表在地质部按照中央的决定负责全国石油普查的前夜，对于指导石油普查的战略选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两篇重要文献都论述了石油地质的基本问题，同时给出了中国石油远景区的预测。

李四光在《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中首先声明“我在这方面很少研究”，“只能够从一般地质构造观点，提出一些有关问题”，然后谈了与石油勘探工作方向有关的两点，即沉积条件和构造条件，最后则指出了中国可能的石油远景区。

文章在谈到沉积条件时说：“大家知道，对于石油生成的沉积条件，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期，同时不是太深，也不是太浅的地槽区域，便于继续进行沉积和便于转变为石油的机会，因为需要不太深也不太浅的条件，所以我们要找大地槽的边缘地带和比较深的大陆盆地。”

谈到构造条件时，文章指出“其次构造条件方面，应该从三方面考虑：即（1）大型构造，如盆地、台地、地槽；（2）中型构造，如断层、节理、片理、小的断层和结构面等；（3）更小的构造，如颗粒的排列方式、孔隙存在的情况，包括用光学和其它适当的方法来鉴定岩石颗粒排列的方向——这是属于岩组学的领域，从这一方面得出的结果，往往对阐明流质在岩层中运动方向有很大的帮助。”

李四光的报告作了一整天，绝大部分内容是对中国西北地质构造的地质力学解读，但根本没有论及地质力学与生油、储油的关系。报告中论及石油的内容就是图2所示的文字。读者可以看出，李四光在本文中谈到石油问题时，正如他自己声明的那样，是“从一般地质构造观点”，而不是从地质力学的观点，提出问题的，文章的内容和提法，甚至所用术语，也都证明它与地质力学毫不相干。李四光文章指出的中国石油远景区为：

青康滇缅大地槽边缘区域，包括柴达木盆地、西藏高原北部、四川盆地西部以及西藏南部与云南北部褶皱不过于强烈的地区；

伊陕台地和阿宁台地；

新疆；

华北平原与松辽平原；

其他地区（未指明），条件都不如上面的好。

谢家荣在《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中，首先指出“中国肯定是有油的，并且其储量一定是相当丰富的”，然后依据中国周围和我国的地质条件指出“我们可以断定中国有油，并且可以推测它的分布是很广泛的”。该文还在依据石油地质的理论指出“前山带中寻找石油，最为有望”的同时，论述了“内陆相沉积的本身也能生油”。文章在论述了中国各个盆地的可能含油性后，将中国的含油气区域即中国的含油远景区分为三大类总共20个区：

“（一）油气苗很多，构造合适，有些并已生产的确定油气区。本类中包括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河西走廊盆地，伊克昭盟-陕北盆地，四川盆地及台湾东部油田等七个区域。”

 “（二）从大地构造推断，希望很大，但油气苗分布不广或尚未证实的可能含油区，包括桂滇黔台地，华北平原，松辽平原，华东平原，茂名沿海区，海南岛，海拉尔盆地，热河盆地等八个区域。

“（三）构造尚为合适，油气苗零星分布的比较次要的可能含油区，如两湖盆地，赣中盆地，长江下游区，西康盆地等五个区域。”[谢家荣 1954]

文章在论述华北平原、松辽平原和华东平原的含油远景时指出：“值得提出的是华北平原，华东平原及松辽平原中都曾发现有若干油、气苗，虽然，有些还未证实，但因这些地区，距海较近，在第三纪或中生代是否有海水侵入，造成海相地层，深伏在现代冲积层之下，这与石油关系重大，值得格外注意。鉴于世界各国第三纪白垩纪海相地层中油产的丰富，我们自不能不想到在这些广大平原下有发现大量油气矿床的希望。”[谢家荣 1954]

任何一位不带偏见的读者读了李四光和谢家荣上述两篇几乎同时发表在同一刊物上的重要文献后都会发现，谢家荣的论述远比李四光的论述详尽和透彻，对远景区的预测，谢家荣也比之李四光要全面得多。

但是，多少年来，人们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大谈特谈李四光的《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甚至不惜搬弄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当时的记录”）怎样用地质力学的观点指导了中国的石油普查和勘探，发现了大庆等油田，却从来不提谢家荣的《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及其在石油普查工作部署中的指导作用。即或是“总局调查报告”这样严肃的文件，其捉刀者也看不见谢家荣的这篇文章。这能说是公正的吗？

在2009年12月23日的天地生人讲座第822讲上，还出现了一种怪论，说是那时候，到哪里去找油，队伍往哪里摆，就是决策阶段，谁有发言权？只有李四光才有发言权，李四光说了算，其他人都说不上话。换句话说，别的专家有什么意见都不重要，都无所谓，只有李四光的意见才有用。按照这种说法，当年还成立普委干什么？还兴师动众开三次大规模的石油普查会议干什么？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当年的石油普查战略选区是怎样决定的。是李四光一人说了算吗？是只有李四光说了算吗？

 

2. 两篇文献对石油普查战略选区的影响

“总局调查报告”也承认，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在普查委员会技术负责人黄汲清、谢家荣主持下，对在哪些地区开展石油普查工作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吐鲁番盆地和塔里木盆地都是很有希望的含油地区；’‘柴达木盆地的石油远景是有希望的；’鄂尔多斯地台西部和北部的石油资源是有远景的；’‘四川盆地的石油和天然气是有远景的；’‘华北平原是可能产生石油的。’”，“基于上述认识，会议决定组成五个石油普查大队分赴上述地区开展石油普查工作。”[⑧][赵文津 2006]

这就是说，石油普查的战略选区是在黄汲清、谢家荣主持下由会议讨论决定的，而不是如某些人讲的，到哪里去找油，是李四光一人说了算。虽然我们没有能够查到当年会议讨论的记录，但是按照谢家荣在这次会议上所作报告中提出的“在全国含油区和可能含油区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的地质普查是十分必要的”[⑨][谢家荣 1957a] 的方针，以及在会议前夕发表的上述《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他在此讨论会上会发表什么样的意见是不言自明的。按照1955年之前谢家荣对东北平原的多次论述和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后和黄汲清一道专门提出了松辽平原踏勘项目，我们有理由相信，谢家荣在讨论中必定提出了松辽平原项目。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资料证明李四光出席了这个讨论会，或者委托什么人在这个讨论会上发表了什么意见。但当然，李四光的《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报告已经作了一段时间了，文章也刚刚发表，该文的意见会反映到讨论会上来了，则是没有疑问的。因而，李四光的《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是对石油普查的战略选区起了重要作用的。因此，虽然李四光没有参加战略选区的讨论会，但否认他的文章对讨论会的影响是没有道理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第一次和第二次石油普查会议决定进行石油普查的地区，也就是实际选中的石油普查的战略选区与李四光、谢家荣在上述两篇文章中指出的地区有什么关系。对比研究表明，地质部实际选定的下述石油普查工作地区既是李四光，也是谢家荣在上述两篇文献中指出的：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河西走廊盆地，伊克昭盟-陕北盆地，四川盆地，华北平原，松辽平原。而1955年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后，普委会决定开展的广西西部（白色盆地及其外围）、滇中地区的踏勘，1956年第二次石油普查会议决定新开辟的贵州、华东、内蒙二连等地区和海南岛的石油普查 [吕华 1992，页17]，却是谢家荣在《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中提出而李四光的《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未曾提及的。

关于这一点，朱夏先生在《追悼季骅先生》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在讨论石油地质普查工作布置时，谢先生力主对碳酸盐分布地区投入一定的力量。他曾对我说：“苏联有了‘第一巴库’，古勃金还冒着重重责难和阻力努力开辟‘第二巴库’。我国的中新生代盆地很可能成为‘第一巴库’，但为什么不同时考虑‘第二巴库’的问题而先走一步呢？”他还说：‘中国碳酸盐地区的地质情况是复杂的，尤其是南方。外国有俄罗斯地台，北美地台的找油经验，为什么我们不能结合中国地质的特色，开创一条‘准地台’找油的独特道路呢？”“这条道路是艰难的、漫长的，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去披荆斩棘，不能让后代人责怪我们没有远见。”[朱夏 1989]

因此，说到哪里去找油，只有李四光一人有发言权，其他人都说不上话，是完全没有依据的。事实表明，谢家荣和李四光的上述两篇重要文献对于石油普查的战略选区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尤其是谢家荣，他不仅发表了《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提出了“在全国含油区和可能含油区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的地质普查是十分必要的”的战略方针，更和黄汲清一道亲自主持了战略选区的讨论会。而且，不仅谢家荣的《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就连李四光自己的《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都不是用地质力学的理论作为指导的，其中也根本没有什么“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之类的说法，怎么能说“地质力学理论是部署全国油气资源普查勘探的理论基础”呢？怎么能说地质部的石油普查工作是按照李四光“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的指示部署的呢？

 

四 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决议与华北平原的石油普查

 

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为什么决定到华北平原进行石油普查？其依据是什么？是按照李四光“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的指示而去的吗？让我们来看看得到李四光部长批准的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决议是怎么说的。1955年2月1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议》是这样写的：“华北平原是中生代以来的下沉地带，新生代的泥沙堆积甚厚，其中可能有海相沉积和产生石油的有机物质，又由于喜马拉雅运动的发生，较老的平原沉积可能曾受到轻微褶皱，因此华北平原是可能产生石油的。”同年2月28日地质部普查委员会所写《关于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的报告》的提法也与此类似：“华北平原冲积层的底部可能有海相沉积和轻微的褶皱以及产生石油的有机物质。近年来地质工作及群众报矿都不断发现有油气苗。故华北平原底部很可能储有有工业价值的油气藏。”[⑩]

前引李四光《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中提到“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的摸底工作是值得进行的”，但并没有提出理由；而谢家荣在《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在论述华北平原的含油远景时却很清楚地指出，其因“距海较近，在第三纪或中生代是否有海水侵入，造成海相地层”，因而在“广大平原下有发现大量油气矿床的希望。”[谢家荣 1954]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议》中有关华北平原的提法拿来与上述李四光和谢家荣的文章两文相比较，就会发现，决议的提法在《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中是根本找不到的，而与《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中的提法何其相似乃尔！由此不难看出，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决议到华北平原进行石油普查的部署所依据的是谢家荣在《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中提出的依据，而根本不是地质力学的理论，根本不是没有“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的指示。

 

五 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是怎样提出的？

 

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对于大庆油田的发现至关重要，因为没有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就没有大庆油田的发现。那么，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是怎样部署的？是按照李四光“到新华夏构造体系是坳陷带找油”的指示部署的吗？

 

1．“总局调查报告”与《李四光与中国石油》的说法

“总局调查报告”附件1第三部分“松辽平原的石油普查工作是怎样提出和安排的”列出了6点，其中第3点是1956年第二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定开展全平原的石油普查工作，前2点是它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项目是“怎样提出的”给出的答案，原文如下：

“（1）1954年3月，李四光同志根据他的构造体系控油的理论，指出新华夏构造体系的主要坳陷带，对储存石油具有比较好的条件。强调：‘东北平原，通过渤海湾，华北平原，往南两湖地区，可做工作。先从新华夏式的旁边摸起，同时覆盖地区着手摸底。物探、钻探都可以上，看来是有重要意义的。’（摘自当时记录）

“（2）遵照国务院决定，从1955年起，地质部开始承担全国石油普查任务。在当年二月召开的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以后，组成五支队伍分别开展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华北的石油普查外，还组织地质人员研究有关地质资料，认为松辽平原、桂西地区、滇中地区有较好的远景，应该开展找油工作。

“1955年6月11日，以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名义给东北地质局下达了松辽平原踏勘任务书。8月29日，又给东北地质局颁发了‘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的工作方法’。

“1955年9月8日，由东北地质局组成六人的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组开始野外工作。通过三个月的工作，进一步认为松辽平原是有较好的石油远景的，值得进一步开展工作。” [11][赵文津 2006]

照这个说法，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项目的提出可以归结为下面三点：

1、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是提出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的理论基础；其依据就是李四光1954年3月1日的报告。如前所述，它所引的所谓“摘自当时记录”的话，李四光根本就没有讲过。

2、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是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以后，“还组织地质人员研究有关地质资料”后，认为松辽平原有较好的远景，从而提出来的。这里没有说明是谁“组织”哪些“地质人员”进行研究的；

3、“1955年6月11日，以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名义给东北地质局下达了松辽平原踏勘任务书，8月29日，又给东北地质局颁发了‘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的工作方法’”。这里没有说明踏勘任务书和工作方法这两份文件是怎样产生的；

《李四光与中国石油——回忆李四光指导中国找油的历程》（以下简称《李四光与中国石油》）一文除了也用李四光在上述报告中根本没有讲过的话来表达李四光的理论是提出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项目的理论基础外，还更进一步地说：“1955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李四光主持并致开幕词。会议结束前夕李四光主持部务会议，听取黄汲清等的汇报。会上李四光提出‘不放弃西北，大搞东部’的石油战略方针。最后依此方针，地质部组成了……五支石油普查队伍，分赴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华北和东北平原等地区，……1955年6月11日，李四光以地质部普查委员会主任名义给东北地质局下达了松辽平原勘查任务书。……1955年8月29日，地质部普查委员会根据李四光部长兼主任的意见又给东北地质局下达了‘关于松辽平原地质踏勘的工作方法’，东北地质局立即组成六个人的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组，在盆地东部边缘进行路线地质踏勘。”[马胜云 2006，页183－184]

与“总局调查报告”说“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以后，组织地质人员研究有关地质资料后”，认为松辽平原“有较好的远景”这样模糊的提法不同，《李四光与中国石油》作者的这段文字告诉我们的是：根据李四光“不放弃西北，大搞东部”的“石油战略方针”，地质部组成了包括东北平原在内的五支石油普查队伍。

应该指出，在李四光本人于三年石油普查中，在石油勘探战略重点东移前，甚至大庆油田发现前发表的所有文章中，我们都找不到“不放弃西北，大搞东部”的“石油战略方针”的踪影，在有关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的所有文件中也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字句的痕迹，而且，我们从当年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定组织的五支普查队伍中东部只有华北一支就不难看出，根本就没有“大搞东部”的“指示”和“依此方针”组织队伍的事。再从吕华同志主编的《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查与发现》所列的“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制定的地质部石油普查工作的方针”的4条方针中 [吕华 1992，页16－17]，从地质部1956年，乃至1957年冬战略重点东移前的工作部署中，我们看到的也只是谢家荣的“在全国含油区和可能含油区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的地质普查”[12][谢家荣 1957a] 的精神，根本看不出所谓“不放弃西北，大搞东部”的“战略方针”来。

不仅如此，《李四光与中国石油》的作者还说是“最后依此方针，地质部组成了……五支石油普查队伍，分赴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华北和东北平原等地区”。作者所说五支普查队伍的说法是正确的。但这五支普查队伍中根本就没有东北平原。就连前述“总局调查报告”也是这样说的：“会后组成了华北、四川、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等五个石油普查队”[13][赵文津 2006]。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议》的原文是这样写的：“一九五五年地质部决定组织地质队24个，……分赴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吐鲁番盆地、鄂尔多斯、四川盆地、华北平原等五个地区进行工作”，决议给每个大队规定了当年的具体任务，其中根本就没有提到东北平原；决议中五个队的名称分别为“新疆石油普查大队”、“柴达木石油普查大队”、“鄂尔多斯地台石油普查大队”、“四川盆地石油普查大队”和“华北平原石油普查大队”[14]。《李四光与中国石油》的作者为了要说明他所谓的“不放弃西北，大搞东部”的“战略方针”，为了要说明东北平原的队伍也是按照李四光的“战略方针”组织的，竟然不顾事实，把当初五支队伍中根本没有的东北平原硬塞了进去。

与“总局调查报告”“以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的名义”下达松辽平原踏勘任务书、颁发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的工作方法，回避这两个文件是怎样产生的做法不同，《李四光与中国石油》的作者干脆将这两件事直接划到了李四光的头上。

事实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2．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的立项依据

让我们先来看看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的立项依据。

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的确立包括了两个方面，即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项目的提出和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的正式启动。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项目的提出，因为正是踏勘项目的执行导致了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的正式确立和启动。

上个世纪前半期，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东北后，曾经在松辽平原上投入巨资勘探石油，但以失败告终，他们的结论是“东北的天然石油资源现在来说，没有什么希望，将来希望也不会很大”。[转引自马胜云 2006，页182 ]

开展石油普查以前，由于松辽平原为厚厚的第四系所覆盖，地下地质情况不明，对它的含油远景只能根据不多的地质事实从理论上进行预测。这些理论预测便是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项目的立项依据。让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全面地来回顾一下历史，看看在1955年以前，也就是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项目提出之前，中外地质学家对松辽平原的含油远景都有过什么样的论述吧。

2.1 中国石油地质学家的论述

① 阮维周 于1947年2月写成，同年发表于《地质论评》的《东北石油资源及石油工业》中指出“天然石油之钻探，伪满虽告失败，失败之原因则不详，然其对东北油田之可能性上启发良多。依地质观点论之，东北第三纪初期之盆地沉积，或颇不似吾人前所臆断之狭窄。辽宁平原，热东盆地以及蒙古高原外缘之盆地，尚未经初步调查，其他散处东北东南部之零星小盆地，亦皆处女园地。第三纪地层中含石油者，在太平洋沿岸不乏善例，要在如何发现耳。”[阮维周 1947]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说东北的第三纪地层可能含有石油。这或许是中国地质学家最早暗示中国东北可能蕴藏有石油的文章。

② 翁文波 1948年在美国的《油气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定碳比看中国含油远景》的文章，依据所编制的全国二叠纪和侏罗纪煤的定碳比图指出，中国可能有3个含油气的低变质带，即西北大面积低变质作用带；华夏地槽低变质带，北起东北诸省的东部，南下延伸止于西南边境；沿海低变质作用带。文章指出：“似乎西北地区是更有希望的远景区……其他远景地带虽少有令人称道的油气显示，但是易于进一步开展工作。”[Weng Wen Bo 1948]翁文波是继阮维周后，第二位指出东北地区可能含石油的中国地质学家。

③ 谢家荣 1948年10月10日在中国地理学会年会上宣读了他的著名论文《江南探油论》，他在文中满怀信心地说：“我的比较乐观的看法是中国必有油。”“四川陕西的希望固然很大，就是贵州，广东，广西，东北（热河及黑龙江）甚至江南的江浙皖赣湘鄂等省，也未必全无产油的希望。”[谢家荣 1948]这里，谢家荣从石油地质理论的角度做了到当时为止对中国无油、中国贫油的说法最为详细、最为深刻的批判，不仅继阮维周和翁文波之后，再次指出东北可能含油，而且第一次明确指出黑龙江可能含油。

④ 谢家荣 在1949年8月作为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成员到东北参观。回来后发表了《东北地质矿产概况和若干意见》，文中写道：“到现在为止，东北还没有发现的矿产，最重要的是石油，……。日本人在锦州和扎赉诺尔二区对于石油的钻探，虽然没有成功，却是很有理由的，我们将来还应该继续做，并且要扩大范围，彻底钻探”，“从区域方面讲，我们将来的测勘工作，要特别注意北满，因为北满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处女地，……中生代煤田炭分的特低；和沥青的产生（如扎赉诺尔），可能有发现油田的希望。”[谢家荣 1949]这是中国地质学家第一次明确指出和阐述“东北还没有发现的矿产，最重要的是石油”，并且提出“要扩大范围，彻底钻探”，“将来的测勘工作，要特别注意北满”，即现今大庆油田所在的地区。

⑤ 孙健初 1950年4月邀请在北京的袁复礼、潘钟详、王嘉荫等30多位地质专家座谈，就我国石油资源的前景和勘探方向征询意见。与会专家指出：除已知陕、甘、青、新、川的油气资源外，东北、西南、中南和华北广大地区，都可能蕴藏有石油，值得进行勘查[王仰之 1996]。

⑥ 高振西1950年在《地质论评》上发表题为《试论中国湖相白垩纪地层与石油之生成》的论文，文中说：“在白垩纪时，中国显然有两大内陆大向斜，为白垩纪湖泊续断分布之地区，一带东起辽宁西部经热河，察哈尔，西至绥远，……另一带大致与海岸平行，辽西，山东，浙江及福建一带，可能延伸至广东东部，……应对上述湖相白垩纪地层分布地带详加研究，就岩层及构造选定适宜地点，予以钻探。……冲积层下之红土足可保护石油之扩散，如果有油，则若大面之下，储量必甚可观，实值利用地球物理方法测探冲积层以下岩层构造而试为钻探者也。”[高振西 1950]高振西先生这里提到的可能有油的白垩纪地层的分布范围涉及到了松辽平原的南部。

⑦ 谢家荣1952年担任刚成立的地质部的总工程师。这一年他在《从中国矿床的若干规律提供今后探矿方向的意见》中说：“要特别注意海相的第三纪或中生代地层。在华北、华东、甚至东北的广大平原下，已有种种迹象指出有广大海水侵入的可能。如果不谬，那么，含油的希望就很大了。所以这些地区应作为可能油区而予以密切注意。”[谢家荣 1952]

⑧ 谢家荣 在1953年6月由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出版的《探矿的基本知识与我国地下资源的发现》（中央科学讲座讲演速记稿）中指出：“我国有广大的水成岩区域，有广大的盆地，这是有利于产生石油和煤的地质条件”，“无论在地槽区或在地台区中都可能产生石油，它大致位于地槽的边缘，或地台的凹地之中。……华北大平原、松辽大平原下面也都可能有石油蕴藏。”[谢家荣 1953] 谢家荣命名的松辽平原首次正式出现在出版物中。

接下来，就是上述李四光和谢家荣1954年的论述了。

读者可以看出，在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提出之前，除了李四光外，还有那么多的中国地质学家论述过松辽平原的可能的含油远景，并且，在上述所有地质学家中的论述中，即使将李四光1928年说过的“热河据说也有油苗”[李四光 1928] 也算上，谁的论述都不比李四光差。而其中谢家荣的论述不仅是最多的，而且是最为深刻的，他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特别指出的“东北还没有发现的矿产，最重要的是石油”，“要扩大范围，彻底钻探”，“将来的测勘工作，要特别注意北满”，比其他任何论述都更加掷地有声。

应当认为，上述1955年以前中国地质学家们关于松辽平原含油远景的论述都为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提供了依据。“总局调查报告”说得好：“对松辽、华北等四顾茫然，很少岩石出露更无油苗的地区，能够预测有含油远景”，“这在50－60年代，在我国石油地质工作程度很低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15][赵文津 2006] 然而“总局调查报告”却以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当时的记录”为依据，把这些“难能可贵”的预测完全归功于李四光1954年3月的报告，“忘记”其他所有人的论述，这符合历史吗？公正吗？

与“总局调查报告”相呼应，在中央档案馆所存档案中有一份题为“松辽油田发现的历史过程”的打字文稿，附在李四光1954年3月1日在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的报告稿之后，与之属同一个文件号。文章没有作者署名，但从其中引用了许多普通人看不到的党内材料来看，显然不是一般人所写。这份材料一开始就说：“从找到的文件看，最早提出在松辽平原找石油，是1954年，李四光部长在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的一个报告，叫做‘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中提出来的。”[16]上述的大量事实说明，这种说法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2.2 苏联专家的论述

20世纪50年代初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斯大林才刚刚逝世不久的苏联给中国派来了以苏联著名地质学家特拉菲穆克（A. A. Трафимук）教授为首的石油地质专家组，支援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拉菲穆克教授不仅是苏联著名地质学家，而且“和当时一般苏联专家不同，不摆架子，虚心听取中国方面的汇报和意见。”[黄汲清 1993] 这个专家组有着非常高的水平和丰富的经验，他们对中国的石油地质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

专家组“从1953年10月到1954年2月在华考察并总结，共计156天”，“完成了一本有30－40万字的中国石油地质的巨著，名为‘中国油田和气田’，全文共两大本，537页。”[李国玉 1998a]

1953年，在考察完陕、甘、川、黔、桂后，特拉菲穆克对康世恩说“现在的问题是要投资，大规模开展油气勘探工作，只要工作量增加了，我相信就会发现许多油气田，也会发现大油气田。不仅要在现在开展工作的几个地区增加勘探工作量，而且要到中国东部的松辽、华北的无露头地区开展工作。”[李国玉 1998b]

苏联专家对松辽平原的评价是，“松辽平原，这个地区无疑值得予以极大的重视，并应开展普查，对最有意义的构造进行详查。”[李国玉 1998a] 苏联专家也接受了“松辽平原”的命名。

谁都明白，当年苏联专家的意见受到何等的重视。他们的这些意见当然不会对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的立项没有影响。“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于苏联专家曾经给予我们的援助，我们是没有任何理由忘记的。说最早提出在松辽平原找石油是1954年李四光部长在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的一个报告，也是对曾经帮助过我们的苏联专家的贡献的一种大不应该的忘怀。

 

3．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项目究竟是怎样提出的？

上面说的是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的理论基础，但项目具体究竟是怎样提出的？按照“总局调查报告”的模糊说法，人们不得要领，按照《李四光与中国石油》的说法，那就得归功于李四光。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其他有关各方对此问题是怎样表述的。

3.1黄汲清先生的表述

黄汲清先生在《我与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勘探》一文中说：“1954年12月到1955年1月20日，即地质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以前，这一段时间中，谢家荣和我为了准备提出找油的方向与任务，曾经多次交谈，讨论，互通情报。……谢、黄二人一致同意，应当在四川盆地和鄂尔多斯（陕甘宁盆地）布置普查大队。两人也同意必须在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进行普查，但应当与物探工作配合。”

“根据我的回忆和档卷记录，会议闭幕以前是由我代表普委向部务会议汇报最后讨论结果的。令人遗憾的是，我的汇报内容没有记录下来。我自己也没有留下笔记。但我敢肯定，我的汇报必定提出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应进行普查，并认为这是我们今后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2月11日打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议（草案）’中重复了许副部长报告的内容，但更加详细地提出了各普查大队的总任务。……令人惊异的是‘决议’还是一字没提松辽平原。”

“在档卷中发现一份文件《关于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的报告》，是1955年3月份打印的。它肯定是在会议结束以后写成的……该报告没有提松辽平原。

“从上文可以看出，从许副部长的报告起，到3月份的报告止，三个文件都没有把松辽平原列入普查计划之中。但是，我再次强调，我在部务会议上的确提出了松辽平原这一重大项目。

“事实上，在会议结束前后，……我看胡科处长还没有回音，当即找地质科技术员苏云山同志，告诉他，我们不妨草拟一份松辽平原石油普查设计任务书，主动送东北局。苏同志在我的授意下，当即草拟一份设计任务书，由我修改补充后打印成文。我特别提出，普查队应沿松花江进行路线调查，以便发现基岩露头。根据现有档案材料记载，该文于5月13日由李奔签署意见后送刘毅考虑，6月7日由李奔签发，正式下达东北地质局（根据吕华同志提供的材料）。”

“当我们检查小组于5月22日出发西北后，在“家”坐镇的是办公室副主任李奔同志。6月11日普委给东北地质局下达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任务书，这一工作估计是李奔同志负责，是很及时的。任务书的内容可能就是苏云山起草、经我修改审批的（见前文）”[黄汲清 1993]。

以上是黄汲清先生对松辽平原项目提出的回忆。

按照黄汲清先生的这些文字，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① 在第一次全国石油普查会议前夕，谢家荣和黄汲清都同意必须在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进行普查，但应当与物探工作配合。这我们可以从前述谢家荣关于松辽平原含油远景的论述得到印证。

② 第一次全国石油普查会议的有关文件，没有提到松辽平原的项目。虽然黄汲清先生说他肯定在部务会议上讲了松辽平原项目的事，尽管我们愿意并且也有理由相信：黄先生在汇报时的确提出了松辽平原的项目，但是查无实据；而且很有可能在战略选区的讨论会上也的确提出了松辽平原项目，但我们没有能查到当时的讨论记录。然而，有两句话是应该要问的，即如果黄先生汇报时的确提出了松辽平原的项目，李四光听了汇报后，为什么松辽平原的项目没有上？而如果黄先生汇报时的确没有提出松辽平原的项目，李四光也并没有指出应该上松辽平原项目。

③ 在第一次全国石油普查会议之后，黄汲清先生让苏云山起草了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任务书。

3.2 普委成员吕华的表述

在普委成员吕华主编的《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查与发现》一书中，对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项目的提出是这样表述的：“这次普查会议之后，地质部普查委员会从更长远、更广泛的角度考虑，进一步收集有关的地质资料进行分析研究，从速对松辽平原油气勘查进行准备，指令东北地质局于1955年下半年开展平原的踏勘工作。并提出广西西部（百色盆地及其外围）、滇中地区可能有较好的油气远景，指令中南和西南地质局分别组织力量，前往这些地区进行踏勘，为正式开展油气勘查打好基础。”[吕华 1992，页17]

这里没有详细说明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在第一次全国石油普查会议之后怎样提出松辽平原项目的过程，但是却明确指出是在“这次会议之后”提出的，绝看不出是在第一次普查会议期间根据李四光先生“不放弃西北，大搞东部”的“战略方针”，同时提出了包括东北平原在内的油气普查项目。此外，这里说的是“地质部普查委员会”，不是如“总局调查报告”所说的“以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的名义”，更不是《李四光与中国石油》的作者所说“李四光以地质部普查委员会主任名义”或者“地质部普查委员会根据李四光部长兼主任的意见”。

3.3 苏云山同志的表述

苏云山同志在《对发现大庆油田做出重要贡献的黄汲清先生》一文中是这样说的：“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上，松辽平原并没有被列为首选开展战略普查的地区，……会议之后，黄汲清先生将松辽平原（盆地）作为重要遗留课题，和我们这些年轻地质人员商议。……他当即指定我来收集查询那里的所有地质资料，并根据资料起草一个‘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设计任务书’。按照黄老的布置，我花费一个多月时间查阅松辽平原内及周边……。将上述情况向黄老汇报后，他表现出很浓厚的兴趣，并明确指出：‘需要立即对松辽平原做石油地质踏勘，尽快弄清情况……。‘踏勘任务设计书’拟定后，曾经黄汲清先生修改和审定，于6月11日由李奔签发下达给东北地质局。其后谢家荣先生还亲自起草‘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的工作方法’，于1955年8月29日发给东北地质局。”[苏云山 1994]

这里，苏云山同志明确指出，松辽盆地石油地质踏勘项目不是在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上提出的，而是在会议之后。在指出黄汲清先生指定由他收集资料并起草踏勘设计任务书的同时，又提到了谢家荣先生在松辽平原油气普查项目中所起的作用：“亲自起草‘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工作方法’，于1955年8月29日发给东北地质局。”这里，苏云山同志还用了“亲自起草”的字眼。毫无疑问，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项目，在谢家荣和黄汲清之间肯定是有过沟通的，尽管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沟通的。

3.4 翁文波先生的表述

关于松辽平原的石油地质踏勘项目，翁文波先生在《怀念谢家荣同志》一文中说：“谢家荣同志对大庆油田的发现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远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前，就已确认松嫩盆地的含油气远景，并为该盆地的石油气开发做了大量的工作。在1952至1953年间，当笔者根据中国沉积盆地地图编制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时，因为地质资料不足，遇到很大的困难。我们就请教地质界的老前辈，得到了他们重要的帮助和热忱的支持。其中最热心的地质学家就是谢家荣先生。当时，石油总局常以油气勘探委员会的名义，每星期或每半月请外单位专家来商讨石油和天然气勘探问题（包括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的编制），谢家荣先生几乎从不缺席。

“当时的中国地质图上，留有大片空白，特别是东北部分资料很少。谢家荣先生帮助我们得出几点重要的认识：（1）在原有沉积盆地地图上，‘东北’这个地理名词用来表示含油气沉积盆地，不够妥当。（2）日本地质学家常用的‘北满’和‘南满’等分区名词，既不适当，也难于接受。（3）无论是北面的松花江流域（包括大庆），或南部的辽河流域（包括下辽河）都有很广阔的含油气远景，故将此沉积盆地命名为‘松辽盆地’。在1955年1月召开的第六次全国石油勘探会议上，经过清绘的1∶300万的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首次向国内学术界公开。松辽盆地（也写作松辽平原）的命名立即为学术界所接受，并且鼓舞了石油勘探工作者的士气。”[翁文波 1989]

在为《黄汲清石油地质著作选集》所写的“序”中，翁文波先生更这样写道：“1955年，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除部署了几个大盆地的工作外，在会议结束之后，黄教授与谢家荣一道专门提出了松辽平原的找油工作及其方向和工作方法，并坚持当年布置普查勘探工作。”[翁文波 1993] 翁文波先生的这段话把事情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在读过黄汲清、吕华、苏云山、翁文波的上述文字之后，让我们再回过头去读一读“总局调查报告”和《李四光与中国石油》关于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提出的说法，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不就非常清楚了吗？

事实证明：松辽平原的石油地质踏勘项目是由谢家荣和黄汲清先生“一道”在第一次全国石油普查会议之后“专门提出”来，“并坚持当年布置普查勘探工作”的，是黄汲清先生让苏云山收集资料并起草了踏勘任务书，是谢家荣“亲自起草”了“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的工作方法”，而不是什么按照李四光的“‘不放弃西北，大搞东部’的石油战略方针”组织了东北平原石油普查队伍，也不是简单的“以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名义”，“李四光以地质部普查委员会主任名义给东北地质局下达了松了平原勘查任务书”，更不是“地质部普查委员会根据李四光部长兼主任的意见又给东北地质局下达了‘关于松辽平原地质踏勘的工作方法’”。

 

4．在谢家荣日记中看到的

在谢家荣1955年的日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的记载：“3月22日，……3时返普委会讨论踏勘工作”，“3月28日，上午赴部开踏勘工作会议”，“4月5日，全日在普委会编踏勘项目”，“4月12日，上午赴部出席踏勘讨论会，专家也出席。我作报告。在招待所午餐。下午在部小组讨论如何进行踏勘工作”（图4），“4月18日，……下午赴地矿司开会讨论踏勘事宜”。

谢家荣在日记中没有写明是什么踏勘项目，但是，第一，这是在普委刚刚被确定为主要负责全国石油普查任务之后和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之后一两个月之内发生的事，而且我们在《谢家荣年谱》和《黄汲清年谱》中看得非常清楚，整个1955年，谢家荣和黄汲清都在为石油问题奔忙，因而应该认为这些关于踏勘项目的会议应当是或者应当主要是讨论石油的，起码是不会不讨论石油踏勘项目的。第二，从时间上看，3月22日正好是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于2月10日闭幕后苏云山“花费一个多月时间查阅松辽平原内及周边”资料之后，而4月18日是“踏勘任务设计书”“5月13日由李奔签署意见后送刘毅考虑”之前。也就是说普委会讨论踏勘项目的这几次会议正好是在苏云山写“踏勘任务设计书”和“踏勘任务设计书”送到刘毅手里这段时间。第三，在从3月22日到4月18日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共有4次讨论踏勘项目的会议，且其中两次还是全天，显然不是一件不足道的事。第四，“总局调查报告”提到了“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以后，……还组织地质人员研究有关地质资料，认为松辽平原、桂西地区、滇中地区有较好的远景，应开展找油工作”[17]，[赵文津 2006]吕华也提到了普委“并提出广西西部（白色盆地及其外围）、滇中地区可能有较好的油气远景，指令中南和西南地质局分别组织力量，前往这些地区进行踏勘”[吕华 1992，页17] 的事实。而5月至10月间，刘毅、谢家荣、黄汲清又在西北各地检查工作[18][中国地质学会 2004，页82－89]，没有时间来讨论踏勘项目的事。根据所有这些事实，应该可以断定，普委会的这几次踏勘讨论会所讨论的项目中必定会有关于松辽平原、桂西地区、滇中地区的石油踏勘）。由此还可以认为，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项目的任务设计书应该是经过集体讨论的。

 

5．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的正式启动

以上是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项目启动的基本历史过程。

1955年秋，松辽平原石油普查踏勘组正式进入松辽平原开展踏勘工作。踏勘组“本着普查委员会送给该局的‘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设计任务书’和‘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工作方法’（实际是黄、谢两位老专家的设计思路）制定出踏勘计划”，“从9月开始进行三个多月的野外实地油气地质调查”，最终“推断松辽平原具有含油远景，具备开展石油普查勘探的石油地质条件，建议迅速开展石油普查勘探工作。”[苏云山 1994]

1955年11月24日上午，松辽平原踏勘组向普委汇报工作，谢家荣赴普委听取了汇报（图5）。听了松辽平原踏勘组的汇报后，谢家荣讲了些什么，日记中没有写，但只听汇报，不发表意见，这从来不是谢家荣的作风，而他会讲些什么，我们从他之前对松辽平原的多次评价和次年2月第二次石油普查会议听取了踏勘组的汇报后决定开展全盆地的石油普查，应该能够大致推断出来。

1956年初，陈云副总理约见李四光，征求他对中国石油问题的意见。李四光在去见陈云之前，1955年12月21日谢家荣向李四光作了一次汇报（图6）。没有谢家荣向李四光汇报内容的记载，但如果说，谢家荣1955年全年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在为石油奔波[19]，而这次汇报又是在陈云约见李四光谈中国石油问题的前夕，那么毫无疑问，谢家荣向李四光汇报的主要内容肯定就是石油。

李四光在和陈云谈过之后，又于1956年2月4日给陈云写了一封信，建议在1956年内，采取6条措施，以适应石油工业对地质勘探的迫切要求，这6条措施涉及青海柴达木、西藏黑河、华北平原、新疆、四川盆地、鄂尔多斯及六盘山区域等地区的石油普查工作。[李四光 1956] 

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光这封谈及1956年石油普查工作部署的信，并没有提及松辽平原的安排。

而与此同时，1956年2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许杰副部长作了《1955年石油普查工作总结与1956年的任务》的报告，谢家荣作了《石油普查工作中的若干重要问题》的报告，黄汲清作了《一年来石油普查地质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及对今后工作的一些建议》的报告。没有资料表明李四光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听取了松辽踏勘组的报告，并

决定组成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大队，开展全平原的石油普查。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由此正式启动。

应当指出，在从1955年到1956年的一年中，即从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到第二次石油普查会议期间，陆相生油理论在谢家荣的思想中已经得到了更大的重视，这从他在第二次石油普查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看得很清楚。他在报告中说到评断一个可能油区的远景价值的准则时，已经完全没有考虑海相陆相的问题了：“在评断一个可能油区的远景价值时，要根据下列准则进行：①沉积岩的厚度及容积；②油气显示；③不整合及超覆；④富于孔隙性地层的尖灭；⑤区域性隆起；⑥局部构造如背斜层、穹窿层等。”[20][谢家荣 1957b] 

因此，尽管部署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和普查项目的依据和部署华北平原石油普查项目是一样的，都是平原下可能存在第三纪或中生代的海相地层，但第二次石油普查会议决议关于松辽平原却是这样写的：“广阔的松辽平原的大地构造轮廓与华北平原相似，是一个晚近的下沉地带，其中堆积着很厚的新沉积。包括白垩纪地层以及第三纪和第四纪的疏松沉积，其中可能有含油岩系。普查的主要目的是使用大面积的重磁力普查，配合若干电测深剖面和地震剖面，初步探测平原基底起伏的情况、沉积岩深度和新沉积的厚度，结合地面地质观察和地层剖面的研究，以及油苗检查，推断平原的大地构造轮廓和新沉积分布的规律性及其含油性。……为完成上述任务，特决定组成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大队”[21]决议中没有再提海相陆相的问题，但说到了它的构造轮廓与华北平原相似，而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决议关于华北平原的提法完全是谢家荣在1952年 [谢家荣 1952] 和1954年 [谢家荣 1954] 发表的观点。

上述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到石油普查项目的提出过程以及第二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的决议充分表明，松辽平原项目的确立根本就与地质力学扯不上什么关系，根本就没有什么按照李四光“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的指示部署工作的问题；不仅如此，李四光本人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和普查项目的提出也没有直接关系。

   

六 所谓地质部的石油地质工作是按照李四光的意见部署的来历

 

本文前述的事实足以证明，至少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前，李四光在他的著作中从没有提到过新华夏沉降带生油、储油的问题，更没有说过“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之类的话。那么所谓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是地质部石油普查的理论基础，所谓地质部按照李四光“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的指示部署石油普查工作之类说法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现在到了应该探讨它的来历的时候了。

 

1．地质部和石油部的亲密合作发现了大庆油田

    1955年，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后，谢家荣和黄汲清一道专门提出了松辽平原的找油工作并坚持当年布置工作[翁文波 1993]。1956年，地质部第二次石油普查会议根据1955年的工作成果，决定开展全盆地的石油普查工作。在1955和1956年间进行了两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之后，地质部肯定了松辽平原的石油远景。1957年，石油部由西安地质调查处组成松辽平原专题研究队（116队），进入松辽平原进行工作[王仰之 1996，张文昭 1999b]。地质部1955－1957年间的工作直接导致了1957年冬地质部党组做出了石油勘探战略重点东移的决定。在战略重点东移后的艰苦历程中，地质部和石油部两个部的领导和有关同志团结奋战，无私奉献，亲密合作，终于发现了大庆油田。但是，正如赵文津先生指出的那样：“大庆出油了，两部合作也就终结了。为了大庆油田是石油部一家，还是石油部和地质部两部共同战斗的成果，争论很激烈。”[赵文津 2004b]

 

2．李四光1961年9月22日致何长工和部党组的信

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后几近两年，即1961年9月22日，李四光给何长工和地质部党组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李四光 1961]

长工同志并党组：

最近石油勘探工作的进展，令人感到振奋。华北和华中若干钻探地点多层油沙的发现，很清楚，不仅标志着其中某些地区是具有工业价值的油田，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在更重大意义上，再一次证明了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松辽平原联系起来作为新华夏沉降带中三个段落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个看法，是完全与我部自1954年初以来，迭次提出我国腹地油区预测和根据这种预测从1955年以来我部石油勘探部署的方向是符合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虽然仅仅在几点突破了华北平原，但是从上述构造体系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说，在石油勘探战线上，获得了一次巨大的胜利，揭开了我们对整个新华夏系沉降带石油勘探工作的辽阔远景。所谓江汉平原，实际上应该包括全部华中平原和两湖盆地。它还可能在越过南岭以后，继续沿着南南西的方向伸展到广东的西南部乃至北部湾。明确了这种地质构造上的关系，对我部今后一个时期石油勘探工作的部署可能有好处；对有关兄弟部门，如石油部，如何加强协作，也可能有好处。

    不过肯定一个油区的范围是一回事，固定一个油田另是一回事。一个油田的工作有它自己的特点，在同一油区中各个油田的构造也有它们的共同点。如果新华夏沉降带是由于新华夏系构造运动而形成的第一级构造，那么，其中各个油田，就应该受到随着这个第一级而产生的第二级，第三甚至更低级再次构造的控制。

在松辽地区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的物探地质资料；在华北地区几年来也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物探资料；在华中平原方面，物探和地质勘探工作已经开展了，看来今后还值得进一步加强，如果行有余力的话，在广东西南部开始物探，似乎也是值得的。把已经取得的资料所显示的各个构造型式和形成第一级构造的运动方式，以及局部地质条件联系起来有系统地进行构造体系的分析，从而对每个构造的储油可能性予适当的评价，应该是布置钻探的先行步骤。这样，可能更快更省地发现具有工业价值的油田，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上述意见，仅供党组研究。

                                                            李四光

                                                       1961年9月22日

李四光在这里说“再一次证明了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松辽平原联系起来作为新华夏沉降带中三个段落的看法是正确的”，既然是“再一次”，那么请问，有什么可靠的资料来证实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呢？1959年？还是1960年？又有什么可靠的资料来证明李四光先生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前就把“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松辽平原联系起来作为新华夏沉降带中三个段落”来看，并指出其中的石油远景呢？须知，在我们所能查到的李四光本人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前（直到发现前夕）所写有关石油的所有文字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江汉平原的名字，更没有将“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松辽平原联系起来作为新华夏沉降带中三个段落”的提法。

我们乐于看到李四光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前关于“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松辽平原联系起来作为新华夏沉降带中三个段落的看法”和“整个新华夏系沉降带石油勘探工作的辽阔远景”的论述，而不是发现了大庆油田，又在华北和华中若干钻探地点发现多层油沙之后，李四光都说了些什么。

李四光在这封信里所说“这个看法，是完全与我部自1954年初以来，迭次提出我国腹地油区预测和根据这种预测从1955年以来我部石油勘探部署的方向是符合的”。这是在发现了大庆油田，又在华北和华中若干钻探地点发现了多层油沙之后，用理论来解释已经有的发现。说这个看法符合50年代的预测和勘探部署的方向，但这个看法却是在发现了大庆油田，又在华北和华中若干钻探地点发现多层油沙之后，才提出来的。并且这里的所谓“这个看法”“符合”“从1955年以来我部石油勘探部署的方向”与用这个看法来预测和部署勘探工作，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中找油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3．地质部党组1961年10月4日致周总理的信

正是在“为了大庆油田是石油部一家，还是石油部和地质部两部共同战斗的成果”的激烈争论中，在李四光1961年9月22日就石油问题致信何长工和地质部党组之后，1961年10月4日，国庆节刚刚过完，地质部党组给周总理去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22]

总理：

兹将李四光同志最近给地质部党组的信，送呈一阅。

党组同意李四光同志的理论，中国大陆的东部在地质历史上的中生代时期，产生了一个新的构造体系，即信中所说的新华夏构造体系。它表现为一系列按北偏东18°－25°方向大致平行排列和相互对应的隆起带和沉降带。其中主要的一个沉降带包括了松辽平原、渤海、华北平原、江汉平原等，并有可能继续向广东西南部乃至北部湾延伸。在这一沉降带中长期以来快速而又稳定地沉积了很厚的地层，有利于石油生成；同时，由于一再活动的新华夏构造运动产生了各级构造，为石油的聚集提供了有利条件。

地质部几年来的石油地质工作就是按照李四光同志的意见布置进行的。从一九五五年起，就在他所指出的新华夏系沉降带中的华北、松辽和江汉平原先后开展工作。几年来使用各种方法进行综合性普查勘探的结果，已经证实在松辽平原存在着大油田；在华北平原的广绕、沾化、黄骅和济源凹陷中发现了工业油流或含油砂岩层，正在进一步圈定油田；在江汉平原的潜江凹陷亦已见到油砂。这些情况证实李四光同志的理论是符合中国油田分布规律的客观实际的。

这一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占有很大的面积。几年以来，我们已进行了不少工作，但还有许多地区须继续工作。在以往肯定的地区内，如李四光同志信上所说，在进一步联系局部地质条件，进行构造体系的系统分析，从而圈定和评价油田等方面，亦还需要进行很多的工作。

但在目前，为了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以及缩短战线，保证重点的方针，党组意见，今后一、二年内仍须以华北为重点，然后逐步南移，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个地区的工作。

此致

敬礼！

地质部党组 1961年10月4日

读者可以看出，“地质部党组”给周总理的信将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中有关新华夏沉降带的陈述彻底地理论化了，并赋予了它“有利于石油生成”，又“为石油的聚集提供了有利条件”，尽管在李四光本人此前的著作和言论中根本找不到这样的论述。读者还可以看出，尽管李四光给何长工和部党组的信中说的是“这个看法，是完全与我部自1954年初以来，迭次提出我国腹地油区预测和根据这种预测从1955年以来我部石油勘探部署的方向是符合的”，但部党组的这封信却将其变成了“地质部几年来的石油地质工作就是按照李四光同志的意见布置进行的。”这就是多少年来许多人坚持所谓地质部按照李四光“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的指示部署石油普查工作的真正依据所在。这就是地质部的石油地质工作是按照李四光的意见部署的来历。

然而，本文前述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地质部石油普查工作的部署或者说石油普查的战略选区首先是以谢家荣的《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其次才是以李四光的《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为依据的，且李文并不是以地质力学理论而是以一般的石油地质理论和“一般地质构造观点”为基础的。两次石油普查会议决议中关于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的提法根本就没有什么地质力学理论的问题，根本就没有什么按照“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之类的指示部署工作的事情。不仅如此，李四光本人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和普查项目的提出也没有多大关系。

地质部党组给周总理的信为什么要不顾事实，把地质部石油普查工作的部署说成是按照李四光的意见进行的呢？

这大概要归因于“为了大庆油田是石油部一家，还是石油部和地质部两部共同战斗的成果，争论很激烈”了。因为这时的谢家荣早已经被人划成“右派”，黄汲清也被认为是“漏网右派”，当然不能提了，而李四光既是大科学家，又是部长，又是和毛主席、周总理关系很好的人，所以，尽管普委常委、办公室副主任李奔当时就曾对何长工说过，松辽油田不关李四光什么事，何长工仍然把大庆油田的发现，把地质部在石油普查中所取得的成绩归功于李四光和他的地质力学，用何长工的话来说，“人家是一个大地质科学家，又创造地质力学，说了谁不信呢！”[23]

事实上，尽管石油部余秋里部长说，“什么李四光，什么地质力学，球，找到油田就是（地质力）学”^①，但他终究没有能够把发现大庆油田的功劳记在石油部一家的头上。这，或许不能不说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何长工用的一招“妙棋”吧，然而它却歪曲了大庆油田的发现真相！

 

七  结论

 

1. 李四光1930年代在《中国地质学》中首次指出了在华北平原下可能有石油。但并没有说整个新华夏沉降带有油。

2. 李四光1954年的《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是1955年前对中国石油远景所做的最全面的预测之一，是石油普查战略选区的依据之一。但此文是“从一般地质构造观点”和石油地质的理论出发的，其中没有地质力学的分析，没有“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的说法。李四光“亲自改正补充”后的文本证明，“总局调查报告”及其他文章中所有所谓“摘自当时记录”的话李四光根本就没有讲过。

3. 李四光1933年的《东亚构造格架》根本没有提到石油问题，家喻户晓的《地质之光》中所谓在《东亚构造格架》中指出了“新华夏体系的沉降带，既生油，又储油”的说法完全是凭空捏造的。

4. 谢家荣1954年的《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论述了“中国肯定是有油的，并且其储量一定是相当丰富的”，“可以推测它的分布是很广泛的”，“内陆相沉积的本身也能生油”，将中国的含油气区域划分为三大类20个区，是1955年前对中国石油远景区最为全面和详细的预测，为石油普查的战略选区指明了方向，是石油普查战略选区的主要依据。其中关于“华北平原，华东平原及松辽平原中都曾发现有若干油、气苗，虽然，有些还未证实，但因这些地区，距海较近，在第三纪或中生代是否有海水侵入，造成海相地层，深伏在在现代冲积层之下，这与石油关系重大，值得格外注意。鉴于世界各国第三纪白垩纪海相地层中油产的丰富，我们自不能不想到在这些广大平原下有发现大量油气矿床的希望”的论述是部署华北平原，华东平原及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的真正依据。

5. 1950年代的石油普查战略选区主要是在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上，在黄汲清、谢家荣的主持下，经过集体讨论决定的。

6. 阮维周、翁文波、谢家荣、孙健初、袁复礼、潘钟详、王嘉荫、李四光等中国地质学家和以A. A. 特拉菲穆克教授为首的苏联专家组关于松辽平原含油远景的论述是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得以提出的理论依据，其中以谢家荣的论述最多、最为深刻。提到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的提出，只提李四光“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的报告，忽视其他许多地质学家的论述，是极不公正的，是有悖历史事实的。所谓“最早提出在松辽平原找石油，是1954年，李四光部长在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的一个报告，叫做‘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中提出来的”的说法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7. 松辽平原（或松辽盆地）是谢家荣从含油气远景的角度命名的，并于1953年6月见诸正式出版物。在第一次全国石油普查会议前夕，谢家荣和黄汲清认为必须在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进行普查。

8. 经李四光批准的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决议没有将松辽平原列入工作区。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项目是由谢家荣和黄汲清先生“一道”在第一次全国石油普查会议之后“专门提出”来，“并坚持当年布置普查勘探工作”的。黄汲清先生授意苏云山收集资料、起草了“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任务书”并作了修改，谢家荣“亲自起草”了“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的工作方法”。

9. 松辽平原石油踏勘组按照谢家荣和黄汲清先生的意见制定的踏勘方案进行工作的结果，对松辽平原的含油远景做出了肯定的评价，建议进一步开展油气普查和物探工作。李四光1956年2月致陈云的信中关于1956年的石油工作部署没有提及松辽平原；1956年2月举行的第二次石油普查会议决定组成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大队，开展全平原的石油普查工作。李四光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10. 黄汲清先生关于“所谓用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找到大庆等油田”“不符事实”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李四光本人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和普查项目的提出没有多大的关系。

11. 没有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项目，就没有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而没有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就没有大庆油田的发现。谢家荣、黄汲清是发现大庆油田的地质科学工作中最大的功臣。多少年来，说到大庆油田的发现都只提李四光，或者也提到黄汲清，却很少提到谢家荣。这是歪曲历史的本末倒置。

12. 地质部党组为了要证明地质部对大庆油田的发现是有功的，搬出了李四光及其地质力学来顶替真正对大庆油田的发现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谢家荣和黄汲清，制造了李四光依据地质力学理论分析“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有利于石油生成”，又“为石油的聚集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地质部几年来的石油地质工作就是按照李四光同志的意见布置进行的”等不符实际的说法。这种“顶替”虽然为地质部争到了在大庆油田发现中应有的功绩，但它不是真实的历史。

总之，所谓“地质力学理论是部署全国油气资源普查勘探的理论基础”，所谓“地质部按照李四光‘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的指示部署石油工作”，所谓“用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找到大庆等油田”，这种歪曲历史的说法应当抛弃了。

为了对已经逝去的英灵有公正的评价，也为了中国科技事业未来的健康发展，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致谢  作者谨向中国地质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的有关同志表示深切的谢意，他们或者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或者为本文的修改提供了宝贵的意见。作者还要特别感谢中央档案馆利用部、国土资源部档案阅览室、中国地质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的有关同志，他们为我查阅有关档案和资料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

 

                                            2010年4月初稿于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2010年10月改于北京百万庄

 

 

图1.李四光《中国地质学》中关于华北平原下可能有油的论述

图2. 中央档案馆所存“当时记录人李部长的秘书段万倜”手写的、有段万倜加注的 “经李部长亲自改正补充”的《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文本的复印件的扫描件

图 3  谢家荣著《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1954年6月《石油地质》第12期，20-21页）

图4 谢家荣1955年4月12日日记    

图5 谢家荣1955年11月24日日记    

图6 谢家荣1955年12月21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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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立生，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研究员。

[①] 油办（1978）字第102号文，见中央档案馆，全宗号196，目录号27，案卷号14，序号2。

[②] 油办（1978）字第102号文，见中央档案馆，全宗号196，目录号27，案卷号14，序号2。

[③] 油办（1978）字第102号文，见中央档案馆，全宗号196，目录号27，案卷号14，序号2。

[④] 油办（1978）字第102号文，见中央档案馆，全宗号196，目录号27，案卷号14，序号2。

[⑤] 张立生2006；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第17届年会（2005年）论文。

[⑥] 松辽油田发现的历史过程，存中央档案馆，全宗号196，目录号4，案卷号0038，序号1（与《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属同一编号，附在其后面）。

[⑦] 《石油地质》是1950年代由中央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编印的一种不定期连续刊物。依据刊物本身的记载，其第10－11期合刊的出版时间为1954年5月1日，第13期的出版时间为1954年8月，第15期于1954年12月15日出版，第17期的出版时间为1955年1月30日，但第12和16期上却没有注明具体日期，按照前述各期的出版时间和第16期刊登的预计1955年1月出版书刊的广告推测，第12期的出版时间应为1954年6或7月，第16期的出版时间大约为1954年底。

[⑧] 油办（1978）字第102号文，见中央档案馆，全宗号196，目录号27，案卷号14，序号2。

[⑨] 谢家荣. 石油及天然气矿床的普查. 见中央档案馆，全宗号196，目录号4，案卷号0260，序号7。

[⑩]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议”和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关于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的报告”。存中央档案馆，全宗号196，目录号4，案卷号0260，序号2和3。

[11] 油办（1978）字第102号文，见中央档案馆，全宗号196，目录号27，案卷号14，序号2。

[12] 谢家荣. 石油及天然气矿床的普查. 见中央档案馆，全宗号196，目录号4，案卷号0260，序号7。

[13] 油办（1978）字第102号文，见中央档案馆，全宗号196，目录号27，案卷号14，序号2。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议，见中央档案馆，全宗号196，目录号4，案卷号0260，序号2。

[15] 油办（1978）字第102号文，见中央档案馆，全宗号196，目录号27，案卷号14，序号2。

[16] 松辽油田发现的历史过程，见中央档案馆，全宗号196，目录号4，案卷号0038，序号1。

[17] 油办（1978）字第102号文，见中央档案馆，全宗号196，目录号27，案卷号14，序号2。

[18] 张立生，李学通，潘云唐，2006，谢家荣年谱。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院史资料与研究，第3期（总第93期）。

[19] 张立生，李学通，潘云唐，2006，谢家荣年谱。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院史资料与研究，第3期（总第93期）。

[20] 石油普查工作中的若干重要问题，中央档案馆，全宗号196，目录号5，案卷号0290，序号4。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第二次石油普查工作工作会议决议。中央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96，目录号5，案卷号0290，序号1。

[22] 中央档案馆，全宗号196，目录号27，案卷号14，序号7。

[23] 原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委、办公室副主任李奔1995年8月12日致×××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