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由来：传播研究国际化的趋势和压力

研究的国际化问题近年来受到持续关注和讨论。这些关注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就我所知，这种关注的内在逻辑至少有这么两种：一是全球化大趋势下，学术研究自然也要全球化或者国际化；二是科学无国界，因此，学术研究本质上应该是国际化的。无论是学者个人、学院、高校还是整个学界，不管是否愿意，在科研绩效自评和他评中，研究的国际化程度往往是一个或一类重要指标。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播研究国际化自然也是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对于年轻一辈的传播学者，研究的国际化程度似乎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关于传播研究国际化的必要性，祝建华（2002）早在1993年在台北举行的第一届《中文传播学术研讨会》上作过阐述：

传播研究的中国化只是问题的一半，另一半是中国传播研究的国际化。如果闭门造车、缺乏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中国传播研究的水平难以提高，更谈不上弘扬中华四千年丰富的传播文化遗产。（第157-158页）

事隔多年，祝建化（2002）注意到，不知不觉间，中国传播研究国际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事关个人或机构的生存、荣辱的实际问题”（第159页），其特征之一，便是“从台湾到大陆，部分重点院校开始强调SSCI的期刊”(第158-159页)。

最近几年，随着出国攻读新闻传播学方向博士学位的学生的增加，以及毕业以后进入国际传播学界的华人传播学者的数量的增加，在一些重要的国际传播学年会上，华人传播学者也成为一群活跃的群体。不仅如此，很多取得博士学位的学生毕业后或者在国外找到教席后，也非常关注国内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积极参加国内举办的有关学术会议，或者和国内的老师朋友进行科研合作；更有不少学者持国外著名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博士学位回国求职。另外，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近年来也加大了对国内教研骨干到国际一流大学进行访问培训的支持力度，使得每年有一大批国内学者、包括新闻传播学科的学者，到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新闻传播学院进行访学培训。这些，都大大增加了人们对传播研究国际化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对于年轻一辈的本土传播学者来说，很多时候——诸如有国际学者参加的学术交流，或者查找研读英文学术期刊时——研究国际化方面的压力，是实实在在的。

二、传播研究国际化程度的评估问题

本文讨论传播研究的国际化问题，主要是从个人层面而言的，即讨论个人学术研究的国际化程度。另外，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也不涉及对传播研究国际化的伦理判断，即传播研究是否应该国际化的问题。

何谓“传播研究国际化”？祝建华（2002，第161页）给出了一个非常简洁、清晰的操作定义：其研究结果在国际核心期刊上发表的频率。在谈到为什么只考虑核心期刊而不包括其他期刊、书籍以及其他出版物时，他解释道：

其他期刊数量太多、难以穷尽；而且质量参差、难以比较。书籍大部分是非匿名审查的，出版的主要标准往往是市场因素而非学术价值。（第161页）

严格说来，以在“国际核心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作为一个学者的研究国际化程度，还需要进一步对何谓“国际核心期刊”加以界定。通常，一个相关的概念是一些广被认可和引用的引文索引所收录的期刊，在社会科学领域，最常见的就是SSCI和AHCI收录期刊了。[1]对传播学研究而言，又以SSCI收录期刊最为常用和重要。根据2006年的SSCI的期刊名单，新闻传播学科共有44份期刊名列其中，其中最多的是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类期刊，其次是文化研究、语言与传播以及跨学科类期刊。[2]

这样的界定似乎无可厚非，其基本尺度广被认可。在自然科学研究中，SCI收录期刊也是广被认可的一种衡量指标。例如，在《什么是最具影响优秀国际学术论文？》的博文中，分子科学家王鸿飞（2007）[3]提出了几个判断何谓最具影响国际优秀学术论文的简单标准：

（1）       发表在国际期刊的英文论文，最好是SCI论文；

（2）       在较短时间内被引次数较多；

（3）       国际引用起码超过50%，或者超过60%或70%；

（4）       平均每年被引次数超过期刊影响因子。

这里，第一条就是对论文发表的期刊的界定，包括互相关联的三个关键词：国际期刊、英文、SCI收录期刊。所谓“国际期刊”，其“国际化”的操作性定义指标，包括“论文质量的国际化、作者的国际化、读者的国际化、出版语言的国际化、编委构成的国际化、审稿的国际化、编排格式的国际化、编辑标准的国际化、编辑管理的国际化，以及印刷质量的国际化和入选检索系统的国际化等”，以及“引文国际化”（朱大明，2007）。中文科技期刊的国际化正是近年来我国科技界的努力目标之一。应该指出的是，国际期刊理论上并不一定要是英文期刊和国外期刊，其他语种、包括中文期刊，都可以成为国际期刊。但从客观情况来看，在大多数学科中，比较重要的国际期刊，以英文期刊为多。例如，从最新情况看，SCI虽然收录国内期刊73种，说明国内期刊也能成为“国际期刊”，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英文版。[4]在传播研究领域，从国际范围看，比较重要的高水平国际性学术期刊，则大多是英文期刊。

这样的标准，用来分析不同国家间传播研究的国际化程度差异情况（祝建华，2002），或者分析我国理工科研究中的研究国际化情况，都没有问题。[5]但是，以在“SSCI收录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作为衡量国内学者新闻传播研究的国际化程度，则似乎值得商榷，至少在现阶段如此。这是因为我们在设计一个测量工具时，必须考虑到工具的“分辨力”。

所谓分辨力，就是指测量工具把存在于测量对象中的某方面的情况差异能够合理、清晰、充分的加以呈现和区别的能力。例如，某门课的教师所设计的期末考卷，最好的情况，是能够把他所教学生对本课程的掌握情况的差别充分呈现出来。具体来说，就是学生的考分，应该呈现一个合理的分布，具体体现为考分均值和标准偏差两个统计指标上。即使学生之间本来差别不大，但作为一个理想的测量工具，也应该对这种小范围的差别比较“敏感”，把哪怕细微的差别也能测量出来，这样才能达到区分优劣加以考核的目的。在社会科学研究的问卷设计中，一个重要的检查内容就是计算各个题目的分辨力，一般的原则是，“删去分辨力不高的题目，保留分辨力较高的题目”（袁方，1997，301页）。

那么用“SSCI收录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这一指标来衡量国内传播学者的研究国际化程度的分辨力如何呢？笔者暂时未能找到或者统计国内传播学者近年来在SSCI收录的44种新闻传播学期刊上的发文精确数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个数量很少，涉及的传播学者也很少。笔者1999年在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攻读博士期间，曾协助导师做过一个内容分析研究，统计1990～1998期间在我们选定的9本重要新闻传播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文章的情况，内容分析编码项目涉及到研究主题、研究方法趋向、具体研究方法、样本大小、是否随机抽样、是否多作者等等，另外还特别统计了论文作者的国籍。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我所统计的几百篇英文论文中，来自中国大陆学者的论文只有一篇，是甘惜分老师的一篇中文论文的英文翻译，译者正好是我的导师朱立教授。当然这是10年前的情况。10年后的今天，情况如何呢？根据我对英文文献的阅读印象，情况改观也不大。当然近年来华人传播学者发表的SSCI收录文章越来越多，但这些华人学者在发表这些论文时，其身份却多是作为海外学术机构的员工，而非国内教研机构人员之身份的。[6]

由此可见，如果以“SSCI收录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为指标来衡量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程度的整体情况，其结果是有意义的，即能够让我们清晰的看出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整体而言国际化程度很低。这里所比较的，是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差异情况。但用这个指标来衡量国内新闻传播学者之间的研究国际化差异，则显然缺乏指标分辨力。其根本的问题是，我们选择“SSCI收录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这个指标要求较高，以至于国内传播学者之间的研究国际化差异情况通过这个指标显现不出来。但显然，显现不出来并不等于差异不存在。

笔者在2004年曾就海归传播学者的研究策略问题做过一个探索性研究，通过对10位海归学者的访谈，了解他们归国从事教研工作后的工作情况。其中我们特别问到他们回国后是否在国际新闻传播学期刊上发表过英文论文。在接受访问的10位海归传播学者中，大部分回答说回来后未能在英文期刊上发表论文，但有部分学者发表过英文会议论文或有关英文编著中参与章节写作。（金兼斌，王珊珊，2005）

因此，我们觉得，在现阶段，国内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可以说基本上处于研究国际化的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国内传播学者和国外同行的交流已经大大增加，但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学术发表方面，仍以会议论文、书稿章节和非SSCI期刊论文为主。根据笔者的估计，即使是重要国际会议论文或者英文书稿章节、非SSCI期刊论文，每年国内传播学者发表的数量也十分有限，可能不会达到三位数。因此，我们建议在现阶段，不妨以学者在匿名评审的国际会议、期刊上发表论文数作为其研究国际化程度的衡量指标较为合适。以这样的指标来评判国内传播学者的研究国际化程度，既能够把各种非学术性英文写作排除在统计范围之外，又能具有足够的分辨力。当然，类似于不同期刊有其影响因子；不同的国际会议论文、非SSCI期刊论文，其重要性也可能不同，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不同的加权因子。

以上述指标来衡量国内传播学者个人的研究国际化程度的一个意义是，一般而言，有能力在一些新闻传播重要国际会议——如ICA， NCA， AEJMC等新闻传播学会的年会——上发表论文，往往也意味着其具备在较好的英文期刊发表论文的潜力，因为上述传播学会议一般的投稿录用率并不高，发表竞争激烈，且是实行同行匿名评审的。因此，把“SSCI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降为“在同行匿名评审的新闻传播学重要国际会议上或者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作为衡量现阶段国内传播学者的研究国际化程度，应该还是比较合适的。

三、传播研究国际化的途径和困境

传播研究国际化虽然是大势所趋，但是对于本土传播学者而言，其挑战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每个人宜根据自己的情况，在这方面进行相应的定位和策略选择。

这里所谓的本土传播学者，是指在中国大陆地区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中从事教研的传播学者。在2004年1月于上海天鹅宾馆召开的“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暨CAC/CCA中华传播学术研讨会”上，时任中华传播学会（CCA）会长的祝建华老师曾在题为《如何在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专题工作坊主讲[7]，阐述他自己在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担任编辑和阅评论文的感想和体会。此后几年祝老师又在国内多个场合就此话题有过论述，希望对本土传播学者的研究国际化有所启迪和帮助。祝老师认为，传播研究国际化有三大要素：理论，研究方法，英语写作能力。“一篇高质量的论文要在理论上有建树，研究方法正确，才能进入国际传播研究的主流，而英语只是工具，并不是重点所在。”[8]

理论化、研究方法、英文写作能力，的确构成了在国际英文期刊或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的三个主要影响因素。关于理论化问题，祝建华（2001）在回顾自己二十年受众研究心得时，特别强调， “（传播研究）科学化的必要条件是理论化”（第69页）。而理论的关键又在于其“科学性”，并引两位传播学权威Steven Chaffee 和Charles Berger (1987) 在《传播科学手册》中列出的评估理论科学性之七项标准作为操作性定义。他说：

正是由于这些评判标准的作用(主要通过学术刊物的匿名审阅制度而加以执行及推广) , 使得海外传播学的受众、媒介效果研究中各实证学派之间, 无论其出发点或结论是否相同, 因享有可比的概念与命题而使前后研究有继承性、积累性。（祝建华，2001，第70页）

简言之，科学研究的特点——系统性和累积性——要求研究必须重视理论性。研究的理论性是把我们的研究成果融入到学科知识体系的必要前提。

研究方法的主要作用，在于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研究的公开性、客观性、经验性的要求（维曼，多米尼克著，金兼斌等译，2005）。我曾在一篇论述传播研究范式的文章（金兼斌，1999）中提到，国内的传播研究，在发展起步阶段，宜“先规范，后特色”，即重视研究方法上和国际接轨，然后才根据本土化研究课题的特点，加以灵活应用和方法创新。从一个学者的学术成长而言，研究方法的训练则意义尤其突出。祝建华（2001）就自己的学术成长过程回忆道：

这些课程（6门研究方法和统计课——作者注）对我日后的教学和研究自然大有益处。然而, 我认为自己最大的收获在于理论的训练。简言之, 讲究研究方法的严密和统计分析的深入, 使得我的研究能够避免空泛、走向精确化。(第69页)

我们觉得，就像学习书法总是从临摹入手才可能走向“自成一家”的书写风格一样，进行传播研究，从规范的方法训练入手，从一个学者的长远学术生涯看，也许是最经济、高效、聪明的选择，这种训练能够给学者今后的学术生涯带来很大的自由度。

英文写作能力则是很多本土传播学者在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时常常切身感受到的一个“软肋”。尽管祝老师说英语只是交流工具，并不是重点所在，但不可否认，在学术出版的世界里，语言霸权也是无处不在的。英文写作能力对于学术出版当然并非充分条件，却是一个必要条件。

综合而言，研究的理论化、研究方法的规范和启发性、良好的英文写作能力，构成了一个本土传播学者研究国际化的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或者必要条件。所谓必要条件，就是这三方面的条件只有同时具备或满足，研究成果的国际发表才有可能。因此，学者们如果有志于自己研究的国际化，也需要至少从上述三个方面加以努力，尽量扬长而补短。

上述三个方面，理论训练和方法训练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多位浸淫中西学界多年的华人传播学者都强调，传播研究国际化的根本途径在于研究的理论化（祝建华，2002；陈韬文，2002）；而研究的理论化则需要以扎实的研究方法训练为前提，否则研究的科学性、理论性将无从谈起。从研究方法训练的途径而言，笔者以为最高效的方法训练是系统的上一些研究方法类课程，从研究设计到数据分析技术各个方面进行一些知识和技能储备。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不少传播学者，包括青年传播学者，在其求学生涯包括攻读博士期间，却并未真正系统的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很多传播学者在学术写作和发表上的出色表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们自身的悟性和勤奋。若借以研究方法方面的系统训练，是可以有更大成绩的。

求学时代错过了修读研究方法类的课程怎么办？方法当然是加以知识补习。近年来，一批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海外华人传播学者纷纷在其学术休假或者利用其他机会，回到内地举办各种研究方法讲习班和系列讲座，有效的提高了一大批青年传播学者的研究素养。例如，祝建华老师自2004年开始，每年暑期举办传播研究方法讲习班；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近年来也都举办了类似的系列讲座。

除了参加这类讲习班，有条件的教师，完全可以利用身处高校这一有利条件，在自己大学或者周围大学每学期开设的各类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技术——特别是统计分析——方面的课程中，有计划的选择一些进行学习听讲。当然对于一个全时工作的教师而言，要想像学生一样参加研究方法课程的各个环节的学习，挑战是很大的，因此需要有决心和毅力。

另外，互联网也为有志于在研究方法方面进行自修的老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网上业已存在大量优质的研究方法培训、讲习、辅导方面的专题网站或博客、论坛，例如祝建华老师开设的“竹家庄”（http://zjz06.spaces.live.com ）。

总的来说，理论训练、方法训练和英语写作能力，这三方面的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都非朝夕之功所能竟，因此，需要学者们有持续不断的自我督促意识和奋进心态。这个过程是如此的具有挑战性，以至于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往往很难坚持下来达到我们所早先设定的目标。对于一个教师而言，日常的教学和科研压力——包括各种急功近利的委托研究——常常意味着更为紧急和优先的考虑和时间安排。另外，由于不同的老师原有的基础不同——例如不同年龄、不同求学背景的老师之间——因此，无论是理论训练、方法训练还是英文写作训练，他们所面临的难度和挑战都不一样。

四、传播研究国际化的前景

从前面的途径和困境分析可以看到，的确，传播研究的国际化无需被所有传播学者作为目标。一个传播学者对社会、对学术的贡献有很多方式和途径，国际化只是其中的一种选择。不同的学者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而同一个学者也可以同时有多个选择，比如国际化和本土化并重。

从客观情况看，最有可能在传播研究国际化方面有所作为的是年轻一辈新闻传播学者，尤其是那些海归学者、准海归学者和国内自己培养但具有自觉的国际化研究视野的博士毕业生，这些中青年教师大致上具有一些共同点：博士毕业，相对而言受过比较多、比较系统的研究方法训练，具有相对较好的英语读写水平。其中，对于不少海归传播学者而言，英语读写方面的优势尤其突出。他们是一批具有研究国际化潜力的传播学者。正如本文开头所分析的，这样的传播学者，整体上将越来越多，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国内的传播学者中比例将不断提高。这里我想重点分析一下海归和准海归学者的研究国际化问题。因为从现状和发展看，今后加入新闻传播教研行业的学者，都将有更多的机会出国深造或者访学，他们大多具备成为“海归”或者“准海归”的可能性。

在那篇讨论海归传播学者的研究策略选择的文章中（金兼斌，王珊珊，2005），我们曾经特别关注一个现象，即一度已经研究国际化的海归学者，在回国后，其学术研究的路子和风格有被本土学风所同化的趋势。在当时，这是一个基于有限观察的假设。通过访谈，我们的确发现了这个现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具体体现在一些海归学者的研究策略选择，如为了尽快晋升职称，放弃发表难度很大但考评上并不特别加以鼓励的英文期刊论文写作，而改为以中文写作“先拼数量”的策略。显然，学术考评或奖惩政策对于那些可以在英文写作和中文写作之间加以选择的传播学者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

祝建华（2002）曾经比较了个人学术训练与机构奖惩体制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传播研究国际化的相对影响大小。根据这项研究，个人学术训练和机构奖惩体制均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传播研究国际化都有影响；但比较而言，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影响更为显著。

国内的传播研究，机构层面对研究国际化的奖惩体制总体而言尚未建立，虽然在自然科学诸多学科中，这种奖惩体制早已实施多年。究其原因无非就是两条：一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主流学者或者话语权拥有者，大多并未具有研究国际化的经验，因此，孕育于他们自身研究实践基础上的学术奖惩措辞，不可能在导向上有意识的追求和国际接轨；二是从现状看，各个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研究的国际化程度还很低，因此这个问题也没有受到大家的重视。

笔者所在的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从教师的教育背景看，海归和准海归等有国际化教育和训练背景的比例很高。但即使有这样的“先天优势”，过去几年学院教师却鲜有SSCI收录期刊的论文发表。同事中有一些回国前在国外博士读博士或者毕业执教时，曾经发表过SSCI论文。但一旦归国，四五年过去，却是连一篇SSCI论文也没有发表，相反发表了许多中文论文、报刊文章，出版、翻译了一系列的书稿。学院老师当然也有不少英文论文，但以会议论文和书稿章节为主。这似乎印证了我们几年前有关海归学者被本土学风“二次同化”的猜测。而本土学风是和国内特别是学者所在机构对研究国际化的奖惩导向密切相关的。

香港大学商学院战略与国际商务学副教授许德音博士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访问时谈到“海归战略的两难选择”问题，对上述现象在管理学界的表现有类似的观察和解释（许德音，2007）：

在我看来，“海归”们的最大挑战，是在学术研究上的战略选择问题。我把一个人的学术研究方向，及其相应的核心能力，放在一条由“国际化”到“本土化”的维度上。一个以从事学术事业为目标的“海归”学者，在时间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必须作出一个两难的抉择：是让自己的研究与国际学术界高度接轨，完全不松懈这方面的能力训练，以保持自己的国际“可流动性”，还是从事与中国特色有关，对中国企业实践有实际意义的研究，并且培养只能适用于本土的能力。一个“政治正确”的回答应该是这两者并无矛盾，可以同时实现。但这可能是说易行难的一相情愿。

如果把上述“对中国企业实践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换成“对中国新闻传播实践有实际意义的研究”，则许德音对海归学者研究策略选择上的困境的描述，完全也适用于本土传播学者。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借用的一个具有经济学含义的概念“可流动性”。根据许德音的观察和亲身体会，研究国际化是一个学者具有“国际流动性”的必要前提。换言之，一个具有研究国际化能力或潜力的学者，如果想要保持自己的“可流动性”，意味着“他们必须从事有价值的、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研究工作”。而这常常意味着他的研究课题不能够太“本土化”。但关键是，我们该如何看待那些不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本土化”研究的价值？因此，问题讨论至此，又面临对“研究国际化”的价值判断问题。这虽然不是本文的重点，但我们的基本看法是：第一，研究本土化和研究国际化并不必然矛盾；第二，研究国际化应该能够对本土化研究的质量带来正面的、积极的影响。

这里，我们看到，对于一个本土传播学者而言，不管其是否具有研究国际化的潜力，从研究实践上看，是否走研究国际化的道路，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取决于学者本人对诸多因素的综合考量。从经验上看，很多本土学者，包括一些海归学者，其研究国际化的实现——体现为在国际英文期刊和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是通过和海外的学者合作来实现的。这些海外学者，有些是他们以前的导师或者同学，有些则是通过学术交流建立起来的海外合作关系。这是一种很有效的研究国际化策略。另外，一些在国际传播学界比较活跃的学者，有时也会组织一些专题论文，集结在一些重要的学术期刊上以专辑的形式发表。这也增加了本土学者发表英文期刊论文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本土传播学者的研究能否国际化，特别是海归学者在归国后研究能不能够保持原先的研究国际化程度，是有很大的变数的。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本土传播学者的研究国际化程度，总体上将会越来越高；但对应到具体的传播学者，这种前景又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