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实事求是精神的光辉楷模——读《武开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的前夕，我阅读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武开章》一书。

武开章先生是老资格的革命家。1905年，武开章出生在陕西省葭县（因葭字生僻，现已改为佳县）农村的一个富裕家庭。1925年，他受著名教育家杜斌丞和中共早期领导人魏野畴的影响，与刘志丹等人在陕西榆林中学成为陕北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他在当地发动群众、领导学潮，与地方军阀作斗争。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他参与领导创建了神（木）府（谷）革命根据地。1939年，他出任中共神府分委书记兼第一河防司令部政委。1942年任中共西北局秘书处处长。1949年任西北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他任自治区第二副书记、监委书记兼组织部长。1959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撤职。1965年降职到山东，任农业厅副厅长等职。1979年，在他74岁高龄之时，中共中央批准为他平反，任命他为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为山东省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作出重要贡献。1986年，武开章先生在济南逝世。

武开章先生的一生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同命运。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见证了它们的成功和失败，光荣和曲折。

作为一个家境富裕的知识分子，武开章先生参加共产党是为了救国救民、为了实现他的理想。实际上，大多数中共早期成员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人只有生活基本上得到保证而且有了足够的知识积累，才可能真正思考国家的事情、民族的前途。他们早期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是发动群众、教育人们，争取社会进步。只是在统治者把他们迫害得走投无路时才被迫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斗争。他们的心中只装着祖国、装着人们、装着自己的理想。武开章先生的一生就是为着他的信仰、他的理想而不懈地努力奋斗。

二十年代的中国还处在前现代的社会，统治中国的各个军阀对于不同意见的人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方式，他们是无法无天的。而三十年代初在西北省份的军阀对群众的镇压更是骇人听闻。他们为了抓捕武开章先生，不惜残害了他完全无辜的七位家人。武开章家主事的大哥是一位老老实实的“守法公民”，但是却被残酷杀害，其头颅被悬挂在葭县的城头。这种残害无辜百姓的血腥统治只能激起人们更强烈的反抗。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解决中国的问题，无论的革命斗争还是经济建设，都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那种不顾实际情况，片面冒进的左倾思想，曾经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过无可估量的灾难。正如习仲勋先生所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凡是重大的失误，主要都是因为“左”的思想在干扰，“左”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沉痛的历史经验不但我们这辈需要牢记，还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铭记啊！（《武开章》，3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以下页码均为该书）武开章先生正是由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一生中三次受到左倾路线的严重迫害。

土地革命时期，陕北的神（木）府（谷）革命根据地是一块较小的独立的革命根据地，武开章担任那里的主要革命武装陕北红军第三团的党总支书记，在反围剿的斗争中，由于反对当时中共陕西特委的特派员的“左”倾冒险政策，武开章不但被剥夺了领导权，而且被污蔑为“地主阶级出身，以后必定背叛革命”，从而被赶出革命队伍，要求回老家。须知，当地军阀早就以3000大洋在悬赏武开章的头颅，被赶出队伍就等于把他置于死地，所以，那些自以为革命的左倾领导正是那些军阀的好帮手。被迫离开部队的武开章只有单独跑到更加偏僻的山区，找到他过去曾经发展的革命战士，用一支步枪坚持斗争，并扩大了影响，后来遇到了因反围剿失败的转战到那里的部队，才回到了部队。在武开章的参与领导下，他们终于在艰苦的斗争中恢复了第三团的编制和神府革命根据地。

武开章第二次受到左倾路线打击迫害是在50年代。当时武开章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副书记（第一副书记兼自治区主席为赛福鼎·艾则孜，主要负责人为书记王恩茂）。1958年，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运动。当时，自治区原计划当年的钢和生铁的产量分别为1.5万吨和2.5万吨，在北戴河会议之后的8月份，却要求提高到3万吨和5万吨。武开章认为当初的计划已经是冒进的了，绝不可以再翻一番。看到粮食在地里不能收获，却在滥砍树木炼出“烧结铁”，武开章发表了《在抓紧大炼钢铁的同时，不要放松农业生产》的讲话。当新疆的当年粮食估产从24亿公斤，一下子要提高到36亿公斤时，他完全不相信这些数字。他在会议上提出，当年新疆农业生产指标增长决不能超出百分之十。但是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认为是与主要领导人也即与党唱对台戏。于是，到了第二年，武开章就成为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新疆反党宗派集团”的头子。1962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小说《刘志丹》问题以后，武开章又成了“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在新疆的“埋下的钉子”和“成员”。

在降职到山东任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后，武开章先生仍然赤心不改，利用他多年管理农业的领导经验，为山东农业发展服务。他率领工作组到鲁北农业县惠民深入调查研究，帮助指导、发展农村经济。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反派对他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六十多岁的他被挂上了“三反分子”的牌子揪斗。在造反派要夺取农办“党政财文”大权之时，他断然拒绝在“夺权”的所谓“紧急通告”上签字，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大义凌然，从而被造反派推倒在地、以拳脚相加。但是，新疆的前主要负责人还是指证他是“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分子，是彭、高、习伸向新疆的黑手，是反毛主席、反三面红旗、反社会主义分子”（288页）。有了这样的帽子，武开章先生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但就是在这样困难的处境下，武开章先生仍然实事求是，绝不诬陷任何一位与他一起革命和工作过的同志。《武开章》一书的“丹心素裹”一节引用了武开章当时被迫为二十多位同志所写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这些同志为革命和建设所作的功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位正直、实事求是的老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被逼迫或被引诱下写出的不实材料，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些说法可以理解，但是，与武开章先生相比，人品和德行的高下就立见分明。正如文天祥《正气歌》所说：“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武开章先生是一位革命家，不过，我更愿意把他视为能够为革命理想而献身的高水平的知识分子，一位道德高尚的智者。他深知“实事求是”是我们做好一切事业的根本。事实上，要做好中国的事情，使得中国人民能够过上好日子，只有从实际出发，一点一点地努力。任何弄虚作假、揠苗助长都只能适得其反。而实事求是的一个基础是无私，是无私地把革命理想放在首位。在很多情况下，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会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时候，一个真正为革命理想而奋斗的革命家的选择，就是不考虑自己的私利，个人的得失，真正做到“苟利国家生死以”，而决不是为了自己的所谓前途而放弃实事求是，跟风随众、弄虚作假。实际上，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和曲折，都在于是否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而能否这样做，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参与制定和执行政策的人们是否真正把工作、把人们的利益放在首位。

武开章先生的坚持实事求是、为了理想无私无畏的精神，今天仍然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学习的光辉楷模。在现在很多学校、很多单位急功近利的考核制度下，真要一丝不苟、认认真真地做好教学工作和踏踏实实地科学研究、不怕坐冷板凳，把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做好，并不是容易做到的。这样做，很有可能会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而真正能够这样做的人，虽然人数会很少，但不论是否能够成功，他们都是我们时代的真正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