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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卢炬甫教授 精选

已有 7692 次阅读 2022-4-2 08:27 |个人分类:我的回忆|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纪念卢炬甫教授

【简介】卢炬甫(1947—2017),天体物理学家,厦门大学天文学系中断八十二年后的重建者,原主任。科学网博主。

卢炬甫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不幸在2017年11月去世,至今已经四年半了。四年多了,一直想写一点纪念他的文字,可是,每当写了几句,便心里难过,停了下来。五十多年来我们相识相知、同甘共苦,实在应当写一点东西,如今又到了清明节,思念老朋友,记下一点昔日往事。

卢炬甫和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同班同学,他比我小两个月,是当年我们班年龄最小的。1964年上大学时,才刚到十七岁。他又高又白,长得很帅气,读书也是最好的。我们学习的专业是放射化学,我们知道那是为国家的原子能事业服务的,当年这是让人引以为荣的事业。入学后不久,我国就试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同学们都非常兴奋。当然,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颗原子弹所需要的铀,就是由我们的系主任杨承宗先生亲自带领科技人员提炼出来的,杨先生给我们做专业介绍的时候也不能说这些。

当时,学校还在北京玉泉路,就是如今中科院大学那个地方。我们都立志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和繁荣富强贡献出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也都认真地学习学校的每一门功课。

可是,我们的学习只进行了不到两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从小就受党的教育又生活在党中央所在地的我们,理所当然地投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之中。当然,我们不会像那些中学生那样莽撞,我们自以为是地考虑起国家“反修防修的伟大事业”,以为我们真的可以也应当为此作出贡献。

我清楚地记得,1966年的8月8日傍晚,卢炬甫和我两个人从中关村回学校,在中关村路上听到了大喇叭里广播的重要新闻。那时候的中关村路很窄,只有中间一小条铺有沥青,两边是土路、白杨树和排水的土沟。我们两个人就停下来,坐在土沟边上仔细聆听了“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就是所谓“十六条”。我们真诚地以为这也是我们必须认真学习的课程。

文化革命是轰轰烈烈了,可是,课堂没有了,没有人可以去读业务书,因为那意味着走“白专道路”。喜欢读书的人总是离不开书,卢炬甫和我都熟读了“雄文四卷”和“甲种本”的上下册。

我们本以为“造反”和批判走资派和“反动路线”也就一年半载的事情,却似乎没完没了。学校里的学生和教师甚至干部都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领导学校的工、军宣队一味“清理阶级队伍”,抓所谓“有问题”的学生和教师,以及带领我们学生进行忆苦思甜和读报学社论。

1968年,卢炬甫找我和另外两位同学秘密地成立了一个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小组。主持学习、制定制度和学习内容的都是卢炬甫。 我们在一起学习的主要还是与自然科学有点关系的著作,例如《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虽然没有学习得很好,但是多少还是知道了一点。

我们在中科大的学生时代的最后几个月是悲惨的。1970年初,科大搬到安庆,全校就给了安庆西郊马山上党校的一座三层小楼房,师生们就住附近中学或工厂的地上。学校的存亡引起了全校师生的担心,大家反对这样的对学校极不负责的做法。为此,科大的师生受到了极左路线的无情打击。两个年级的一千多个学生和部分教师被分散到马鞍山、淮南等六个城市数十个工矿的“工人阶级汪洋大海”之中。举办各个层次的“学习班”对有关人员进行重点批判,哪一个班级都有五六个以上的学生被批判。我们专业被安排在马鞍山的一个铁矿。

如今的人大概很难理解那时候被批判是什么意思,即使是那时候的过来人,没有经历过被隔离或被大家围在中间听周围一片“某某必须老实交代”、“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吼声的,恐怕也难以体会其中的味道。不幸,我和卢炬甫都有了这样的体验。

不过,正在经历“运动”苦难的科大学生,突然等来了国家让我们学生毕业分配的文件。于是,我们迅速被解放,并毕业分配了。我们灰溜溜地匆匆忙忙迅速逃离了马鞍山。

我被分配到辽宁抚顺的一个煤矿中学。卢炬甫则又经过一年艰苦的军垦农场劳动后,被分配到湖北十堰的一个中学。当时,十堰才刚刚建市,一切都与农村没有多大差别。他居住在一间芦席平房里,常常停电停水。停电时,他就在用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下读书。

1972年,寒冬里有了一丝春意,邓小平同志复出,教育部门也出现后来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做法。第二年春节以后,卢炬甫特意从湖北来到苏州我家,我们又一起去上海,看望多年来一直在一起奋斗又同样受难的黄振荣同学。好朋友们在一起,看到了一丝希望,大家表示要在各自的地方努力。IMG_20220331_204616_resized_20220401_083829268.jpg IMG_20220331_204732_resized_20220401_083828873.jpg

不久,卢炬甫来信告诉我,科大已经在64和65年级的学生中,挑选一部分人回到学校继续学习,将来留校充作教师。我们都积极往学校写信,申请到学校去“回炉”。由于在学校的时候,杨承宗先生“下放”到我班,我们有幸结识了先生并受到先生的教诲。我们也向杨先生写了信。杨先生虽然对我比较熟悉,但还是审慎地向有关老师了解我的情况并查找了学习成绩后,向系革委会推荐我和卢炬甫“回炉”,但是都没有成功。他写信安慰我:“‘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请你不要伤心,不要为此烦恼。以后工作、生活上的挫折还多着。……不要迷信上学,更不要迷信科大”。我把这封信主要内容也告诉了卢炬甫。杨先生的这个教导,使我们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能够以乐观的心情去对待,在任何情况下,正确看待形势。

一个多月后,也就是1973年8月,杨先生来信问我并让我询问我的同学是否有人愿意到一个放射化学的工厂去工作,如果愿意,他想向该工厂推荐。我立刻询问了卢炬甫以及其他几位同学。卢炬甫非常兴奋,立刻回信,表示愿意去。但是,这件事情也没有成功。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是全国学科内威望最高的学者,说话也是不管用的。

也是在那年冬天,我在抚顺的中学里因为对学校的工作提意见而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经历过一点风雨的我,决定离开那里,经过一番努力,我去了处在沙漠草原上的一个农场。

卢炬甫对我告诉他的关于草原上“马兰花”的情景非常感兴趣。在恶劣的环境下坚毅成长的马兰花确实给了我们鼓舞和力量。(关于马兰花,见上一篇博文《杂说兰、兰州和“兰天”》)

在那几年里,我们来往的信件,基本上都是叙述自己的情况,相互鼓励。每次都是刚收到信就写下一封,经常有一封信在路上。

就这样,我在农场学习种地,希望种出一点“希望”。卢炬甫在十堰的学校里坚持自学。

文化革命期间,各种学报都停刊了,但是也在1972年,创刊了《物理》,先是季刊,后来成双月刊。经过几年的努力,卢炬甫在当时《物理》上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国家慢慢地开始走上正道。各学校都希望“学非所用”的人“归队”,卢炬甫也希望回到科大。但是,阻力也不小,有人说卢炬甫自学物理,回化学系不对口。最后,写给科大党委书记刘达求助的信件被转到了已经转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刘达手里。刘达同志对科大的人说,这个人科大不要,清华就要了。最后,科大物理系知道了这件事,于是,卢炬甫就去了物理系,走上了学习天体物理的道路。

1978年,国家决定恢复招收研究生,我在到山东大学进行了量子化学专业的研究生复试以后,去合肥看望了回到科大不久的卢炬甫。

一切都在从头开始,到处显得有些乱。我们的心情虽然大好,但是也都感到了从头开始学习的沉重压力。

卢炬甫还带领我去看望了杨承宗先生,先生一如既往地笑着,饶有兴趣地询问我关于草原上的事情。他非常欣赏卢炬甫的才干,但是,当时没有实际人事权力的他还是没有能够把卢炬甫留在化学系。这无奈的阴差阳错却造就了一位卓有成就的天体物理学家。

从1966年到1978年,卢炬甫和我希望继续我们的学习,希望能够从事与科学技术有关的工作,一次次努力都失败了。最后,终于随着国家大局的改变,走上了正道。我们又回到了大学的课堂,继续学习和工作。不过,专业都变化了。

1966年,我们19岁。1978年,我们已经31岁。我们错过了学习能力和创造力最旺盛的年华。这大概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哀吧。

1982年初,卢炬甫到意大利高等科学研究所学习,研究黑洞动力学。1985年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去加拿大女王大学做博士后。1987年回中科大。

卢炬甫在天体物理学方面做出了非常出色的工作,1992年得到了首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那一年,他正好45岁,是得到该奖的年龄上限。

2000年,他到厦门大学工作。1920年代,厦大曾经有过天文学系,但在1930年就停办了。在厦大,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卢炬甫创建了新的颇有实力的生机勃勃的厦大天文学系。

卢炬甫对天文学不但有大量的研究论文,而且写作和翻译了不少有关天文学特别是黑洞的科普著作。这些科普著作,他都寄给我。我对天文学是外行,对于黑洞等天文学领域的了解,多亏了卢炬甫的科普。

卢炬甫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才子。在做学生的时候,就以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诗词闻名。他好旅游,在科学网上所写的一些游记,仅仅是随手写下的博文,水平也决在许多文人的畅销游记之上。

我在退休以后,常常在老同学们的email平台上,写一些东西,与老同学们交流。卢炬甫建议我开博客,写的文章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于是,我才开始在科学网上开博客写文章。

2013年或14年,卢炬甫利用在济南开会的机会,到我家来看我。多年不见,他显得老而消瘦,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我劝他不要太用功了,院士有无都可。他说解释道,之所以一直坚持努力,是为了把厦大天文学系建立好,这是一件大事。他说现在天文学系已经建立,人才也聚集起来了,可以轻松一点了。

记得他刚决定到厦大去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要去厦大?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告诉我,厦门风景好,气候好,退休以后也可以享受。可是,还没有到他退休,他就已经得病了。

2017年8月,他在微信上问我对中医治疗他疾病的看法。看到这条微信,我心里凉透了,知道他的各种治疗方法已经全部失败了。但是,我总幻想他在那里还可能会有别的办法。而我对中医的一贯看法他是知道的,于是就直率地对他说,我怕中医耽误啊。过分的直率是愚蠢的,而我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刻还这样说,真是愚蠢至极了。我应当鼓励他去试试,告诉他会有希望的,至少也有一个心理上的安慰。我没有想到两个多月以后他就离开我们了。我真是愚蠢啊!

我永远怀念我的好朋友卢炬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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